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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们所知的三角洲，土地都很肥沃，其肥沃的程度只因当地的气候条件及土壤的化学成分而有所差异。当然世事总有例外，以渤海湾和山东地区冲击形成的盐碱地而言，就因土壤含盐量过高造成土地贫瘠。然而只要历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以及广东的西江（Si-kiang）
这些河流的名字，就足以让人想起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这个普遍正确的观念。人类最初文明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地方物产富饶，因为文明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富足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是海枣、玉米、大米、小米，香蕉或面包果。因此正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给我们带来了目前所知的最早人类文明。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萌芽时期，这些初生的文明之间是否曾有过联系？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确实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似性，然而如何解读这些相似之处，却让人争论不休。我们还需耐心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而且或许得有像萨伊斯（Sayce）
与翟理斯（Giles）
这样的人互相协作，方能调和如今彼此矛盾的理论，或者要筛去许多推测，才能显现出事实真相。近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氏家族创始人李太郭先生（G.Tradescant Lay），他曾很肯定地说汉字与埃及文字有许多共通点。而且据说古埃及使用的船只和中国平底帆船也很相似，甚至它们的“船眼”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上海所在的地区历史传说很丰富。古时候这里是吴国，都城是距苏州以北约16英里的梅里（Mei-li），如今就在长江边几英里处。直到公元前513年，当时位于太湖岸边的苏州，据说由于地理位置十分利于建造船只而被选为新都城。当然现在的太湖已萎缩了不少。然而，40年后邻国国君越王勾践带兵征服了吴国，此后吴国国君便失去了原先“霸主的称号”。
当时越国的领土主要是浙江及其周边地区，部族也并非汉人。
在此后几个世纪，楚国吞并越国后，又于公元223年被那个焚书坑儒、建造长城而恶名昭著的秦始皇所消灭。
从此以后，汉人的统治才逐渐扩大，同时与“蛮夷”的接触也逐步增加。之后的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从公元前2世纪直至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公元221年著名的三国鼎立的时代开始了。三国即占据中原中部和北方地区的魏国，位置相当于现今湖南、湖北、江苏和浙江的吴国以及四川的蜀国。此时，“蛮夷”都已置于汉人的统治之下，三国所使用的语言也很接近汉语了。历史小说《三国志》
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蓝本，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小说手法创作而成。此书无疑是有史以来中国同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作品。然而三国的时代转瞬即逝，仅仅存续了44年便被晋朝取代。吴国最终败于湖南洞庭湖上的一场水战。
吴国毫无疑问曾是出类拔萃的水上霸主。如前所述，据记载苏州正是因其造船业的优势而被选为都城。此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与英国在确定最终领土分配的进程中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两国都有大部分的原住民从东部被驱逐到西部及西南部的山区，他们必然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国有黄河、长江和西江等大面积的三角洲地带可供征服与同化。当诺曼人登陆英格兰时，他们也占据了一片三角洲区域，当然就面积大小而言不可与中国的广阔疆域相提并论。但由于这片土地水域丰富，这里的人民几乎无法征服，只能依赖长期和平的影响渗透。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曾创作了《觉醒者赫里沃德在伊利岛》
一书，其中描写了英国的一位沼泽英豪。当时在吴国广阔的领土上定然有过成百上千这样的勇士。如今在上海的各条水系中依然生活着人们熟知的“船民”，他们在自己的族群中通婚，过着与岸上人隔绝的生活，似乎历来无人追溯他们的历史。如果有朝一日能证实他们是古代吴国人的后裔，那会是十分有趣的发现。
如今，我们都习以为常地认为上海最主要的水道是黄浦江，苏州河（以前称为“吴淞江”）则是它的支流。但如前章所述，以前并非如此。历史记载，松江以南有18条江，都是长江的支流。有史学家称公元620年的唐朝时，吴淞江江面宽20里（约合7英里），到300年后的宋朝，江面已萎缩至9里，然后由于自然原因逐渐缩小到5里、3里、1里。上海租界成立后，修筑堤坝之举更迅速侵占了水面。在一幅现存的水彩画中，我们还能看到第一座美国教堂救主堂（St.Saviour’s）就立于河堤边。然而这所教堂现在的位置处于百老汇路（Broadway）和文监师路（Boone Road）交错的西北角。在笔者的记忆中，如今俄国和德国领事馆的所在地，那时还在水底，外滩边的浅滩也尚未填没，涨潮时潮水会淹没人行道。上海开埠初期，黄浦江的宽度粗略估计大约在半英里至四分之三英里。
