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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上海历史的著作中，兰宁、库龄所著《上海史》，可谓是叙述上海从古代到近代开埠，及至1920年代发展历史最为权威的著作，为历来研究近代上海的学者所重视，现今许多重要的有关上海史研究著作，所引用的史料有不少都来源于此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上海史》，可视为了解近代上海开埠以来发展历史的百科全书。然而尽管此书是上海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多年来因为其翻译难度较大，一直没有中译本出现。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资深编审朱金元同我沟通，打算策划出版此书中译本，希望我组织原来参加编纂《上海租界志》的一批同仁来进行翻译。对老朱的建议，我一开始是很犹豫的，主要是担心我们人员的翻译实力，我知道翻译这样一部历史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不然此书的中译本早就问世了。然在金元兄一再鼓励下，在征求我以前同事的意见后，我接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经过我们团队人员近7年的努力，60多万字的译稿终于完成。
这部二卷本的《上海史》，是由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委托兰宁负责撰写，从1906年开始，到1923年第二卷印成，前后经历了17年时间，第二卷由第二位作者库龄完成，但印刷后没有公开发行，其过程可谓漫长曲折。
此书主要作者兰宁（George Lanning），1852—1920年，英国人，较早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40多年。他1875—1889年任上海英华书馆总教习，1889年开始任上海西童书院院长。次年，因学校的学生从54人增加至94人，公共租界纳税人会决定给予该校1000两银子的资助。1892年，资助增加到3000两。1893年，工部局以为4名共济会儿童提供免费教育为条件，从共济会学校基金会手中接过了对该校的管理权，将此校改名为西童公学，仍以兰宁为校长，直至他1907年退休。在兰宁退休前夕，1906年，他以在上海租界居住生活时间较长和上海发展见证人身份，受工部局聘请，撰写上海租界史。
一开始兰宁撰写的进度比较缓慢，4年后，1910年1月，他向工部局董事会提交了他撰写《上海史》进度的报告（以下内容资料来源均为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910年1月19日）。1911年2月，兰宁开始向工部局借阅旧的会议记录以作写作参考，工部局董事会规定的出借条件十分严格，明确每次出借不得超过一至二本，并且要求兰宁须将这些会议记录保管在防火保险箱内。（1911年2月8日董事会会议录）1914年4月，兰宁完成草稿，即将开始撰写。他写信给工部局董事会，对撰写《上海史》提出了一些询问，他不清楚的是：工部局所要求的是否仅只是对事实的叙述。工部局董事会在议论此信时觉得此项撰述是兰宁自己建议并请求承担的工作，经过多年来准备，迄今未完成，深表遗憾；并且认为兰宁所写的上海生活关于商业的一面，不能令人满意。会议形成了工部局予以答复的备忘录，与会董事们还表示，希望来年此项工作取得可观的进展。（1914年4月22日董事会会议录）
1917年2月，兰宁在答复工部局董事会询问他撰写《上海史》进展情况时称：第一卷的大部分资料现已准备就绪，因而将邀请出版商投标。（1917年2月14日董事会会议录）1918年7月，有几家印书馆对出版《上海史》第一卷进行了投标，工部局董事会经过研究，“认为最好将整个工作交给一个公司，因此，应接受别发印书馆的投标”，并就该书的印刷册数及出售价格等问题作了商量。（1918年7月17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正当《上海史》第一卷出版进入校对环节时，1920年1月，传来了兰宁逝世的消息，工部局董事会在向兰宁的遗孀表示慰唁的同时，决定由《中国百科全书》编辑库龄详细阅读兰宁遗下的摘记与资料，完成《上海史》撰写工作。