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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降生在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斗争时代的男男女女，无疑是幸运的。如果父母亲身参与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运动，那更是一种额外的幸运了。我很高兴，也很感激，我就是这种情况。
我最早的回忆中就有在我的家乡曼彻斯特举行的一次大型义卖，义卖的目的是筹集资金，以纾解美国刚获解放的黑人奴隶的贫困。我的母亲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而我作为一个小孩子，被委以重任，负责拿着福袋来收钱。
虽然当时我还年幼——肯定不超过5岁——但我非常清楚奴隶制和解放这两个词的含义。从婴儿时期起，我就习惯于听到对奴隶制和美国内战或赞成或反对的讨论。尽管英国政府最终决定不承认南方邦联，但英国的公众舆论在奴隶制和脱离联邦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般来说，有产阶级是支持奴隶制的，但也有许多例外。我们家族朋友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反对奴隶制，我父亲罗伯特·古尔登就一直都是最热心的废奴主义者。他在运动中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当亨利·沃德·比彻抵达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时，父亲负责会见和欢迎他。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我母亲的最爱，她经常用它作为睡前故事，我们都听得入迷。那些大约五十年前讲的故事，如今在我脑海中还像晨报上详细报道的事件一样清晰。实际上，比那还要生动，因为它们在我的意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当母亲讲述伊莉莎在俄亥俄河破冰上争取自由、她那痛苦的追寻以及最终被坚定的老贵格会教徒拯救的故事时，我所感受到的震颤。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一个黑人男孩逃离他残忍的主人和种植园。男孩从未见过火车，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在陌生的铁轨上时，他听到了火车驶来的轰鸣声，在他牵强附会的想象中，咔嗒咔嗒的车轮声似乎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抓住黑鬼——抓住黑鬼——抓住黑鬼——”这是个可怕的故事，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每当我坐上火车，就会想到那个从追捕的恶棍手中逃脱的可怜奴隶。
我确信，这些故事，以及义卖、救济基金和我听到很多人谈论的捐款，在我的大脑和性格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它们唤醒了我人生中最自然而然的两种感觉：首先，对战斗精神和英勇牺牲的钦佩，正是这种精神拯救了文明的灵魂；其次，对温和精神的赞赏，它可以弥补和修复战争所带来的破坏。
记忆里，我无时无刻不在阅读，阅读也总是一种乐趣和慰藉。从我记事起，我就喜欢讲故事，尤其是那些关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人物的故事。《天路历程》是我早年的最爱，我也十分喜爱班杨的另一部充满幻想的浪漫小说《圣战》，但它似乎没有前者那么有名。9岁时，我发现了《奥德赛》，之后不久又发现了另一部经典作品，一部成为我一生灵感源泉的作品。它便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我领受到它时的心情就和济慈读到查普曼的荷马译本时的心情差不多——“……正如某些人观测天空时，一颗新行星游入他的视野。”
我从未忘记这些最初的印象，它强烈影响了我对童年前后发生的事情的态度。曼彻斯特这座城市见证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这尤其体现在政治方面。总体来说，它的公民一直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是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的捍卫者。但在（19世纪）60年代末，曼彻斯特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表明这些惯常做法还有例外。这件事与爱尔兰的芬尼亚起义有关。芬尼亚人发起了一次暴动，警察逮捕了领导者。这些人被一辆囚车送往监狱。在路上，囚车被拦下，有人尝试营救囚犯。有人开了一枪，试图撬开囚车的门锁。一名警察受了致命伤倒下了，几人被捕并被控谋杀。我清楚地记得那场暴动，虽然并非我亲眼所见，但我听到哥哥生动地描述了它。那天下午，我和一个年幼的玩伴在一起，喝完茶后，哥哥来带我回家。当我们漫步在11月渐浓的暮色中时，他兴奋地谈论着那场暴动，致命的枪击和被杀的警察。我几乎能够看到那个人倒在地上血流不止，而人群在他周围摇晃着、呻吟着。
