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东西方商贸变迁

如果胡子花白的历史学家能够上火星超人（Martian Superman）专为他们开设的幼儿园，他们提出的诸多孩童般天真的问题中，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革命？可以想象超人老师感动于提问人的纯真热忱，便以地球作家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开始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为聚精会神的听众上了一堂如何正确理解“革命”的课程。因为即使对于并非火星人也非超人的普通人而言，有一点是十分显见的，在与革命运动相关的诸多因素中，一直以来人们常视而不见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这说来令人痛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因素。

极少有人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另有一场革命风起云涌，兴起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直延续到大革命之后，由其引发的后果连这场铁血盛宴都相形见绌。对于早期的正统历史学家而言，革命仅仅意味着一段时期的战争、谋杀与暴毙。大屠杀与革命结伴而来，饥荒与衰败如影随形。我们已经看到，并且正在见证，革命的负面影响席卷俄国，其恐怖程度比法国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也留意到，在目前已有了一些建设性的措施，这些举措迟早会覆盖欧洲土地上灾难性的破坏，如同自然之母仿佛羞于自己偶尔发作如台风般的暴怒，便赶紧以一片欣欣向荣来掩藏自己破坏的结果。

这场和平的革命进展过程，大致在本卷后几章所涵盖的时间阶段。这场革命涉及新思潮和新发明，而更多的则是这两者相互结合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囿于某一个国家，而是遍及整个世界。总体而言，这场革命孕育于英格兰，而后传播至全人类，而且其影响还在继续传播，并未停止。其起止时间或可认定为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因为在此期间出现了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经济学思想、人类第一次发明了复杂的机械、发现了利用蒸汽和电力的方法。三位一体总是在宗教及其他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这里的“三位一体”是人类的才智、道德和力量，无人会对此吹毛求疵。凭借此三者的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生存条件将日臻完善。这场革命是人类精神战胜物质，逐步掌控自然力量所结出的最初成果，能够和平地利用这种力量，将使人类进入一个更具创造力的世界，从而更为珍视和平与繁荣。

19世纪的后50年，对于上海的人们而言更有裨益，所以需要给予密切的关注。由于我们的租界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大都会，故将各个主要国家工商业的重要发展，尽可能言简意赅地记录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本地的朋友自然独占鳌头。西方国家中，英国近一个世纪来在远东事务中名列前茅，美国位列第二，而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葡萄牙、荷兰等，则或多或少占有一些份额。

据我们所知，中国工业与贸易的现状与几个世纪前相差无几。而西方国家的状况亦是如此，因为若没有各种便利的交通工具，贸易便只能禁锢于最初的范围之内。而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这一项出色的进展之外，西方各国在道路、载货工具以及运输条件等方面都与东方不相上下，并无可炫耀之处。贸易并非中国历史学家钟爱的话题，这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 China ）一书中，简略勾勒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自古以来，（中国）商人的地位似乎与我们的放债人不相上下”。这一点在中国史书中也有所提及。这一论述十分关键，证明了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在诸如贫富关系、施行贸易法和节约法令、试图调控价格等问题上，与中国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不论东方或西方，其贸易的本质都可由公元前2世纪一位国王以一言蔽之，即“吾欲以吾所有易所无”。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的历史记载中首次提及贸易的真谛。翟理斯博士曾引用了理雅各（Legge）翻译的大禹箴言：“吾促其互通有无，处置所藏。”大禹生活于大约公元前2200年，该书中描述了他如何开渠引流，播种耕作，并教人食素可强身健体。在贸易航线问题上，庄延龄教授也指出，“无论陆路或水路，除了有一两处例外，人们常走的路线与两千年之前几乎无异”。

