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租界开端

我们已经知道1842年6月16日英军如何攻破吴淞，19日又是如何占领上海县城，23日撤出上海后，一位清军指挥官“重新占领”了上海。然后英军溯江而上，驶向南京，一路遭受的病魔袭击远胜于战争伤亡。最终双方于8月29日签署了《南京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以便东西方文化可以自由交融。相比在中国所进行的较小规模战事而言，许多历时更长、伤亡更惨重、造成更大物质损失的战争，也没能达成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成果。在过去几千年进行的千万场战争中，有些是最终一事无成的。克里西（Creasy） 的经典著作中所记录的15场战役，从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到公元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跨越了约2300年的历史。我们不妨问问这位博学的作者，若他要继续此项研究，是否会考虑把攻打吴淞或占领镇江（Chinkiang）之役也收录进他的著作？而正是源于这两场已被人遗忘的战役，才有最终达成的协议，敞开了此前一直令千百万勤劳、智慧、能干的中国人闭关自守的国门。“15场决定性战役”中有哪一场的战果比这个更有意义？即使我们无法否认克里西某些逻辑的说服力，但至少也可心存怀疑。而且，此地战事所产生的逐渐扩大的影响力，不仅反映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它对整个文明世界政策与实践活动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圣女贞德（Joan of Arc）取得的胜利可能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历史进程，尽管这一点尚存争议。但滑铁卢之役无疑影响了之后的整个欧洲历史。而且，我们所列举的这两场战事，或许从战争的角度而言确实微不足道，但其影响的却不仅是两个大国，甚至不仅是某一方大陆，而是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澳洲在内的整个世界，影响着全球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且问题尚未全部解决。在15场战役中有哪一场能与之匹敌？那些“决定性战役”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而吴淞与镇江之役开辟了一系列崭新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正目睹其进一步发展。独立的举措即将来临。

对于中国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把她从沉睡中唤醒的童话王子怀着最善良、最美好的愿望。虽然身着战争的外衣，在其内心深处却是和平的念头。于是战争的甲胄立刻被抛弃，指挥官让位于领事，和平的商人取代了军舰。丝绸换下了刀剑，形似弹药的中国珠茶 替代了“邪恶的硝石”，很受欢迎。

当时人们对上海所知甚少，远不如宁波和厦门。在东印度公司1756年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上海是通商的理想之地，但直到1832年东印度公司才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从广州一路北上，探寻与上海有关的新业务 。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 作为商船上的货物经管人，是东印度公司此行的代表。随行的郭士立博士不仅于数年前乘坐本地的平底帆船到过上海，那次行程甚至远至天津（Tientsin）。林赛受到了当地热心贸易人士的热情招待，也明显遭到官员的冷遇。然而在随后的报告中，他极具说服力地论述了上海作为新港的可能性。如果他不曾看见400余艘载重从100吨至400吨不等的帆船，每日载着日用品从吴淞口入江，如果不是预测每年的利润可达成本的一至两倍，上海的命运会截然不同！

1835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博士曾到过上海，他的经历与郭士立博士与林赛受到的待遇相类似。参与这两次远征的成员都发现上海官员对于广州发生的事务十分熟悉，这或许是由于这两个港口城市的贸易十分频繁。然而，当时谁也没想到，上海会在远东贸易中独树一帜，更没人想到，其他三个依条约开放的港口完全不能与上海相媲美。

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爵士从马德拉斯陆战队（Madras Field Force）看中了巴富尔（George Balfour）上尉，即后来的巴富尔爵士将军，任命他为上海的首任英国领事。虽然巴富尔上尉当时年仅34岁，却有着近20年兵燹征伐的经历。到任之初，他并不打算为了中国的领事一职而放弃在印度的前程。尽管如此，在任三年他恪尽职守，这一方面应当归功于其个人的品德，另一方面也要感谢他的两任翻译——麦都思父子的高尚品质和积极协助。其中麦华陀（Sir.Walter Henry Medhurst）正式任职为领事服务，但在其生病期间，其父麦都思曾临时代理其职务。这一期间由于麦都思在传教活动方面经验丰富且语言流利，故英国在上海的事务进展顺利，连美国全权代表都获益良多。最幸运的是，时任道台宫慕久是个温文尔雅、思想开明的人，丝毫没有广州官员那些最终导致战争的恶劣秉性。