（1920年1月14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库龄（Samuel Coling 1859—1922年）也是英国人，生于伦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他1884年来华，1905年来到上海任亚洲文会名誉干事和编辑，创办过《新中国评论》，自任编辑，1919年代理上海麦伦书院院长，同年获1918年度法国儒莲汉学家纪念奖金。在工部局总办同库龄几次会面后，库龄答应准备着手此项工作，工部局董事会则表示：除了每月发给他300元，库龄所需的其他书籍与报刊费用将由工部局支出。（1920年2月25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920年底，《上海史》第一卷经库龄处理后交工部局董事审阅，董事会同意在新年过后即交别发印书馆出版。（1920年12月8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第二年10月，库龄将《上海史》第二卷交别发印书馆准备付印，别发印书馆希望就印刷册数给予指示。工部局董事会研究时提到，该书的第一卷印了1500本，准备印刷第2版，但到目前为止，只售出217本，因此董事们认为，出版这本历史书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决定推迟对预定印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本数作出决定。会议希望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以前，代理总办应按惯例首先仔细阅读此书，因所有工部局的出版物，首先须通过总办处认可。
（1921年10月19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在总办审阅此书之后，工部局在1922年向别发印书馆订购了1000本，印刷工作在1923年完成，但事情却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四年之后，即1926年7月，当工部局董事会讨论此事时才想起去询问当事人，是什么原因搁置了此事。四年前担任审阅此书事务的工部局代总办鲁和回复说：“这卷书出版从1922年起一直拖到现在，原因是书中某些内容从政治观点上看是不适宜出版的。”尽管鲁和此时“认为目前政治形势较为平静，出版该书不会有什么妨害”，（1926年7月7日、9月15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然1926年10月13日召开的工部局董事会仍决定不出版已经印刷成书的《上海史》第二卷。（1926年10月13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由此，《上海史》第二卷的出版发行被工部局阻止，其流向社会的数量，可想而知。
这部兰宁花了近14年时间撰写，由库龄续完的著作，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同其他几本屈指可数的外国人所写的上海史著作相比较，具有许多特点。
此书第一大特点是对近代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叙述，史料翔实，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者对鸦片战争时期吴淞之战，英国军队初次进入上海，早期上海“青浦教案”“泥城之战”等著名事件的发生和经过，均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包括清军将领陈化成对入侵英军进行的坚决抵抗，也作了客观描述：
有关陈化成的事迹流传不少。显然，他是极少数以勇气、克己、清廉而名留青史的楷模，这样的人在明哲保身、贪污腐败的官场黑暗中凤毛麟角，却熠熠生辉。尽管英军舰队“帆樯高耸，过我城头，船烟蔽日，举国皆惊”，他并未被吓退。（第一卷第17页）
上海的对外贸易是此书重点叙述的内容，作者描述了在上海开埠后6周内外商船只到达上海的情况：
……自11月17日至12月31日，共有7艘商船入港。船只的平均载重量281吨，平均船员25人。其中最大的是423吨的“伊利萨·司图亚特号”（Eliza Stewart），最小的是171吨的“马济伯号”（Mazeppa）。这些船只装载的进口货物总价433729元，出口货物总价146072元，共支付进口税款16564.80两白银，出口税款7537.19两白银。船舶吨位税为每吨半两白银，总共缴纳吨位税白银985两，与广州课税的“压榨”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第一卷第33页）
此书记录了1845年进出上海港外国船只的情况和早期来到上海外国船只的特点：
