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及其周边的抵抗力量都撤退后,通往上海的道路就此敞开。英军统帅认为他们不会遭遇激烈抵抗,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想没错。1842年6月17日,两艘参加了各地战役的汽船“复仇女神号”和“麦都萨号”,沿着海军司令巴加(Parker) 描述为“十分壮美的”黄浦江溯流而上先行侦察。他们一路行来未遇抵抗,直至半途,在后来被称为“炮台浜”(Battery Creek)的一带地方,受到江上对岸而峙两座堡垒的炮击。土堡中的炮手发现炮弹未能射中汽船,他们并未坚守阵地,反而一把火把自己的营地点燃之后即刻逃散。英方经过仔细探测,发现航道走向更靠近黄浦江右侧,即浦东一侧,过了陆家嘴又靠向江的另一侧,与多年之后的现状相差无几。
19日清晨,水陆各方都已准备完毕,开始向上海进发。马德拉斯炮兵团(Madras Artillery)的蒙哥马利中校(Lt.Colonel Montgomerie)担任登陆部队的指挥官。他率领第18和第49团及马德拉斯第2步兵团士兵以及部分乘骑炮兵,共约2000名“棒小伙子”。根据所有占领上海的记载来看,直到英方23日撤离,上海没有下过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出征恰逢天赐良辰,6月天气晴好,正是最愉悦的季节,也是一年里万物生长的最佳时机,处处可见生活的希望与欢愉。这样的早晨,从吴淞登陆一路步行去上海,必定如一场令人愉快的野餐的开场,更增添了少许令人胃口大开的调味。
村庄里的人们从未见过这般景象。此前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马队和大炮,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过敌人部队会如此纪律严明且性情温和。当时的英军统帅很有可能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使村民了解他们此行并无恶意。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并未引起恐慌。全村男女老幼纷纷拥在自家屋前,争睹这难得一见的场面。荷枪的战士排成一列纵队,长长的队伍沿着他们的田边行进。炮队也沿着后来的吴淞路勉力前行。
对炮队而言,沿路的河流是唯一的难题。先行者有时只得填没一些小河,炮队方能通过。有些村民跑来,一边说笑一边殷勤地帮忙拉拽大炮。这支部队的和蔼宽容,由此亦可见一斑。
部队经过新种的水稻田或刚长成的棉花地,偶尔会惊起一两只雉鸡。不久,他们来到苏州河岸,当时人们还称之为吴淞江。沿着河岸一路行来,不一会就到了“新闸” 石桥。跨过石桥,很快就看到了上海县城的近郊。大约就在此时,他们惊讶地听到左方传来交火声,接着几发炮弹碎片落于左近。他们瞥见一小队当地武装力量正欲逃离,便向着他们的背影开了一两枪,射了几枚炮弹。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交火。隔着不远距离,先头部队已能望见县城城墙,墙头零星地射来几发火绳枪弹。大部队循着大路从新闸桥直奔县城北门,途经之地正是以后的租界。
最先抵达城门的部队并未遭遇抵抗,有人透过城门的缝隙窥见两门大炮正对他们。几人攀上一座依墙而建的房屋,借此爬上城墙,很快进到城里。城门洞开,部队便一拥而入。他们发现焦急的人群正从其他几扇城门蜂拥而出,而城乡市郊的宵小无赖正趁火打劫,随心所欲地抢掠财物。英军很快制止了这种行为。蜿蜒的城墙之上,占领部队不久就望见英军战舰高耸的桅杆逆流而来。
由此,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水路。是日晨8点,他们从吴淞出发,形成一幅迄今为止最为壮丽的景象,即使是历史悠久的黄浦江上也从未出现过如此阵势,因为这支舰队除了4艘战舰“北极星号”、“摩底士底号”(Modeste)、“哥伦拜恩号”(Columbine)和“克里欧号”(Clio),还有拖曳战舰的4艘汽船:“复仇女神号”、“冥王号”(Pluto)、“狱火号”和“谭那萨林号”。另外第5艘汽船“麦都萨号”上载着海军司令巴加、郭富(Hugh Gough)爵士 、凯帕尔(Henry Keppel)舰长 及其他军官。17日在半途炮击“复仇女神号”和“麦都萨号”的两处土堡此时已遭废弃,他们一路驶来,直到舰队前方船只行至正对现在的虹口码头处,一阵炮击从如今的英国领事馆草坪位置射来。这里是设立堡垒的绝佳地点,正扼守在船只前往县城的必经之处,因此是扫射舰船极佳的机会,可在拥挤的甲板上造成严重伤亡。然而远距离的一阵单发过后,那些炮弹连英军的船舷都没擦着。这支驻军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英方一人未伤,炮击已归于平静。英方的回击虽瞄准不佳,有几颗炮弹甚至在新闸附近开了花,但对那些炮手而言已是威力十足。多年后,其中一位炮手还向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爵士 回忆起这次炮击。巴夏礼当时还是个14岁的孩子,但在此次远征中却也不是微不足道的角色。全权公使 允许他出席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在“皋华丽号”签订条约的历史性画卷上,我们还能找到他从一群高阶军官魁梧的身形间窥看的身影。巴夏礼是郭士立(Gü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博士夫人的侄子 ,年少时学习中文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文流利加上天资聪颖,令他很受大家喜爱。多年后巴夏礼任上海领事时,有一位地保向他坦承当年从英领馆处射炮,自己曾是其中的一位炮手。这些炮手没有留下来再次填炮。这便是蒙哥马利中校所听到的炮声,他还向这些人射了几发炮弹。