东西方各国本质上相似的又一重要标志，在于他们所给予商人的地位。远古以来，无论在何处，统治者和他们的走卒总是不忘羞辱和掠夺一切与银钱或货物打交道的人们。这种做法全球通行，值得简略提及一下事情的起因。我们最早了解这个出现在史前时代迷雾中的人，其战斗的天性要胜过和平的倾向。他可能纯粹就是个战士，也可能是游牧部落的一员，有时放牧，有时打猎，情况需要的时候就是战士——那时常有这种需要。这样的社会必无孱弱者的立足之地。只有等人类渐渐过上安定的生活，非战斗人员才有可能找到安身之所。而当人们再次踏上征途，不能战斗的人便充当随军杂役或军中小贩。如此一来，由于可从他那里以各种战利品换取补给品，便也让他在此容身，但他也常遭到野蛮士兵的粗暴对待，因为他们瞧不起所有没有武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若不是创建了辎重兵团，特别是指挥官，认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不然商人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正是在国王或统帅的庇荫下，商人才免于彻底湮灭的命运。然而，不论是国王还是统帅，都会毫无顾忌地掠夺积累了一些财富的商人。因此，商人不得不在这恩威难测的境地中艰难求生。一旦确定受到皇室或爵爷的青睐——有时这得用钱买来，商人便可对普通百姓随心所欲地大敲竹杠，结果便是民众对他的怨恨随着其“牟取暴利”的能力一起与日俱增。为了获取并保住他的财富，他得交替运用各种面具，肆无忌惮与狡猾奸诈、严辞苛责与低眉顺眼、专横傲慢与卑躬屈膝，他得一会儿是“暴君”，一会儿是“弄臣”，成了最令人反感的卑鄙小人。他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人间圣人所具备的高尚品德。这样的商人，在现代的波兰、罗马尼亚、俄国的社会底层，依然屡见不鲜。他们如同千百年前的同行一样，之所以成为这样，是他们的不幸，但错并不在他们。

因此，早期世界各地的商人、放债人或是银行主都处于社会最底层，就不奇怪了。西方国家如此，在中国和日本亦如此。而西班牙衰落的原因之一便是驱逐了本国里仅有的商人：摩尔人和犹太人，气派的西班牙贵族再也不想象其他国家的贵族那样，让污浊的贸易弄脏了手。直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 证明，以诚实正直的方式做交易也可以是体面人的正当职业，而且在这些交易中蕴藏着国家的财富，此时我们的英国显贵们开始发现贸易的真实面目。住着封建城堡、拥有大片土地、过着骄淫奢侈生活的英国最高傲的贵族，与以前广州一些中国官员所表现出的傲慢自负，颇为意气相投。当然并非所有中国官员都是如此，因为其中有一些人自己也正待价而沽呢。时至今日，中国官员的手已很少离开商人的钱箱，若偶尔可得幸免也并非出于成文法律的规定，而是得益于商人协会的庇护。

这里我们要谈到行会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十分感谢马士先生和历任海关税务司在这方面的研究。欧洲大地上有关行会的信息十分丰富，却散存于各地，马士在其著作《中国行会考》（ The Gilds of China ）中搜集了与中国相关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此书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经意间也向人们展示，中国与西方的劳作方式是多么相似。马士并未述及普鲁塔克（Plutarch） 所描绘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古老欧洲行会，否则他或许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与英国的行会，在形成之初都与宗教团体有关，罗马形成的行会也是一样。工人与商人团体将墨丘利（Mercury） 奉为保护神，以此寻求庇护。若要解释这些现象，或许可以提出各种理由。僧侣是当时唯一受过教育的人，而他们的寺庙宽敞空旷。因此，目不识丁者既可以在此找到聚会的场所，也可由经文抄写员为他们执笔。而且，寺庙里的社团组织声誉较好。至今，英格兰许多社区俱乐部的年度庆典还在教区教堂举行。同样，上海的城隍庙现在依然是大约18家行会的聚会中心。

