第三章

在1902年夏天，我想应该是1902年，苏珊·B.安东尼访问了曼彻斯特，这次访问是促成我们激进的选举权组织——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的一个原因。在安东尼女士来访期间，我的女儿克丽斯特贝尔对她印象深刻，还为曼彻斯特的报纸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位可敬的改革家的生平和著作。她离开后，克丽斯特贝尔经常提起她，而且总是带着悲伤和愤慨，因为这样一位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在有生之年注定看不到她终生的梦想实现。我女儿说：“想到又一代女性为了争取投票权而耗费生命，真是让人无法忍受。我们决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到这个时候，工党（我仍是其中的一员）已让基尔·哈迪 先生回到了议会，我们决定，行动的第一步是让工党负责制定一项新的选举权议案。在工党最近的一次年度会议上，我提出了一项决议，呼吁党员们指示他们自己的议员提出一项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议案。决议通过了，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妇女协会，要求立即获得选举权，不是通过任何过时的传教士般的方法，而是通过政治行动。

1903年10月，为了组织活动，我邀请一些妇女到我曼彻斯特纳尔逊街的家里。我们投票决定，新协会称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这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它的民主性，另一方面是为了把它的目标定义为政治性的而非宣传性的。我们决心将我们的成员限定为女性，并确保我们绝对不属于任何党派，只满足于在我们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行动，而非空谈，将是我们永远的座右铭。

在我国，妇女选举权事业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过去做过如此出色的教育工作的老领导们现在似乎只满足于虚伪的政客们所表达的同情和遗憾。几乎就在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之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重新认识了这一事实。在我们的议会中，任何议案都没有机会成为法律，除非它被确定为政府议案。非官方议员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议案，但这些议案很少进入二读或讨论阶段。有如此多的时间被用于讨论政府议案，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可以讨论私人议案。每周大约有一天时间用于审议私人议案，正如我们所说，政府为这些议案提供了便利；由于一届会议的时间有限，议员们在议会开幕的那几天开会抽签决定谁有资格参与讨论。只有这些中签的人才有机会对他们的议案说上几句，而且只有这些及早把握机会的人才有希望就他们的议案进行大量的讨论。

现在，那些老派的妇女参政论者早已放弃了达成政府选举权议案的希望，但她们仍然抱着有朝一日非官方议员的议案得到审议的希望。每年议会开幕当天，这个联盟都会派出一个妇女代表团前往下议院，与所谓的友好的议员会面，并探讨妇女选举权事业的立场。这个仪式是非常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滑稽的。女士们发言，议员们也发言。女士们感谢友好的议员的同情，而议员们则再次保证他们认为妇女应获得选举权，一旦有机会就会投赞成票。然后，代表团带着些许悲伤但完全平静地离开了，议员们的生活恢复常态，即支持他们政党的政策。

在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后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仪式，查尔斯·麦克拉伦爵士是主持这次聚会的友好议员，他在从形式上尽职尽责地支持妇女选举权事业。对于如此聪颖、如此忠诚的女性仍未获得选举权，他向代表团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之情，他的许多同僚也是如此。仪式接近尾声了，而我，一个没有被要求发言的人，决定为这个场合补充一些东西。

我突然开口道：“查尔斯·麦克拉伦爵士告诉我们，他的许多同僚都希望妇女选举权事业获得成功。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此时此刻，下议院的议员们正在为进行讨论的一个席位投票。查尔斯·麦克拉伦爵士能否告诉我们，是否有议员准备提出妇女选举权的议案？他能否告诉我们，他和其他议员会承诺为他们如此热烈支持的改革做些什么吗？”

当然，尴尬的查尔斯爵士并不准备告诉我们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代表团在混乱和愤怒中离开了。他们说我是一个不速之客，一个无礼的入侵者。谁让我说话的？我有什么权利插手破坏他们留下的好印象？没有人能讲清我的那些得罪人的言论疏远了多少友好的议员。

我回到曼彻斯特，重新振作精神，继续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开展组织工作。

1904年春天，我参加了独立工党的年度会议，决心尽可能地劝说工党成员准备一份选举权议案，以便在即将召开的议会上提交。虽然我是全国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而且大概算是在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但我知道我的计划会遭到势力强大的少数人的激烈反对，这些人认为工党应该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确保男女都拥有的成人普选权上。当然，从理论上讲，工党不会满足于任何达不到成人普选权的条件，但很明显，在当时这样全面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政府真的把它作为他们的一项议案。此外，虽然下议院绝大多数议员承诺支持一项赋予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选举权的议案，但能否指望大多数人支持一项赋予成人选举权的议案，即便这里的选举权是赋予男性的，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项议案，即便是政府的议案，也很可能难以通过。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全国行政委员会决定接受由潘克赫斯特博士起草的最初的《妇女选举权议案》，并于1870年在下议院进行二读。委员会的决定得到了会议压倒性多数的赞成。