这个故事剩下的部分揭示了司法经常犯的一个可怕错误。尽管这一枪并没有任何杀人的意图，但这些人还是按谋杀罪来接受审判，其中三人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他们的处决让曼彻斯特市民大为兴奋，这几乎是这座城市允许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开处决。当时我是曼彻斯特附近一所学校的寄宿生，周末都待在家里。在我记忆中，有一个周六的下午格外突出，因为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监狱，我知道那些人被关押在这里。我看到监狱的墙被撕掉了一部分，残留的巨大缺口中有最近被拆除的绞架的痕迹。我被吓得目瞪口呆，猛地坚信那场绞刑是个错误，往更糟里说，是一种犯罪。这使我意识到生活中一个最可怕的事实——弘扬正义和下达判决往往有着天壤之别。
我讲述我性格形成时期的这件事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童年印象往往比遗传或教育对性格和未来行为的影响更大。讲这个故事也是为了表明，我成为一名激进主义者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起同情心的过程。我个人并没有遭受过许多男人和女人所意识到的社会不公的被剥夺感、痛苦和悲伤。我的童年受到了爱和舒适的家庭的保护。然而，当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时，就开始本能地感觉到，即使在我自己的家里，也存在一些有缺陷的地方，一些错误的家庭关系观念，一些不完善的理念。
这种说不清的感觉在我和兄弟们被送去上学开始形成了信念。对英国男孩的教育，在当时和现在一样，被视为比对其姐妹的教育要严肃得多。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把兄弟们的教育问题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讨论。而我和姐妹们的教育几乎不会被提及。当然，我们去了一所精心挑选的女校，但除了校长是位女绅士，所有学生都是我这个阶层的女孩，似乎没人在意其他。当时，女孩受教育的首要目标似乎是“让家庭变得有吸引力”——大概是对移居国外的男性亲属的吸引力。我曾经很困惑，为什么我有让家对我的兄弟有吸引力这样特别的义务。我们之间无比融洽，但从来没有人建议他们有义务让家对我有吸引力。为什么没有呢？似乎没人知道。
一天晚上，当我躺在小床上等待睡意袭来，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出乎意料地出现了。我父母有个习惯，每晚睡前都要到我们的卧室里转一圈。那天晚上，当他们进入我的房间时，我还醒着，但不知为何，我假装睡着了。父亲俯下身来，用他的大手挡住蜡烛的火焰。我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低头看我时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听见他有些悲伤地说：“真遗憾，她不是个小伙子。”
我当时巴不得从床上坐起来，抗议说我不想当男孩，但我还是静静地躺着，听到父母朝着下一个孩子的床走去。在那之后的许多天里，我一直在思考父亲的这句话，但我想我从未因自己的性别感到遗憾。然而，有一点很明显，男人认为自己比女人更强，而女人显然默认了这种看法。
我发现这种看法很难与我父母都是平等选举权的倡导者这一事实相调和。1866年的改革法案通过时，我还很小，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由某些情况引起的骚动。这项改革法案被称为《家庭选举权议案》，它标志着自1832年以来英格兰第一次广泛扩大投票范围。根据这项法案的规定，每年支付10英镑以上租金的住户就可以获得议会投票权。当下议院还在讨论它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将女性业主和男性业主都包括在内。这项修正案被否决了，但在通过的法案中，使用了“人”（man）一词，而不是通常的“男性”（male Person）。现在，根据议会的另一项法案，“人”一词必须包括“女人”，除非有特别说明。例如，在某些包含缴费条款的法案中，男性名词和代词贯穿始终，但这些规定既适用于缴费的男性，也适用于缴费的女性。因此，当含有“人”一词的改革议案成为法律时，许多女性认为她们实际上获得了选举权。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讨论，最终大量女性检验了这个问题，她们要求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选民名册上。在我居住的城市曼彻斯特，共有4215名潜在的女选民，其中有3925名女性要求投票，她们的要求在法院得到了知名律师的辩护，这些律师中就包括我未来的丈夫潘克赫斯特博士。当然，妇女的要求在法庭上没得到什么正面的反馈，但这场骚动推动了全国各地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高涨。