但如今城隍庙里不再产生各种行会，教区教堂里也不再是英国乡村俱乐部的发源地。世界各地行会的产生，并非源于崇高的精神追求，而是源于勇气，反抗暴君的勇气，特别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以掠夺商贸为宗旨的暴君。与征服者威廉的妻子，佛兰德（Flanders） 的玛蒂尔达（Matilda）一同迁移而来的佛兰德织布工，组成了英格兰最早的行会。此后好几个世纪，英国的修道院与制造业休戚相关，就像现在徐家汇的天主教堂也与中国的生产业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较早的两个商业联合会，一个成立于14世纪，另一个成立于16世纪，二者的成员都是鞋匠。到了18世纪，技术娴熟的裁缝师傅也联合了起来。然而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过了大半，反对组织行会的不公正法律方才废止。“提供庇护”的行会的成立时间，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之前，其公开的目的是保护彼此。这在其他行业，不管是宗教、商贸或手工业都是一样。他们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垄断，这么说也对，中国的代理商也是如此。然而，大家不要忘了，在西方国家，行会同样代表着以公道的价格提供优良诚信的服务，同时不允许不讲原则的激烈竞争。依然处于行会阶段的中国，令已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们十分感兴趣。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府从未以直接的方式承认过行会组织，然而，行会又是一个仅次于政府的管理机构。通常来说，刑法案件只能由政府官员处理，民法则是行会管辖的范围，而行会的导向影响着绝大部分传统习俗的形成，这些习俗有别于成文法，是平民百姓行事的基本准则。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一样。中世纪英格兰的武装力量，大部分来源于镇民的民兵团，他们与行会也不无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中国的行会成员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

在早期主要的商贸同业公会中，我们要提到的是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 。13世纪时，汉萨同盟与伦敦及其他英格兰城镇关系密切，其范围从英国一直延伸到俄国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早年上海租界有一位英国商人霍格曾是其领事代表。马士追述了汉萨同盟在伦敦建立商站的一件趣事。1666年汉莎同盟的“厂房”毁于伦敦大火 之后，这块地皮仍属同盟产业，充作货栈使用，1852年英国大东铁路公司（Great Eastern Railway Company）买下此地，现在这里是景隆街（Canon Street）火车站。所有这些中世纪同业公会的成员，他们的目的就是与一切能够进入的地区“贸易中心”建立联系，如同西方人将广州作为中国的“贸易中心”。12世纪时，苏格兰人曾在佛兰德有一处主要贸易城镇。英格兰的商会法（Statute of the Staple）可以追溯到1354年。我们以前在佛兰德也有代理人，1363年占领加来（Calais）之后，这个港口城市成了我们极好的主要贸易中心，直到1558年被法国人夺回。而英格兰本土的贸易中心城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

东西方国家的行会组织如何不公平地对待国门之内的外侨，在各国的历史中都可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让外国人都得交特别进口税，其自由也受到限制。与在广州一样，他在英格兰也得找一位“东道主”或叫担保人，这位担保人在收取一笔酬金之后，就成了他的保证人。他留居的时间和居住的地点都有限定。广州名义上允许他待“一季”。在英格兰有时他只能住上40天。

在中国，没有人真的会对行会的权势提出异议。行会的权势偶尔才有表现机会，不过也仅是偶尔而已，因为很少发生与行会的严重冲突。尽管1912年经历了改朝换代，行会组织却依然充当着普通百姓争吵时的仲裁人，在情况需要时用自己的武器罢工或抵制进口。他们有权制定和左右价格，可以修改贸易规章，如有必要也会胁迫官员。行会规矩的约束力似乎要远远高于成文法律，这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中国官员早就发现与行会发生冲突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因为作为最终的抗争手段，当地行会将号召起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面对他们即使最激烈的进攻势力也乐意妥协。乞丐们把这一点运用得淋漓尽致，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会组织。

另一方面，英格兰政府最近才找到可以削弱行会组织活动影响的方法。早在公元前，中国的分封制度便告终结，而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一直盛行到都铎王朝（Tudors）时期，时至今日依然可见其踪迹。分封制度不能公然实现的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一个腐败的议会来取得。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的街上不再响起武装步兵的口令声：不再有武力的威胁，而是在其他时间，以其他方式进行。早期商贸组织发现，自身的意愿与普通法背道而驰，于是以“抑制贸易”为威胁，迫使一切为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提高薪资待遇的努力，付诸东流。任何组织都会如此行事。不仅普通法暂时为其所用，连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72—1307年）至乔治一世（George I，1820—1830年） 统治期间形成的三四十项法令，也都是以加强压迫为目的。英国的工人名义上是自由的，生活却如农奴一般。而在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工人的境遇甚至更为糟糕。