当年有87艘船只入港，89艘离港。其中英国船有62艘入港，66艘离港；美国船分别是19艘和17艘；余者是西班牙船2艘，瑞典船2艘，另有1艘船来自汉堡，1艘船来自不来梅。（第一卷第164页）
至于美国的鸦片飞剪船，有90吨的“盎格鲁那号”（Anglona）和“精灵号”（Ariel），150吨的“西风号”（Zephyr）。而在上海历史上曾出现数次的“羚羊号”（Antelope）最引人注目。“羚羊号”350吨，适合沿东北季风锋面经过台湾海峡进行袭击，而这只有少数双桅方帆船可以做到。它有低矮褐色的船体，长而潇洒的桅杆，2门侧舷炮，船中部还有1门加农炮，连同巨大的登船长矛和充足的枪支和刀剑供应，在远东没有什么海盗在速度和火力上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第一卷第131页）
此书花较多篇幅对“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设立以及最初数年遭遇的激烈抵抗”作了叙述，包括海关早期外籍税务司同英国驻沪领事之间的分歧和争执，早期担任税务司的李泰国等人的行事风格和在当时外商中引起的激烈反应，以及上海道台、英国领事等对一些海关违章处罚的不同态度等。这些叙述，为我们深入了解上海开埠后到上海的外商船只，以及海关税务司建立初期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此书对上海租界形成，《土地章程》产生以及公共租界管理机构等，均作了叙述。其对英国领事来沪后最初的《土地章程》形成所作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了这份《土地章程》的由来：
历时两年逐条议定的法规条款于1845年汇集颁布，被称为《土地章程》。这是道台与巴富尔上尉，或者说是与麦华陀不断密切商讨的成果。实际上，这是涉及土地、所有权及租金等问题双方来往函件的提炼与汇总。这些条款都经过两江总督首肯，由道台以中文颁布。因此，条款的形式及其思想模式都很中国化，外侨首次读到的稿本由麦华陀翻译。（第一卷第39页）
由于当时中方参加商定《土地章程》洽谈的官员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兰宁的这段叙述，便成为《土地章程》产生概况的权威叙述。
对英租界租地人变为纳税人后选举外商代表时的情况，此书也叙述得很清楚：
根据新的《土地章程》，“纳税人”一词代替了“租地人”，从此土地不再是选民的唯一资格标准。根据旧的《土地章程》，共有340位选民，大多是身在他乡的业主，根据新章程，共有467位选民，多为当地居民。（第二卷第300页）
作者描述了租界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如最初向外商出租土地的租费以及押金如何商定，最早的英国驻沪领事馆所在地块如何租下来的经过，等等。又如讲到太平天国失败对上海租界繁荣的影响：“读者们要知道由于太平天国失守苏州，造成大量华人难民从上海返回原籍，所以1863年至1865年间年景不佳。他们将欣然逃离此处烦人的卫生要求，奔向‘肮脏自由的苏州’。本地人口从50万跌至10万，因此上海房产价格大跌。租界内1.2万栋华人房屋三分之一空置，原先华人蜂拥的街市上荒草丛生。”（第二卷第307页）
道路变化是租界城市面貌最大的变化之一，作者叙述了一些后来成为著名道路的变化情况。如现在的南京西路，当时称静安寺路，最初是一条专供跑马的道路，在初步铺设后的第二年，“因为这条路被滥用，设立了收费处并要求每年收取捐助费，行人收取10两，骑马者收取20两，马车收取30两。但捐助费及通行费并没给道路的养护提供足够的资金，尤其当‘马车飞快地通过以逃付通行费’。1866年，股东们决定将这条路或这些道路转让给工部局。”工部局接管前的1865年，人们开始在静安寺路居住，而到了“1868年底，这儿‘到处’都是房子”（第二卷第452—453页）。
桥梁变化也是租界面貌变化之一。韦尔斯桥是外商在苏州河上建造的第一座桥梁，后因收过桥费等矛盾，1872年10月，工部局以4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韦尔斯老桥和坍塌的正在建造的新桥，书中记载了工部局最后买断此桥的过程：
……但转让直到次年4月才全部完成，因为必须取得全体股东委托（该公司并不只有一家公司），而收到的授权书大多都有瑕疵。不过，最终公司就好像他们的大铁桥一样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只不过留下一堆废墟。11月1日停止收费，收费亭拆毁，工部局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行事。社会公众对通行费申诉十年，而公司坚持一直收费，并最终以原价3倍售出。桥梁终于可以免费通行，但这桥花费了近5万两白银，因为还要为偿债基金提供利息，而且还要造一座新桥。怪事就在于这桥一文不值，人们都说其中也没什么权利可言，公众付了4万两白银，等于一无所获。（第二卷第468页）