我当时太小了，无法理解这件事的确切性质，但我和大家一样兴奋。通过大声给父亲朗读报纸，我对政治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依我年轻的头脑看来，《改革议案》是一项会对国家产生极大好处的东西。这项议案成为法律后进行的首次选举自然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对我来说，它之所以难忘，是因为这是我亲历的第一次选举。我和妹妹刚收到了新的冬款连衣裙，裙子是绿色的，按照合乎体统的英国家庭的习惯，它们做得差不多。那时候每个女孩都穿红色法兰绒衬裙，当我们第一次穿上新衣服时，衣服是红色和绿色的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这是自由党的颜色。既然我们的父亲是自由党人，自由党当然应该在选举中获胜，我想出了一个帮助自由党取得进展的绝妙计划。小妹妹跟在我后面小跑着，我们走了将近一英里路，来到最近的投票站。它碰巧在一个相当简陋的工厂区，但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到了那里，我们两个孩子提起绿色的裙子，露出鲜红的衬裙，神气十足地在聚集的人群中走来走去，鼓动他们投自由党的票。就在这闪耀的时刻，我们被愤怒的管理者不耐烦地一把抓起——像幼儿保姆那样。我记着我们还被送去睡觉了，但对此我不是很清楚。
我第一次参加选举权大会时才14岁。那天，我放学回家，遇到了正要去开会的母亲，我央求她让我一起去。她同意了，我都没停下来放书，就跟在母亲后面跑起来了。这些演讲让我很感兴趣且兴奋不已，尤其是伟大的莉迪亚·贝克尔
女士的演讲，她是英国运动中的苏珊·B.安东尼
，是一个杰出人物，一个真正善于雄辩的演说家。她是曼彻斯特委员会的秘书，在她作为《妇女选举权杂志》编辑每周给我母亲寄杂志时，我就开始钦佩她了。在开完会后，我就意识到自己已是一个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了。
我想，我在潜意识中一直是个妇女参政论者。以我的性情和所处的环境，几乎不可能成为其他样子。这场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初非常活跃，在曼彻斯特尤为活跃，这里有一群非凡的男人女人组织运动。这些人中就包括雅各布·布莱特先生和夫人，他们总是随时准备支持斗争事业。雅各布·布莱特先生是约翰·布莱特的弟弟，多年来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议员，直到去世他都是妇女选举权的积极支持者。除了贝克尔女士外，委员会成员中还有两位才华出众的女士。她们是爱丽丝·克里夫·斯卡查德夫人和沃尔斯坦霍尔姆女士（现在是可敬的沃尔斯坦霍尔姆·艾尔米夫人）。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中有理查德·马斯登·潘克赫斯特博士，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注定要成为他的妻子。
15岁时，我去巴黎读书，在那里我成了一名学生，进入了欧洲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所。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之一是埃德蒙·亚当夫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都是一位杰出的文学人物。学校坐落在纳伊大街的一所漂亮的老房子里。这里是在马奇·吉拉德女士的指导下运营的，她是一位在教育方面造诣颇深的女性，后来被任命为法国政府的学校督学。马奇·吉拉德女士认为，对女孩的教育应该和当时男孩接受的教育一样全面，甚至要更务实。她将化学和其他科学纳入她的课程，除了刺绣，她还教女孩们记账。在这所学校里还盛行着许多其他先进的思想，在我看来，学生们接受的道德规训和智识训练一样有价值。马奇·吉拉德女士认为，应该赋予女性最高的荣誉理想。她的学生都遵守最严格的诚实和坦率的原则。她对我的理解和信任使我受益匪浅，我相信，即便我对她的感情不那么真挚，我也不会背叛这份信任。