人们如此热切期盼的新一届议会于1905年2月13日召开。我和女儿西尔维亚一起从曼彻斯特出发，她当时是南肯辛顿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下议院的“陌生人接待厅”里待了八天，为选举权议案工作。我们与每一位曾承诺在选举权议案提出时予以支持的议员进行了面谈，但没有一位议员同意如果自己在投票中得到这样的机会，会用于提出这项议案。每个人都有一些急于推进的议案。基尔·哈迪先生曾向我们作出承诺，但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他的名字没有在投票中被抽中。接下来我们着手与所有被抽中的人面谈，最后我们说服了排在第十四位的班福德·斯莱克先生提出我们的议案。第十四位不是一个好位置，但也算有了效果，我们的议案被定在5月12日星期五进行二读，是当天的第二项议程。

这是八年来提出的第一项选举权议案，不仅我们的队伍感到激动，所有过去的选举权团体也感到振奋。人们开了会，散发了大量请愿书。当我们的议案接受审议的日子到来时，“陌生人接待厅”却装不下来自各个阶层、贫富各异的女性，她们蜂拥到下议院。看到这些女性中许多人脸上闪耀着希望和喜悦的神情，我感到无限怜悯。我们知道，我们那可怜的不起眼的议案通过的希望极其渺茫。当天提出的第一项议案规定，夜间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马车前后都应带灯。我们曾试图劝说这项无关紧要的议案的发起人为了我们的议案而撤回它，但他们拒绝了。我们还试图说服保守党政府为我们的议案提供充分讨论的便利，但他们也拒绝了。因此，正如我们充分预料的那样，《道路照明议案》的发起人获得允许“大声讨论”我们的议案。他们用愚蠢的故事和笨拙的笑话把辩论搞得一团糟。议员们在笑声和掌声中听着这种侮辱性的表演。

当发生的这些事情传到在陌生人接待厅等候的女性耳朵里时，一种狂热的激动和愤慨的情绪占据了人群。看到她们涌动的情绪，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进行示威了，这是老派的妇女参政论者从未尝试过的。我号召女人们跟我到外面参加声讨政府的集会。我们一拥而上，来到空旷的地方，英国最老派的争取选举权人员之一沃尔斯坦霍尔姆·艾尔米夫人开始讲话。警察立即冲进聚集的妇女中，把她们推来推去，命令她们散开。我们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守卫上议院入口的狮心王理查宏伟雕塑前，但警察又来阻挠了。最后，警察同意让我们在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大门的布罗德圣殿举行集会。我们在这里发表了演讲，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政府允许少数人“大声讨论”我们的议案的行为。这是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第一次采取激进行动。这引发了议论，甚至让一些人慌了神，但警察只满足于记下我们的名字。

接下来的夏天是在户外工作中度过的。此时，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已经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员，我们也开始收到捐款。在我们的新成员中，有一个人注定要在这场逐渐展开的激进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我们奥尔德姆的一次会议结束时，一个年轻女孩向我们毛遂自荐，说自己名叫安妮·肯尼，是一名工厂工人，也是强烈同情和支持选举权的人。她想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团体和它的宗旨，于是我邀请她和她在寄宿学校当老师的姐妹珍妮第二天一起喝茶。她们来了，并且加入了我们的联盟，这一举动无疑改变了肯尼女士的整个人生轨迹，并为我们带来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将我们的宣传延伸到公众中全新的一拨人。

在兰开夏郡，有一种被称为“唤醒节”的习俗，这是一种巡回市集，那里有旋转木马、投掷游戏和其他节日游戏，还有各种各样的助兴表演，以及出售各种东西的摊位。在夏秋两季，每个小村庄都有自己的唤醒周，在唤醒节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天，村民们习惯在摊位间散步，期待着第二天的欢乐。在这些场合，救世军、禁酒演说家、假药贩子、流动小贩等人利用现成的受众来推进他们的宣传。根据安妮·肯尼的建议，我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跟随唤醒节的脚步，发表争取选举权的演讲。我们的受欢迎程度很快就赶上了救世军，甚至与牙医和药贩子不相上下。