由于中国一向有准确的编史工作，所以上海的政治历史很明晰。我们已经了解秦始皇帝统治了越国的领土及其周边地区。据说他将此地设为县，命名为“娄县”（Lu或Lau），但直到始于公元960年的宋朝，才出现了上海这个名字。公元1075年，始设上海镇，那是英格兰经历诺曼征服9年之后。在此之前上海的名称花样繁多，据我们所知就有“沪渎”（Hutu）、“华亭海”（Hua-ting-hai）、“海上”（Hai-Shang）、“上洋”（Shang-yang）、“申江”（Shen-kiang）和“信义县”（Sin-i-hsien）。沪渎可能是上海最早的名字，意思是一条能捕鱼的河流。然而也有早期传统显示上海曾是士兵的驻营地。本土作家后来也称之为“芦城”（City of Reeds）。
公元1264年，上海设为县镇已有两个多世纪，上海县城还未筑起围墙。这或许表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地方不太重要；第二，当地相对比较太平。直至1554年左右的明朝，上海县城方获准修建城墙，由于当时倭寇时常侵扰中国沿海，亦如500年前丹麦人对英国海岸线屡次突袭，故此举实有必要。最初的围墙极单薄，外侧砌以砖块，内侧以泥土支撑，20英尺至24英尺高，3至3.75英里长，共有20座箭塔，6座城门。天然的河流绕城而过，设有水门方便出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围墙逐渐以砖石加固，最终形成15英尺厚的防御工事。护城河
极佳地实现了防御的目的。直到19世纪上半叶，护城河对抵御进攻依然十分有效。
上海历史上最早的地标之一是涌泉边的静安寺。据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50年左右，相当于罗马人统治英国的中期。静安寺香火兴盛无疑得益于有着“天下第六泉”之称的涌泉，此泉会冒出沼气与碳酸气体混合的易燃气。上海另一处胜景是龙华塔
，其塔身端庄优雅，是中国众多宝塔建筑中的优秀代表。宝塔无疑源自佛教，据说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龙华塔最早建于公元3世纪的后汉时期
，但也有人认为此塔为公元9世纪建成。上海自然流传着许多与龙华塔和涌泉有关的传说。
徐家汇，即徐氏家族的聚集地，也是上海地区极有意思的地方。利玛窦（Ricci）的学生和朋友徐光启，于1562年出生于此。对于少数几个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而言，他叫“保禄徐”。利玛窦是唯一在中国编年史中留名的外国人，据说徐光启是唯一公开承认皈依天主教的中国高级官员。徐光启学识渊博，撰写了许多著作及译作。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在《中国文献录》
中对他的一些著作有过介绍。徐光启在《崇祯历书》（New Mathematics）中引入了西方天文学的托勒密体系。此书的修订由三位中国学者和四位欧洲学者协助完成，汤若望（Schall）是其中之一。徐光启殁后，其巨作《农政全书》60卷经皇帝颁令发行。然而他最广为人知的文章是写于1616年维护其宗教信仰的《辩学章疏》。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然他虽身居高位，据说“其身后所遗竟不敷丧葬之用”。他在明朝灭亡10年之前逝世，并未目睹故土遭满洲蹂躏。但在辽阳（Laouyang）陷落后，徐光启曾奉召入宫，协助抵御外敌，此时他积极主张铸造使用西洋大炮。徐光启有女取名甘第大（Candida）
，因常行善事、救济他人，人称现世的“多加”（Dorcas）
。徐光启于1634年结束其光辉的一生，葬于出生地徐家汇。
大约30年后，康熙继承皇位。他在一次南巡苏杭途中，曾特意到本地的凤凰山
一游。据说他驻足之处还留有一处石堤。从他此次巡游可以推想，上海当时可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处富庶之地。然而，在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海塘江堤前，上海频遭灾害性洪涝侵袭。14世纪初至19世纪初，上海共遭受大灾40余次，其中半数源于海水决堤或由台风等原因引发的洪水泛滥。
如果我们对吴国和日本帝国
之间一度存在的联系略而不提，那将是个不可原谅的疏忽。幸好我们有博学的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
侯爵可做不容置疑的权威来佐证我们的观点。他在其巨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中为我们充分论述了这一观点。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传统知识如何构建其上层建筑，日本确实从吴国学得甚多，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大隈重信在书中写道：大约15个多世纪以前，据信是秦始皇及后来汉朝吴王后裔的中国贵族，带着不同地区的人迁移至日本。他们带来了养蚕业、编织、文学和政治体制等各种知识。其后代称为“秦人”（Hata-bito）和“吴人”（Aya-bito）。他们在各地繁衍，似乎并未引发种族矛盾。另外，朝鲜难民也进入日本。据说汉字是经由一位朝鲜王子首次传到日本，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0—前215年，但依据大隈重信认可的说法，认为是公元前97—前30年。据信日语所采用的发音可能是经朝鲜人改良后的吴音，也有人认为是汉音先传入日本，而后吴音随着佛教进入日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家普遍相信在语言等各个方面，吴国的影响奠定了基础。编撰于公元712年的日本《古事记》
（
Kojika或Record of Ancient Matters
）中多用吴音，出版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
（
Nihongi或Chronicles of Japan
）吴音与汉音并用。然而，无论吴音、汉音或唐音，日本人讹用了传入日本的汉语，就如同我们英语吸收了传入英国的法语一样。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存在许多共同点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