巴富尔上尉乘坐火轮船“维克森号”（Vixen）从广州出发，在东北季风中逆风而行，经由舟山转乘“麦都萨号”，于1843年11月8日晚间抵达上海。次日，巴富尔上尉拜会道台，并引见了船上的军官及其随行人员——翻译麦华陀 ，外科医生和助手海尔（Hale）医生以及职员斯特拉钦（A.F.Strachan）。这几位便组成了上海首任英国领事简朴的随员团。随英军驻扎定海（Tinghai）的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n Society）雒魏林（Lockhart）博士 已于几天前抵达上海，他的夫人是巴夏礼先生（后来称为巴夏礼爵士）的姐姐，也是目前所知首位踏足上海的西方女性。雒魏林夫人比她丈夫长寿，于1918年1月2日以95岁高龄与世长辞。由此，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士，她的一生见证了上海成长发展的巨大变化！

事后道台到“麦都萨号”船上回访。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他的随员中有一位年轻官员陈福勋，这位陈先生于1864年成为会审公廨（Mixed Court）的首任会审官，并在任近二十年之久。当时有不少人担忧在上海的住宿问题。有人说若没有官方批准，没人胆敢把房子借给“洋鬼子”住。巴富尔上尉对这些蛊惑人心的传言不以为然。他说自己是个军人，若有必要住帐篷都行。然而，此事竟丝毫不费周折。这位领事首次拜访道台之后，立刻有人提供了可租住的房屋，这个提议自然一拍即合。当月12日，他在给璞鼎查爵士的信中以这样的口吻写道：“我已在上海县城租到一处房屋，位置极佳，一年租金400元。若能做好设立领事馆的准备，我打算明天就搬去。”

现存两种租约译本中，巴夏礼的译法不太准确，另一译本由郭士立翻译。由现存的租约可知，“英国领事是在西姚家弄从一位顾姓业主手中租得敦春堂（Tun Chun Tang）。这个院落坐北朝南，四栋楼房，楼上楼下共52间，院后水井和仓储库房井然有序”。此房需付押金640两，一年租金640两。在日后追加的条款中又约定，如遇闰年需加付半月租金。巴富尔上尉是个军人，又是单身汉，他不会特别关注房屋住宿这些小事。但后来我们发现用于领馆和住处布置及配备家具，他花费了1300元。在他三年后离任时，业主同意买下这些财产，并向新来的阿礼国先生（Alcock） （后称阿礼国爵士）加收租金。据记载，巴富尔上尉若有家人随行，便不会一直居住在县城内，但直到阿礼国夫人来沪后，我们才了解这处住宅到底是何模样。楼上的房间没有壁炉，而且这位西方女性发现，无论如何布置，这地方“总像是破败或尚未完工的军营，实在不是适合欧洲人居住的处所”。然而，英国政府有规定，英国领事馆房屋只能租用，不得作为公共财产购买。之后我们将看到，这项规定引发了不少麻烦和大量信函往来。

除了为自己找到住所之外，巴富尔上尉的首项要务看来是要摸清上海海关税收事务的来龙去脉。他的发现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前景黯淡。在黄浦江与县城围墙间设有一处“银号机构或叫盘验所（Shroff Shop），收取关税”，而且道台表示他已选出“六位诚实可信的商人”代表海关监督人办理课税事宜。

接下来的事务便是划分港区范围，圈定洋船停泊区域。港口的范围划定为从上海县城延伸至黄浦江右岸吴淞对面的旧战场到左方“宝山角”（Paoshan Point）划定的一直线，如此便包括了从上海到黄浦江出海口的整条江面。洋船停泊区，如图6、图7所示 ，长2900英尺，宽度在1700英尺以上。这片区域仅在苏州河到洋泾浜的河口之间。当时洋泾浜汇入黄浦江，即在今天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VII）的终点。这里对于最初的少数船只来说有充足的空间，然而十年后航运激增，这段江面“供50艘以上船只停泊，转向已不可行”，故必须修订泊位。当时黄浦江靠近浦东一侧还留出一条通道供中国平底帆船航行，可容纳两三千艘帆船，宽度在600至800英尺间。由此可见，当时在外滩一带黄浦江最大宽度约为800码。那时人们认为，将船停靠于苏州河以北十分“不便”。