此书对早期来沪外侨的文化和休闲生活也作了详细叙述，如记载了外国侨民在上海的早期戏剧活动：
首场演出是在1850年12月12日。那时演员的社交生活明显比现在更为空闲，因为通常情况一次会表演两出戏，甚至有时演三出。因此首次演出的剧目是《棋逢对手》和名为《梁上君子》的滑稽荒诞歌剧。这显然是根据最近一匹同名小马的表演而创作的演出。此后“我们小巧精致的剧院”还上演了《爱情、法律和药品》《疯狂的庞巴斯》。《法定继承人》和《地下室的高雅生活》演了两场。几个月后剧院修缮完毕，上演了《筋疲力尽》和《温特利之龙》。其中一次演出中曾有位“丘比特先生”参演。此后为庆祝“干净小巧”而舒适的“帝国”剧院开业，《筋疲力尽》和《拒绝》联合上演。（第一卷第190—191页）
对于早期外国侨民进行的赛马比赛，书中也作了叙述：
1854年，即发生“泥城之战”那一年，秋季赛马举行了两天，每天进行五项比赛。十项比赛中的四项仅限中国马参赛，两项比赛不限马的产地，一项比赛仅限进口马参赛，还有三项比赛仅限成年马参赛。赛事中一匹澳大利亚马击败阿拉伯马轻松获胜。次年举行了首次跑马厅舞会。（第一卷第194页）
1858年4月22日星期二，上海第一场有记录的板球赛“在虹口的土地上”举行。比赛的双方是皇家海军“高飞号”的船员和上海11位侨民。（第一卷第198页）
此书对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涉及，如对于租界公共卫生的发展，叙述了早期上海卫生防疫的情况：
道台张贴布告禁止在租界内施行人痘接种，并倡导采用牛痘接种。为此批准从预算中拨1000两白银。1870年8月，亨德森开设了南京路诊所并委派詹美生协助。但接种并非强制。（第二卷第551—552页）
在经济方面，作者记录了上海开埠早期时候的物价。“1849年上海的物价情况是：牛肉和羊肉，107文铜钱一斤；鸡蛋6至7文一个。1850年我们看到如下报价：牛肉1元18磅，羊肉1元12磅。肥羊4元一头。红糖4元一担。面包1元12条。”（第一卷第196页）记录了开埠早期外来的西班牙、墨西哥银元与中国铜钱的比价以及引起上海货币市场变化的情况，特别有趣的是，叙述了因为不同货币比价问题引起兑换时的贬值，有固定收入的英国领事馆官员和传教士在生活上遇到困境的情况。
此书的第二大特点，是记录上海史发展，许多翔实的记载和细节都很可靠，这同作者撰稿时查阅了不少报刊资料，特别是原始档案密切相关。作者在书中提到：“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如何取得英国领事馆现址的卷宗，我们可以对土地制度的程序有所了解。”（第一卷第35页）在写到上海的英国商会初现时作者写道：“1847年，上海商会初现身影。在档案文献中我们找到一封写于当年6月21日的信函，信中写道，为了收集商业信息、便于数字统计，八名英国商人宣布成立商会。”（第一卷第127页）早在1906年兰宁刚开始着手为撰写上海史收集资料时，他就提出要查阅英国驻华公使馆档案的要求，经工部局联络，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英国外交部同意兰宁按所提的方式利用公使馆档案。（1907年1月23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正是因为兰宁在撰写过程中查阅了现在我们无法看到的许多原始档案，才使此书有关上海历史细节叙述的史料价值极高。
此书的第三大特点，是作者知识渊博，特别是有关世界历史方面，根底深厚，大概正是这个原因，作者在写作时喜欢引经据典，并就相关事情的历史背景展开议论，如在叙述世界纺织品生产时，对近代以来欧洲的科技发展作了详细叙述。在第一卷第40章叙述“东西方贸易变迁”时，作者实际上回顾了欧洲各国来中国贸易之前发展的曲折情况，包括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同贸易开放主义的争论、行会组织的出现等，指出当代表新时代经济思想的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和机械发明在世界上涌现后，“生产制造的新纪元如何最先在英国土地上建立起来，并出于这个缘故，也由于其他地方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两个英语国家的民众成了这一成果的最先享用者”（第一卷第117页），英、美两国由此优先于其他法、德等欧美国家来到上海。