情况的改善始于英格兰，源于物质文明的兴盛且无可抑制。差不多与此同时发生了两场决定性的社会巨变：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二者对于传播自由与人权的火种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毋须细察这些战争的杀戮，就可以找到我们所搜寻的目标。工人与勇士一样大获全胜，脑力与体力工作者都高奏凯歌。1776年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同年亚当·斯密的划时代巨著《国富论》出版。古代文献表明，巴比伦人既会放贷也会去抵押借款，腓尼基人已很熟悉汇票的使用，希腊人充分意识到劳动分工的好处。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西方世界陷入野蛮愚昧，很长时间几乎都没有进步。一切有待于通晓哲学的经济学家开始从事演绎逻辑研究，并将之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每天工作的工人在生活中习惯运用归纳法，他们轻视创新，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他们对创新举措半信半疑。然而从16世纪最初几十年起，重商主义 开始流行，归纳法和演绎法在经济学科中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然而它们得出的结论却远未能得到普遍地认可。我们已经了解，建立贸易中心的做法在东西方都十分普遍，但我们并未明说，它们的主要目的也一样，都是基于重商主义对于贵金属巨大价值的坚定信念。我们曾说过广州的“皇商”如何得到任命，但我们并未述及他的对手——“国王的货币兑换商”，如何在英格兰算计着，确保使贸易差额始终对英国有利！（罗杰斯，《历史的经济解释》，第96页）

重商主义者希望通过此种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伟大目标是外贸出超，以使金银滚滚而来。目前这种信念在中国也还未消亡，即一个国家在贸易中赚了多少，另一方就亏了多少。然而，其实是战争，让人一直心存恐惧，它使人们相信，为了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地损害自己的对手总是好的。也是战争，再加上完全缺乏信任，才使人们长久以来过高估计了贵金属的价值。有了充足的货币储备，一旦战争来临，政府便可提供大量军需用品。1840年前后，银锭在中国大量流通，便是这个原因。满族人正动用积储的钱财支付战争开支。

德国的重商主义表现为官房主义 ，除了经济之外，政治和技术工艺也在这一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此时科学还未摆脱其源头宗教的特点。法国重农主义 者将农业视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到了18世纪中期，也是我们此次研究划定的起始时间，重商主义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弱。这些都为亚当·斯密的横空出世铺平了道路。在他的巨著出版之前，三种截然不同的经济观念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第一种观念源于希腊罗马，是有关天赋人权的思想；第二种观念从基督教教义衍生而来，相信仁慈的上帝；第三种观念，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利，反对公共干预，由此逐渐产生自由放任政策。除此之外，亚当·斯密提出了第四种观点。他认为人类最大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对这一思想的系统完善产生了巴克尔所谓的“经济学的基石”，也是此后被称为古典学派的坚实基础。亚当·斯密理论的追随者甚众，其中最值得尊敬的莫过于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但在《国富论》出版7年之后才有人在英国的下议院提及此书，尽管伯克（Burke） 早年也是个自由贸易派。还有报道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表示不能理解亚达·斯密的理论。