此时还未立即划定租界的界线，只知东起黄浦江，南至洋泾浜。西界完全未界定，北面最初以现在的北京路为界。那时北京路以北的地块，一部分是清政府的土地，还有一部分是李家厂（Li Chia Chang）或李氏族地，有好一段时间它们都在租界之外。总体而言，那个时候的租界与本地其他地区无异。租界里大部分地方是耕地，茂盛地种着庄稼，也有些低洼地，更有些地方早已荒芜。这片土地缀有无数的小溪、沟渠和池塘，夏日里低洼处便长满芦苇。而且此地人烟稀少，首批外侨到上海数年之后，一旦去到现在四川路（Szechuen Road）以西的地方，就算“到了乡下”。外滩还是纤道，有几码宽的浅滩随着潮汐的涨落时隐时现。

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上尉发布了设立英国领事馆的首张官方告示，开头这样写道：“我在此向全体英女王陛下的臣民宣布，临时英国领事馆已在上海县城内设立，地点位于东西城门间靠近城墙的街上。”巴富尔同时宣布，上海于本月17日开埠通商，各项条约条款同时生效。船只如有必要可抛首尾锚。后来又添了一条规定，未获英国战舰指挥官同意不得更改洋船停泊区的位置。授权“盘验所”的六位“仁兄”征收进出口税费及船舶吨位税。船只报关结关的领事费设为5元，但不久降为1元。早期还欲引入保税货物存入堆栈的做法，但因钦差大臣反对，最终此计划未能实施。

以上都是当时与贸易相关的点滴小事。有意思的是，仅在上海开埠6周内，即自11月17日至12月31日，共有7艘商船入港。船只的平均载重量281吨，平均船员25人。其中最大的是423吨的“伊利萨·司图亚特号”（Eliza Stewart），最小的是171吨的“马济伯号”（Mazeppa）。这些船只装载的进口货物总价433729元，出口货物总价146072元，共支付进口税款16564.80两白银，出口税款7537.19两白银。船舶吨位税为每吨半两白银，总共缴纳吨位税白银985两，与广州课税的“压榨”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在上海再建始于广州人和福建人的垄断贸易制度并无多少挫折和困难，但这种垄断贸易方式此前曾在南方不断造成矛盾。只有同意遵守垄断者强制宣布的规定，这些商人方能取得特殊经营执照，因此其他自主商人的经营便受干涉。巴富尔上尉以其勇气成功解决了这种并非出自道台，而更多来自其下属的威胁。起初由于这些本质问题的摩擦要求双方颁布一些简要的规则，后来便形成了《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这是首次将大部分当地惯例汇成习惯法，自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租界辟设后不足两周，就发生了悲惨的意外事件。有英国人上岸打猎，不幸误伤两个本地男孩，事后肇事者偷偷溜回了船上。对此中英双方都表示十分遗憾，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伤至双目失明。巴富尔上尉接手处理此事，数量极少的侨民社区慷慨捐款，共筹得200元交予道台，购买一处田产以资助受伤较重的孩子。当时这一款项可在郊区购买8至10亩耕田。这次意外事件的解决虽未引发严重冲突，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消耗了英国领事馆不少经费，并成为产生摩擦的源头。此事之后也订立了最初的狩猎规则，大意是猎手行猎须由本地捕快陪同，此人会“非常有助益”！为了这桩因“粗心大意”而导致的意外还张贴了措辞激烈的告示，告示末尾警告若再有任何此类事情发生，领事将采取措施，“有效防止此类人再度危害公共安全”。