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两年之后才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1905年秋天出现了一种政治局面，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为妇女获得选举权带来了光明的希望。由保守党把持了近20年的旧议会即将寿终正寝，全国正处于大选的前夕，自由党希望在大选中重新掌权。自然而然，自由党候选人向整个国家作出了在各个可能的方向进行改革的热情承诺。他们呼吁选民把他们作为真正的民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他们承诺会有一个支持人民权利、反对特权贵族权力的团结政府。

现在，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妇女选举权的唯一途径是让政府对此作出承诺。换言之，候选人所作的支持的承诺显然是无用的。他们的承诺不值得费尽力气去争取。唯一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是来自负责任的领导人的承诺，即关于新政府将把妇女选举权作为官方计划的一部分的承诺。我们决定向那些可能进入自由党内阁的人求助，要求了解他们的改革是否会包括对妇女的公道。

我们制订了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启动这项工作的计划，爱德华·格雷爵士将作为主要发言人。我们打算坐在正对讲台的观众席上，并为此次会议制作了一面大横幅，上面写着：“自由党会给妇女投票吗？”当我们的发言人站起来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问时，我们就打算把这条横幅挂在观众席的栏杆上。然而，在最后一刻，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观众席上得到我们想要的座位。我们没法使用我们的大横幅，因此，在会议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剪出了一个小横幅，上面写着几个字：“给妇女投票权。”就这样，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如今全世界选举权运动所采用的口号就这样诞生了。

安妮·肯尼和我的女儿克丽斯特贝尔承担了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问的任务。整场会议她们都安静地坐着，会议结束时就到了提问环节。男人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得到了礼貌的回答。然后安妮·肯尼站起来问道：“如果自由党重新掌权，他们会采取措施赋予妇女投票权吗？”与此同时，克丽斯特贝尔把一面小横幅高高举起，好让大厅里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问题的本质。爱德华·格雷爵士没有回答安妮的问题，而坐在她附近的人粗鲁地把她按到自己的座位上，会议的一位负责人则把帽子压在她脸上。大厅里到处是喊声、哭声和嘘声。

秩序一恢复，克丽斯特贝尔就站了起来，重复了这个问题：“如果自由党重新当选，会给妇女投票权吗？”爱德华·格雷爵士又一次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于是大喊和怒吼的混乱场面又一次出现。曼彻斯特地区警察局长威廉·皮科克先生离开讲台，走到女士们跟前，要求她们写下她们的问题，并答应将问题交给演讲者。她们写道：“自由党政府会给劳动妇女投票权吗？”落款是“奥尔德姆纺织梳棉与清棉车间操作工委员会成员安妮·肯尼，代表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她们还加了一句话，说作为96000名有组织的纺织女工中的一员，安妮·肯尼迫切希望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皮科克先生信守承诺，把问题递给了爱德华·格雷爵士。格雷爵士读完后笑了笑，把问题递给了讲台上的其他人。他们都笑着读了问题，但没有人回答。只有一位坐在讲台上的女士想说点什么，但主席打断了她，并让达勒姆勋爵向这位发言人表示感谢。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表示支持，爱德华·格雷爵士简短地回应了一下，于是会议开始散场。安妮·肯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脚步声和窃窃私语中大声喊道：“自由党政府会给妇女投票权吗？”

随即，观众变成了失控的暴徒。他们号叫着、呼喊着、咆哮着，对这个胆敢在男人的会议上插嘴提问的女人猛烈地挥舞着拳头。有人举起手来要把她从椅子上拖下来，但克丽斯特贝尔在安妮·肯尼站立时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用另一只胳膊挡住暴徒，那些暴徒对她拳打脚踢，直到她的袖子被鲜血染红。女孩们仍然团结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问题！问题！回答这个问题！”

六个男人，也就是六名会议负责人，抓住克丽斯特贝尔，拖着她走过过道，经过讲台，其他男人抓着安妮·肯尼跟在后面，两个女孩仍在要求对她们的问题作出回答。当这可耻的一幕发生时，讲台上的自由党领导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动于衷，而台下的暴徒们则在大喊大叫。

两个女孩被扔到了街上，她们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开始对人群讲话，告诉他们在自由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不到五分钟，她们就被逮捕了，罪名是妨碍公务，而在克丽斯特贝尔的案子中，罪名是袭警。第二天早上，两人都被传唤到治安法庭，经过纯粹是闹剧的审判后，安妮·肯尼被判处罚款五先令或监禁三天，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则被判处罚款十先令或监禁一周。