新学说最初的实践运用之一，便是为推翻英格兰原有的贸易保护措施提出建议，此举的影响也波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以及它在广州设立的商馆。此事与产业主义的发展联系有多么紧密，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见一斑。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著发表。1764年至1784年的二十年间，以下这些发明为一个崭新的世界奠定了基础：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的多轴纺织机、阿克赖特（Arkwright）的纺丝机和梳理机、克朗顿（Crompton）的走锭细纱机、蒸汽机车、瓦特（Watt）对蒸汽机的重大改良、第一艘铁船、复式蒸汽机以及蒸汽机在机械工业中的运用。同一时期，独立的美国崛起，英国在贸易上建立了世界霸权。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的战争一旦展开，跨越式飞速发展的工业就将英国农业视若仇敌，而非同盟。当时谁都不曾料到会出现此种状况，但“工厂还是农场”之争，可能对于双方而言等于是战斗的号角。封建制度站在农场一边，城堡、领主的宅邸、谷仓，还有更为常见的教堂，都是它的根据地。这些建筑周围住着立法的议员，这些人长期以来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制定法律。正是他们制定了那些禁止人们联合起来的法律，使得全体英国人民，尽管拥有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由，却过着半奴隶般的生活。1771年至1780年的十年间，英格兰的生产与人口增长尚处于较为平衡的时期，当时1夸特 小麦的价格为34先令7便士 。然而，由于拿破仑战争、人口增长以及其他各种原因，1801年，小麦的价格一度猛增至180先令。在1811年至1820年的十年间，小麦的价格仍然高达87先令6便士。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谷物法 却将他国的粮食拒之门外，而这原本可以有效缓解贫苦百姓面临的悲惨境遇。平民百姓忍饥挨饿，却养肥了地主贵胄，他们对任何一项改良计划都拼死抵抗。国内议会与新闻界的冲突比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更为激烈。经过众人付出了巨大努力，1824年反对组织行会的法律废除。然而次年，凭借更强烈的反对力量，这点可喜的进展又遭撤销，在此后30多年，这块土地上依然执行着原来反对组织行会的习惯法。

这场较量还牵涉到其他问题。这次是围绕1832年英国议会的选举法修正法案 激烈展开。1839年爱尔兰发生了更胜于往年的严重饥荒，此事助了自由贸易者一臂之力，使得皮尔（Peel） 能够开放港口以允许粮食进口。然而直到1846年，谷物法才废除，况且废除此法要到1849年方才生效。自此以后，英国人民不仅从负担沉重的双肩上卸除了玉米的税收，而且从1840年至1860年间，分别取消了938项税收，削减了615项。在这过程中，仅保留48项课税物品，其中一些费用也略有下降。所得税的征收可为补救。值得注意的是，在平民百姓的粮食问题上，英国与中国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在我们的封建统治者坚持执行他们自命的权利，维持着几乎要导致饥荒的法律之时，广州的中国官员为稻米的进口提供各种便利，有时甚至放弃了一些他们的压榨手段，而且同时严格执行当地的法律，防止粮食出口。

19世纪尚未过半，采取明智的政治经济学与机械动力合理运用相结合的措施，使得英国人开始从中受益，他们毋须多言已信服自由贸易的好处。而大西洋的另一头，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此时独立的美国人毋须他人引导，则开始了贸易保护的历程。1790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开始努力说服同胞必须自行发展工业，他并未遭遇多少波折，因为只要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历史稍有了解，便足以明白英国政府在其德国国王 的影响之下，并不是美国人民的祖国，而只如同继母一般。

以上诸事对于对华贸易而言十分有意义，因为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英美两国在广州以及之后在上海所采取的措施有些差异。此外，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的贸易状况也发生了最根本性的转变。在东印度公司1834年于广州关门之前，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已经占了相当比例。至1840年战争之前，则更是快速增长。最初的条约签订后，美国在广州和上海两地的商贸同英国一样持续发展。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可以看作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第二阶段的终结。1861年的内战使得美国人无暇顾及发展与“天朝大国”的商贸往来。

广州的早期对华贸易，一部分使用现金交易，还有一部分则是以物易物。之后我们将谈到的上海商贸，则逐渐偏向于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英国工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影响。这个过渡阶段在东西方都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英国国内生产体系急速发展，而中国从封闭到自由贸易的转变几乎于一夕间就完成了。这两个事件所引发的事态发展，一时间造成了严重影响。英格兰一跃成为世界的生产工场。而中国则从仅有一口通商的封闭之国，转而向世界敞开了五个港口。这对于双方而言都不啻是一场革命。