此书的第四大特点，是作者在书中流露的对其母国忠诚和热爱的感情色彩十分浓厚，例如作者对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通商之门，始终充满了赞美，称之为“怀着最善良、最美好的愿望。虽然身着战争的外衣，在其内心深处却是和平的念头”（第一卷第27页）。当然，作者在重视母国的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领先世界的事物表示推崇，如在叙述上海银行业时说道：“一个清楚的事实是，中国类似银行业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公元618—905年），而欧洲最早的银行出现于1401年。由此可知，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中国总是走在欧洲各国之前。”（第一卷第185页）
出于作者本身的阅历和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原因，作者对上海租界历史所作的一些评价并不正确，其中也包括对外国侨民本身的一些评价。如作者在第2卷序言中说到：外国侨民“来到上海，其中有些大发横财，随即转身离开，没有留下什么纪念或善行，保佑这个使他们发家致富的地方”（第二卷第243—244页）。其实在来上海的外国侨民中，有些人因人生的大半生在上海居住生活，所以对上海颇有感情，如早年作为建筑师来到上海的英国人雷士德，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年，靠经营房地产致富，1926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达1434万两，雷士德在他的遗嘱中明确用他名下的全部产业成立雷士德基金会，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和慈善事业。
此书第一卷前二十八章叙述古代上海的人文历史，考虑到这些内容都是发生在上海开埠之前，并不是作者所亲身经历的，主要是根据一些文献而撰写，其史料价值不高，为节省译稿的篇幅，便于读者集中了解近代上海历史发展，故本译稿将此二十八章略去。此书原本有附录，主要为工部局董事会成员名录、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和1898年工部局报告摘录，考虑到这些内容有的可在《上海租界志》中查检，有的参考价值不大，故本译稿也予略去。原著编有索引，因其中不少是主题概念索引，且在本译稿中无检索意义，故也略去。
因作者知识渊博，喜好引经据典，在叙述相关事情时引用了不少世界历史和人文的典故，同时或许因为作者撰写或排版印刷的关系，书中有语焉不详和明显错误处，为方便读者阅读，对以上问题我们在翻译时适当作了注释。同时，此书中涉及大量人名、机构名等，因翻译时查照的参考工具不全等原因，对个别人名、机构名的翻译可能同常规翻译有异，为方便读者查检，我们另外编辑了人名、机构名、路名、地名等译名对照，对一些相同的人名，对其身份作了标注。
参加各章翻译、审校人员的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卷翻译
李燕：第29—40、第42、第45—50章。
张新：第30—31、第36、第43—44、第53章。
徐新华：第51章。
曹胜梅：第52章。
第二卷翻译
李燕：第1—6、第8—9、第13—15、第17、第23、第26—28、第30—31、第40、第42、第44—45、第50、第52—53、第55、第57章。
胡劼：第7、第33章。
何兰萍：第10—11、第13、第36章。
徐新华：第12、第16、第20—21、第25、第35、第41、第43、第46、第56章。
邱志仁：第19、第24、第29、第32、第37、第47、第54章。
李雪云：第22章。
徐非：第34、第38、第48—49章。
方华：第39章。
陈蓉：第51章。
张新和石磊负责组织各章翻译和进行审校，马长林负责总审校和统稿。
参加本书翻译和审校的人员，有些是原来参加《上海租界志》编纂的撰稿者，也有在上海市档案馆长期从事租界档案翻译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上海租界历史有相当的了解，有丰富的租界英文档案翻译经验。尽管如此，由于此书涉及上海历史的面太广，作者又喜好引用世界文化典故，故对有些内容的理解翻译，有相当的难度，翻译中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谨请行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