两个女孩都立即选择了坐牢。她们一离开法庭，我就匆匆赶到她们等候的房间，对我女儿说：“在这件事上，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一切。我想你应该让我把你的罚款付掉，然后带你回家。”还没等安妮·肯尼开口，我女儿就惊呼道：“妈妈，你要是给我交罚款，我就永远都不回家了。”在去开会之前，她曾说：“要么我们的问题得到答案，要么今晚就睡在监狱里。”我才意识到她的勇气依然坚不可摧。

当然，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仅在曼彻斯特这个我丈夫赫赫有名而我又长期担任公职的地方，而且在整个英格兰都引起了轰动。媒体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尖酸刻薄。他们忽略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即每次政治集会上都有男人提问并要求发言人作答，而报纸却把这两个女孩的行为视为前所未有、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普遍认为，对女孩的处理宽宏大量。罚款和监禁对这种僭越自己性别身份的家伙来说太善良了。“托儿所的训导”应该更适合她们。伯明翰的一份报纸宣称：“如果需要任何反对给予女性政治地位和权力的论据，那么曼彻斯特已经提供了。”以前对整个问题视而不见的报纸现在暗示，虽然它们以前一直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但现在已经不能再支持了。据说，曼彻斯特事件使这项事业出现了倒退，或许是不可挽回的倒退。

它是如何让这项事业倒退的呢？许多人写信给报纸，对这些女性表示同情。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妻子告诉她的朋友们，她认为她们采取的手段是完全合理的。据称，温斯顿·丘吉尔担心自己在曼彻斯特的候选人资格，他造访了关押这两名女孩的斯特兰韦斯监狱，恳求监狱长允许他支付她们的罚金，但白费功夫。10月20日，当这两名囚犯被释放时，她们在自由贸易大厅，这个一周前她们被赶出去的地方，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吸纳了一大批新成员。最重要的是，妇女选举权问题一下子成为大不列颠各地热议的话题。

我们决定，从那时起，只要有自由党政府候选成员站起来发言的地方，就会出现“给妇女投票权”的小横幅，在妇女的问题得到答复之前，我们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称为自由党的新政府在妇女问题上是反动的，他们强烈反对妇女选举权，必须与他们斗争，直到征服他们，否则就把他们赶下台。

然而，我们在给了新政府一切机会向我们作出想要的承诺后，才开始战斗。12月初，保守党政府解散，自由党党魁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组建了新内阁。12月21日，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会议，亨利爵士在他的内阁成员的簇拥下，发表了他作为首相的第一次讲话。在会前，我们写信给亨利爵士，以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名义问他，自由党政府是否会给妇女选举权。我们还说，我们的代表将出席会议，我们希望首相会公开回应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公开抗议他的沉默。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当然没有回应，他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到妇女选举权。于是，在会议结束时，我们乔装打扮混进大厅的安妮·肯尼挥舞起她的白色印花布小横幅，用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喊道：“自由党政府会给妇女选举权吗？”

与此同时，特蕾莎·比林顿从讲台正上方的座位上放下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自由党政府会给劳动妇女伸张正义吗？”人们屏住呼吸，沉默了一会儿，等着看内阁大臣们会怎么做。他们什么也没做。然后，在一片喧哗与冲突的呼喊声中，这两个女人被抓住，扔出了大厅。

就这样，一场在英国乃至任何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战役开始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本会反对每一位自由党候选人的当选，但由于资金和成员的限制，我们将火力集中在一位政府成员身上，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并不是说我们对丘吉尔先生有任何敌意。我们选择他只是因为他是代表我们总部附近选区的唯一重要候选人。我们参加了有丘吉尔先生演说的每一次会议。我们毫不留情地责问他；我们用如此明显的反驳打断了他最精辟的观点，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我们在最不希望被打扰的时候，在大厅意想不到的角落里举起白色小横幅。有时，我们的横幅被人从手中扯下，践踏在脚下。有时，人群又和我们站在一边，我们实际上解散了会议。我们没能成功击败丘吉尔先生，不过他只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当选，是曼彻斯特自由党候选人中票数优势最小的。

我们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对丘吉尔先生的责问。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继续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会议上向内阁大臣提问。在利物浦的太阳大厅，首相发表讲话时，九名女性接连提出了那个重要的问题，然后被赶出了大厅；而这还发生在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是一位公开的妇女参政论者的事实下。但我们并不是在问他对选举权的私人意见；我们问他，他的政府愿意为选举权做些什么。我们在谢菲尔德问了阿斯奎斯先生，在柴郡奥尔特灵厄姆问了劳合-乔治先生，在格拉斯哥再次问了首相，我们还打断了许多其他会议。我们总是被粗暴地赶出去，受到侮辱。我们经常被弄得伤痕累累。