当时的土地极便宜，但只能“租用”不得直接购买。法律就是如此规定，禁止土地让渡，法律拟制时也回避这种情况。因此，外侨是直接从中国臣民处获得土地使用权，而用巴富尔上尉的话来说，“经过我的安排，中国业主只是名义上向中国政府缴纳土地税”。实际分拨给外侨商贾的土地从6亩至25亩不等，只有经英国领事之手，或经其同意，方可购置。当时这位英国领事确实是上海滩唯一的外交掌权人，因此他肩上担负的大量公务责任，十分微妙却又异常重要。

自然，按这种规定的方式获取土地很快就完全被视为购买，因为正如巴富尔上尉所言，“只要按照章程每年支付固定数额的租金，这就是永租。英国公民可随时放弃租约，将土地归还业主。然而中国业主不得随意收回或取消土地租约，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土地上房屋建造等一切安排。唯有中国当局有权干涉此事，但须通过领事方能行事。获得土地之前，土地上的全部房屋须按当地价格买下。”

在巴富尔上尉的报告中清楚地显示，上海的土地税——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当初称为“租金”，是如何评估为每亩1500文这个高价的。协议的形式十分有利于中国业主，无疑我们也可以将中国官员添入受益的行列，因为实际由他们收取税费。这位领事表示，“协议是为了确定较高的年租数额，并且立即支付一笔相当于一年租金的费用。这笔费用称为‘押租’”。

为避免将来因高租金引起误解，保证有效租用土地，我同道台议定，外侨占用的所有土地应交付统一的租金，因中国政府的土地税约为每亩1300文钱粮，故我以每亩1500文（1200文相当于1元）取得了7260平方英尺土地。

根据中国业主提出的年租金额，租金减少，押租增加为租金减少数额的十倍，这个价格相当于十年租金。根据《土地章程》第九条规定，外侨中止租约时，可收回押租。

领事对所有租金或土地税负责，并授权海关官员收取税款。1846年巴富尔上尉离任时对自己的辛劳成果并不十分满意，然而他认为“对中方当局及民众进行严格监督”可维护事务正常运转。而“测量土地，绘制平面图，规划道路，确定地块边界等事宜”由副领事罗伯逊（Brooke Robertson）负责。在讨论《土地章程》过程中，由麦华陀任翻译，成功消除了不少猜忌，解决了一些难题。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如何取得英国领事馆现址的卷宗，我们可以对土地制度的程序有所了解。之前我们已提及原先这块土地并不在英国“地块”范围之内，而且英国政府的政策是租用领馆，并不购买或建造。然而，过往的经历很快表明，住在县城中可能方便了领事与道台密切接触，却同样造成领事与租界里的商人联络不便。于是我们便看到巴富尔上尉欲找寻一方适合建立领事馆的处所。随着航运增多，水手们不服管束，也得有一处不同于县城大牢的地方，另外对于建立这个新领馆还有些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十分明显就不用提了。

1846年4月28日，在他向阿礼国卸任的5个月之前，巴富尔上尉谈到了自己已购买李家厂的打算，他说，这块区域大约占地100亩，但潮位高时约一半土地会受淹。他已经准备按时价“租下”此地，土地以及地面上的房屋总价大约17000元，希望获得这处理想的选址，不要出现任何阻碍。然而，当时的英国全权公使德庇时爵士只能告知巴富尔上尉，这样的行为直接违反规定，未获伦敦首肯他不能预付款项，但他会将此事呈报。与此同时，巴富尔上尉已经自掏腰包，支付土地“租金”及其他费用约4000元。之后巴富尔上尉离任回国，委托宝顺洋行（Dent&Co.）的比尔（Beale）做他的律师。阿礼国先生到任后，尽管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 明确反对，此事仍在进行之中。此间事务纷繁复杂。其中一小块土地已由海尔医生购下。另外一部分土地，即北面现在新天安堂（Union Church）所在的位置，为中国政府所有，其余土地分属多个小业主，有些人还需官员“劝服”。阿礼国最终说服了德庇时爵士，使巴麦尊（Palmerston）勋爵 也即后来的巴麦尊首相回心转意。最终与中国政府达成交易，中国政府的土地以及船坞连同1842年6月19日向英舰开炮的炮台，以及30多位个人的私人土地，最终尽归英国政府。土地总面积126.967亩，土地与房屋总价17708420文。后来巴夏礼爵士告诉我们，仅地价为每亩52171文，约合30两白银。英方支付每亩1500文的常规“租金”，英国政府何时愿意放弃，业主可收回土地，但业主没有同等权利。1849年7月21日领事办公处迁往新址。