在这所令人愉快的学校里，我的室友是和我年龄相仿的有趣年轻女孩诺埃米·罗什福尔，她就是那位伟大的共和派、共产主义者、记者和剑客亨利·罗什福尔的女儿。那是在普法战争后不久，巴黎人对帝国的衰落和血腥而灾难性的公社的记忆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室友声名显赫的父亲和许多人当时正因为参加公社而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我的朋友诺埃米为她的父亲感到焦虑不已。她经常谈起他，于是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无畏和爱国的让人血脉偾张的叙述。亨利·罗什福尔实际上是法国共和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在他乘坐敞篷船从新喀里多尼亚逃出后，他经历了多年生动精彩的政治冒险。我和他的女儿在学生时代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是亲切的朋友，和她的交往使我先前领悟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想更加根深蒂固。
当我终于从巴黎学成归来时，我已经十八九岁了，在我父亲家族里算是一位完成任务的年轻女士了。我同情妇女选举权运动并致力于这项运动，从而认识了潘克赫斯特博士，他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所做的工作从未停止。正是潘克赫斯特博士起草了第一份选举权议案，即《消除妇女权利缺陷的议案》，并于1870年由雅各布·布莱特先生提交给下议院。这项议案以33票的多数票进入二读
，但因格莱斯顿先生的强制令而在委员会中被否决。正如我已说过的，潘克赫斯特博士和另一位杰出的大律师柯勒律治勋爵共同担任曼彻斯特妇女的律师，他们在1868年试图把妇女登记为选民。他还起草了一项议案，赋予已婚妇女对自己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控制权，这项议案在1882年成为法律。
1879年，我和潘克赫斯特博士喜结连理。
我认为，我们对像潘克赫斯特博士一样的这群男士女士再怎么感激都不过分，他们在此前的岁月中，在困难重重的运动初期的考验中，贡献了自己的鼎鼎大名。这些男士没有等到运动被普遍接受后才站出来，即使妇女还没有到反抗意识明显觉醒的程度，男士们在挺身而出时也毫未犹豫。他们一生都在与那些为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反抗组织、教育和做准备的人一起工作。毋庸置疑，这些先驱因其女权主义观点而受到欢迎。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济上受损，一些人在政治上蒙难，可他们从未动摇过。
婚后我度过了19年幸福的时光。我经常听到有人嘲讽说，妇女参政论者是无法为自己的情感找到正常发泄口的女性，因此是些痛苦而失望的家伙。可能不是所有妇女参政论者都是这样的，我就不是这样。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我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已经尽可能地接近理想状态了。婚后大约一年，我的大女儿克丽斯特贝尔出生了，又过了18个月，我的二女儿西尔维亚出生了。后来我又有了两个孩子，有好几年我都专心料理家事。
然而，我从来没有因为专注于家庭和孩子而对社区事务失去兴趣。潘克赫斯特博士并不希望我把自己变成一台家务机器。他坚信，社会和家庭都需要女性效劳。因此，当我的孩子们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我就在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中任职了，同时我也是致力于确保《已婚妇女财产法案》施行的委员会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在1882年这项议案通过后，我又精力充沛地投入到争取选举权的工作中。当时一项被称为《郡选举权议案》的改革议案正在讨论中，这项议案将选举权扩大到农业劳动者中，我们相信，我们多年的教育宣传工作已经使国家准备好支持我们对这项议案进行妇女选举权修正的要求。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举行盛大的集会。人群、热情，对支持呼吁的慷慨回应，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了我们的信念，即实现妇女选举权指日可待。实际上，在1884年，当《郡选举权议案》提交全国时，我们在下议院获得了支持选举权的实际多数。
不过下议院中的多数支持绝不能确保所有议案的成功。当我谈到我们对那些宣称自己是妇女参政论者的对立候选人的工作时，我将详细阐述这一点，这一做法让我们的美国朋友大为困惑。1884年，自由党执政，有人向首相威廉·E.格莱斯顿阁下递交了一份伟大的请愿书，要求将《郡选举权议案》的妇女选举权修正案提交给下议院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审议。格莱斯顿先生断然拒绝了，并宣称，如果妇女选举权修正案获得通过，政府将放弃对这项议案负责。尽管如此，修正案还是提交了，但格莱斯顿不允许自由讨论它，他命令自由党成员投反对票。他们发出我们称为“鞭令”