这有什么用？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甚至有些女人受到我们行为的激励而做了自己从未想过有能力做的事，也会问我们。一方面，我们的责问运动使妇女选举权成为新闻事件——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在报纸上全是关于我们的报道。另一方面，我们唤醒了旧的选举权团体。在大选期间，各种非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团体重新活跃起来，筹划了一份声势浩大的宣言，支持自由党政府采取行动。签署宣言的有：拥有近21000名成员的妇女合作同业公会，拥有76000名成员的妇女自由联合会，拥有15000名成员的苏格兰妇女自由联合会，拥有100000名成员的北英格兰织工协会，拥有近110000名成员的英国妇女禁酒协会，拥有20000名成员的独立工党。能激发所有这些活动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下决心下一步一定要把抗争带到伦敦去，安妮·肯尼被选为那里的组织者。这个无畏的女孩口袋里只揣着两英镑，也就是不到十美元，就开始履行她的使命。大约两个星期后，我把我登记员的正式工作交给了一位副手，然后就到伦敦去看看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安妮和我的女儿西尔维亚已经组织了一支妇女队伍，并打算在议会开幕当天举行示威。这两个自信的年轻人实际上已经订下了威斯敏斯特的卡克斯顿大厅，她们印制了大量宣告这次集会的传单，正忙着筹备这次示威。德拉蒙德夫人是在安妮·肯尼和克丽斯特贝尔被监禁后不久加入联盟的，她从曼彻斯特捎来口信，说她要来帮助我们。她不得不借钱买火车票，但她还是来了。而且，一如既往，她的帮助是无比宝贵的。

我们是怎样工作的呢？分发传单，在人行道上用粉笔写下集会通知，拜访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以及许多先前只闻其名的人，挨家挨户地拉票！

终于，议会的开幕日到来了。1906年2月19日，伦敦发生了第一次争取选举权的游行。我想那支队伍里有三四百名女性，她们中大部分是来自伦敦东区的贫苦女工，带头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无数不同阶级的女性。当我看到她们站成一排，拿着我女儿西尔维亚装饰过的朴素横幅，等待命令时，我的眼中充满了泪水。我们的游行队伍自然吸引了一大群饶有兴趣的旁观者。然而，警察并没有试图驱散我们的队伍，只是命令我们收起横幅。我们没有理由不打出横幅，但事实是，我们是女性，所以可以被欺负。于是，没有打横幅的游行队伍进入了卡克斯顿大厅。令我惊诧的是，那里挤满了女性，其中大多数人是我以前从未在任何选举集会上见过的。

我们的集会热情洋溢，当安妮·肯尼在频频响起的掌声中发言时，我听到消息说，国王的讲话（其实根本不是国王的讲话，而是正式宣布的政府会议议程）已经宣读了，其中没有提到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安妮一坐下，我就起身宣布了这个消息，并提出一项决议，即集会立即转移到下议院举行，敦促议员们提出关于选举权的议案。我们执行了决议，一窝蜂地冲了出去，匆匆向下议院的陌生人入口奔去。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天气寒冷刺骨，但没有人回头，甚至当我们在入口处得知下议院大门在记忆中首次禁止女性进入时，也没有人回头。我们把卡片递交给有私交的议员朋友，他们中有人出来劝人放我们进去。然而，警察态度坚决。他们接到了命令。主张人民权利的自由党政府已经下达命令，禁止女性再踏入他们的地盘。

事实证明，来自议员的压力太大了，政府让步了，每次允许20名女性进入大厅。数百名女性冒着大雨和严寒，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轮到自己进去。有些人干脆没能进去，而对于我们这些进去的人来说，也没什么满足感。我们没能说服一个议员来参与我们的事业。

从这次经历的失望和沮丧中，我却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那些女性跟着我去了下议院。她们不顾警察的阻拦。她们终于觉醒了。她们准备做一件女性从未做过的事——为自己而战。女人过去一直在为男人和孩子而战。现在，她们准备为自己的人权而战。我们的激进运动生根发芽了。 OorgPfxiZDXdU2aOalHfbcoEbQ3mM+CC9a4/fiBc8NF8D2v+B0zhhjeSfveZWG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