舰船继续前行,发现前方水量充足,便在9英寻 的水中下了锚。有些人的登陆地点已离县城很近。克宁汉上尉和一群人上了岸,来到一处“他们认为是海关大楼 的台阶前,那是一幢漂亮的建筑,极有特色”。门前有两根柱子,柱子上各有一个类似“水手称之为桅盘”的装饰物。他还对建筑内的混乱状况做了生动描述。里面的“佛像”颇受了一番蹂躏,因为有人相信佛像里藏着钱。然而,对于19世纪登陆上海的西方人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事实上这幢他们描述为海关大楼的建筑,实际却是一座庙宇,而多年后它确实充作海关大楼之用,直至1893年现在的海关大楼建成。这一点应可确知,因为讲述者又说他们如何“在逼仄的街巷间穿行了近1英里,最终来到一座有茶室的公共花园,花园中有座大建筑物,已由郭富爵士及其随员占用”。那里,自然是县城的中心地带,县衙就在左近,而那座著名的茶社,便是我们所知的湖心亭。
大多外来客对他们见到曲桥、门洞、石窟、壁龛、大灯笼等诸如此类的景象颇感欣喜。假山和垂柳、合欢树以及其他的花草树木,都很吸引人。德庇时说英军在供奉城市保护神的城隍庙周围设立营地,“城隍庙有些像罗亚尔宫,比巴黎的还略大些”。
占领军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秩序。1842年6月19日,上海县城的所有政要都已出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肆意妄为,这番景象无须描绘,随便哪个“中国通”都可想见。大多数官员和乡绅此时都不见踪影,暴民们可随心所欲,抢劫是家常便饭,人们还担心他们纵火烧房子。然而到傍晚时分,英军加强巡逻,多少恢复了些秩序。那时当地人已经很快觉察到这些入侵者并无恶意。其中典型一例即为在占领上海当日,留下的民众就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些军人身边穿行,依旧做着日常的生活琐事。一两天之后,有体面的人也安坐于四周,啜着茶,抽着烟管,恍若什么都未发生。从公共粮仓中开仓放粮无疑有助于安定民心。
当铺自然很受人关注。有一队士兵驻扎于一家当铺,他们得把店铺打扫一番方能宿营。那个晚上,这些士兵穿着富丽的长袍,戴上了官帽,满身绫罗绸缎和各式寄存于此的精美华服。印度兵团中有人从当地抢匪手中购买了不少赃物。一时间,县城的码头边、城墙外贩卖赃物的买卖很是昌盛。然而部队里的士兵去抢劫却很少见。现存的记录都交口称赞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有一项发现极受众人欢迎:有人找到了冰窖。由于当时天气闷热,能喝上一大杯加了冰块的饮料就是让人赞叹不已的“奢侈享受”了!
部队在上海驻扎的同时,“麦都萨号”和“复仇女神号”以及几艘吃水较浅的船只对河流上游进行了一番勘查。他们驶到了离苏州很近的地方,在苏州上空都能瞧见船只喷出的烟雾。21日海军上将巴加和几位军官去了松江。
23日,驻军如占领上海时一样,分水陆两路撤离上海。在英军驻扎期间,一位当地人称其为“白千总”(Corporal White) 的人曾来试图议和。此人首次为人所知是1840年琦善派其为信使,此次前来受伊里布派遣,但此事并未成功。德庇时告诉我们当时在吴淞集结,准备沿长江北上的共有15艘战舰、10艘汽船和近50艘运输船,还有3000名训练有素的水手、9000名步兵。7月1日,英军又增加了436门大炮。当时英军只有一个真正应当惧怕的敌人,但那时谁都不曾想到——疾病这个魔鬼,或许早已与那冰饮结了盟!
如今,我们对医生能够战胜疾病颇感自豪,然而1840年代早期,卫生学或者说预防疾病的科学,还未真正起步。英国指挥官对于明矾可以净化长江水都不甚明了。直到英军最大的舰船“伯尔莱号”驶离长江时,船员们才发现他们本可不必饮用长江中的生水。船队从南方一路北上,不少船员罹患坏血病,或有患病之虞,而且为了获取新鲜食物,英军还向崇明派遣了登陆小队,哈维(Harvey)中尉和一名海军士兵因此丧生 。那里称为哈维角(Harvey point)就是为了纪念此次事件。战斗结束后,对食物消耗不再设限,我们读到克宁汉上尉记录的以下文字:“我知道有人曾一天吃下6.8磅 猪肉,还要外加生蔬菜和西瓜。”那时中国正值七八月间,喝着未净化的长江水,里头还要“奢侈地”加上当地的冰块!结果得出的统计数字便不意外。疾病使“伯尔莱号”上的650名船上人员只剩下500名,其中只有不到120人还能坚守岗位。仅船员就从250人减员到70至80人。由此一例可推知其他舰船上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如果清军能再坚守两三个月,英方若没有强大的人员补给,此次出征定然以撤退告终。然而,清朝官员们放弃了,《南京条约》为新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图5 早期(上海)租界地图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