的东西反对修正案，这张纸条实际上是命令党员在特定时刻到场投票反对妇女的修正案。女性们并不气馁，她们试图提出一项独立的选举权议案，但格莱斯顿对议会事务做了如此多安排，以至于这项议案甚至从未被讨论过。
我不打算写1903年之前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史，当时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已经组织起来。那段历史满是我上述这类故事的重复。格莱斯顿是妇女选举权的顽固反对者。他认为妇女的工作和政治活动是为男人的政党服务的。格莱斯顿先生职业生涯中最精明的行为之一便是他破坏了英格兰的选举权组织。他用“同样好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东西就是妇女自由协会。自1881年布里斯托开始，这些协会迅速蔓延至全国，并于1887年成为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承诺是，通过在政党政治中与男性结盟，妇女将很快获得投票权。妇女们欣然接受了这个承诺，不再为自己工作，全身心地投入男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令人惊讶。
妇女自由联合会是一个由信奉自由党信条的妇女组成的组织。（历史稍长的樱草联盟则是一个由坚守保守党信条的妇女组成的类似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没有把妇女选举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政党的理念，并为政党候选人的选举效力。
有人告诉我，美国妇女最近与政党结盟，她们和我们一样，相信这样的行动可以向男性表明，女人拥有政治上的能力，政治对女人和男人来说都是工作，从而打破其对妇女选举权的反对。让她们别上当受骗。我可以向美国妇女保证，我们与各大政党的长期联盟，我们对党纲的忠诚，我们在选举中的忠实工作，从来没有使选举权事业向前推进一步。男人们接受了女人们的服务，但他们从未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报酬。
就我而言，我未在这个问题上抱任何虚假的希望来自欺。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时我在场。格莱斯顿夫人主持了会议，她为“我们伟大的领袖”格莱斯顿先生的缺席说了好多安慰人的话，格莱斯顿先生当然没有时间浪费在女人的聚会上。在雅各布·布莱特夫人的要求下，我加入了联合会。在我成长的这个阶段，我是费边社的一员，我对它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渗透力有相当的信心。但我已经无比确信，信任政党是徒劳无益的。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党员们对其领导人所作承诺的天真信仰就已经让我感到奇怪。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参加完政治集会回家时，脸上热情洋溢。我就会问：“发生了什么事，爸爸？”他会得意扬扬地回答：“啊，我们通过了这项决议！”
“那么下次开会就可以讨论你的议案了。”我预测道。
通常的回答会是：“我不敢说，事情并不总是进展得那么快。但我们通过了决议。”
好吧，当妇女参政论者获得允许加入妇女自由联合会时，一定觉着她们已经通过了自己的决议。她们安下心来为政党工作，并证明她们和最近获得选举权的农业劳动者一样有投票的能力。当然，也有少数女性仍对选举权矢志不渝。她们又开始按照原来的教育路线为这项事业效力。没有一个女人想过农业工人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赢得了选举权。实际上，他们是通过焚烧干草堆、发动骚乱，并用英国政客们能够理解的唯一方式展示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胜利。除非议案通过，否则将有10万人前往下议院这一威胁也在农业工人获得政治自由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没有妇女参政论者注意到这一点。至于我自己，那时我在政治上还太稚嫩，没有吸取教训。我得在做了多年公共工作后，才获得了迫使英国政府让步的经验和智慧。我不得不担任公职。我不得不深入公立学校、济贫院和其他慈善机构的幕后；我不得不近距离地观察这个人类造就的世界的悲惨和不幸，然后才能达到成功反抗它的阶段。几乎就在1884年妇女选举权运动失败后，我进入了我职业生涯的这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