正是经由当时人们的艰辛努力，才获得了这块宝地。当时此地东临开阔的黄浦江，公家花园（Public Garden）还未修建，西边现在的博物院路（Museum Road）那时还是“干枯水道”，北临苏州河，南面与怡和洋行隔着“一条大路”。在这里我们要插一句，不然人们会以为英国政府对于在中国建领事馆的态度十分吝啬。阿礼国先生在他的一封急件中写道，他当时正装修一幢“漂亮宽敞的大楼”。要知道这栋崭新的上海领事馆建筑，已经是他8年里要求装修的第5栋领馆了！来上海接任之前，他也曾在其他地方任职。还有一次是领事在办公室里安装布屏风扇的要求遭到拒绝，然而仅茶叶税收一项，英国政府每年就可收入约300万英镑！可以充分解释此事的理由是，可能是英国政府正在努力清偿因拿破仑战争以及其他战事导致的巨额债务。1845年英国每年财政收入仅5300万英镑，只比1918年一周的战争支出稍多一点！

为了表明当时英国领事的地位如何微妙，我们来回顾一些早期遇到的困境。开埠三周之后，第一艘美国船只来到上海。这艘船为一家英国公司运货。然而那时还没有美国领事，即便有他也不会愿意对一位美国船长施加压力。在当时的情况下，道台要求巴富尔上尉指示这位船长管束他的水手。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英国官员的职责范围。然而，当时还有一条合法渠道可行，那是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受托公司的契约进行管理。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难题根本没有出现，因为这位美国船长十分愿意遵守当地的规定。然而在此后数年，有些我行我素的人多少引发了一些矛盾，这些人他国领事不能管，而中方当局不愿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领事为了公众的利益，承担起了章程所能允许的一切责任。

截至1843年12月31日，登记在册的驻沪英国侨民已有25人。除了我们早已提及的麦都思和雒魏林博士，最早的商人名录中还有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Co.）的怀逸思（John Wise），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e&Co.）的吉布（John D.Gibb）、J.麦克里尔·史密斯（J.Mackrill Smith），宝顺洋行的比尔和怡和洋行（Jardine’s）的达拉斯（A.G.Dallas）。

在早期的租地人名录的前十位中有：

第1号租地，怡和洋行；

第3号租地，仁记洋行；

第4号租地，义记洋行；

第5号租地，森和洋行（Wolcott, Bates&Co.）[吴利国先生（Wolcott） 是首任美国驻沪领事]；

第8、第9号租地，宝顺洋行。

巴富尔上尉认为土地所有权在外侨之间转让应在领事馆登记，收取中方地契只是作为中方所有人交出对土地的权利，并将其赋予外国侨民的证明。然而后来阿礼国设计了一种契约作为土地转让的证明。

外滩的地块与江水之间有一片浅滩，按照常规这里划归离它最近的土地所有人，然而由于自古以来，这里便有“纤夫”拉着庞大笨重的帆船输送漕粮，所以附近的业主不得使用这块土地。根据《土地章程》第二条，外滩由中方当局保留原用途，经广州海关测量确定其宽度为两丈五尺，约等于30英尺。由于沿江地块已被占用，从每块土地的外墙量出距离打下桩柱，中间分隔的空间由各家业主占满，由此奠定了外滩西洋的风格。然而不久之后，雨天已经不用穿着高筒靴就能在外滩行走了，因为1846年12月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f Roads and Jetties）成立了。 K/w5LMq7J3+LxNXS9y8LGM5lUxN71R9PsxanrzKQJIg/i2s+Awifo4Qdtcm0dC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