法国、德国、荷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兴趣不如两个英语国家。1815年，随着法国那位伟大领袖的退位，拿破仑战争宣告结束。然而法国还不适合远离故土外出冒险。再次落在它头上的是波旁王朝的重负，此后多年时局动荡，连远征阿尔及利亚也无法令之平息。占领阿尔及尔 的那一年，查理十世（Charles X）逊位，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登基。即便发生了这样的变革，国家依然不得安宁。阴谋、密谋、未遂的起义叛乱，警报之声此起彼伏，几乎从未断绝。1846年之前，分别发生了七次针对新国王生命安全的袭击，这一年那桩西班牙婚姻引得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两年之后，发生了第三次革命，路易·菲利普逊位，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上台领导共和国。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法国对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意兴阑珊，而且这些事也应该根据在欧洲同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来解读。因此，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发生了种种变化，东印度公司撤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加大开放的机会逐步增多，但法国也没有条件好好利用这些机会，该国仅于1844年由剌萼尼（M.de Lagrene）谈判签署了一纸条约，1849年在上海取得了一方租界。此后多年，租界里仅有一幢法国领事馆和一家法商的零售商号，此外别无进展。

德国是如何被剥夺了一切涉入远东事务的机会，差不多用一段话便可解说。那场名为三十年战争 的可怕政治宗教斗争令其元气大伤。此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之争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与玛丽亚·特雷莎（MariaTheresa） 以及他们各自盟友的七年战争 、1776年洛林地区 转让给法国，以及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战事纷纭，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片土地长期动荡不安，贫穷加剧。一直到滑铁卢战役发生三年后的1818年，建立了除奥地利之外所有德意志邦国组成的著名关税同盟（Zollverein），为其前途似锦的未来打下基础。在1830年这个革命的年代，德意志动荡不安，1848年的革命更使德意志深受影响。因此，在我们所涉及的整个变革时期，德意志人对国内事务尚自顾不暇，频繁的战事令他们疲惫不堪且贫苦困顿，因此无力在外部世界留下他们的足迹。所以，在马士先生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涉及1834年至1860年的第一卷中，没有一处单独的索引论及德意志，仅在第58页的以下句子里提到过一次德国人：“不同时期曾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其他沿海国家，还有瑞典、丹麦、普鲁士、汉堡（Hamburg）、不来梅、奥地利（也即比利时 ）、意大利、秘鲁、墨西哥和智利，但这些国家的贸易并不重要，早期也未发生需要评论的事件。”直到1861年，北京才来了一位德国公使艾林波伯爵（Graf zu Eulenberg） ^[1] ，尽管如我们所见，1853年上海就有一位领事代表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然而即便是他，手下也没有一位“臣民”！

在其他较小的国家中，则由比利时为先锋。该国于1845年派出由兰瓦（M.Lannoy）带领的特别使团，谈判签署了条约。1847年，瑞典与挪威也依此行事。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则要更晚一些。俄国分别于1689年、1727年、1768年与中国签订过三次公约，但其首份现代条约签订于1851年，十年之后才签订了第二份条约。之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以及意大利也很快接连与中国签订条约，不久其他各国也纷纷依样而来。

我们已在本章中浏览了全世界范围从中世纪向现代主义变革过程中，经济以及一些政治发展的历程，也部分展示了中国以及美国和欧洲如何受其影响。然而，中国还未从自以为是的国际霸权和天朝大国的奇异美梦中被唤醒，还和西方世界头一次发现它的时候一样，既专制又民主，两者混沌不分。它还施行着自己特殊形式的重商主义，依然处于行会阶段，同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了今日所呈现的面貌打下基础。我们看到商贸和商人还保留着从英国金雀花王朝（British Plantagenets）和中国周朝残存的分封制度所带来的理念。我们阐述了英国与中国的行会如何在数百年前各有其源头，然而却演化出类似的行事准则和相同的操作方式；新时代的经济思想和机械发明如何在世上涌现，而英国首当其冲，深受影响；之后生产制造的新纪元如何最先在英国土地上建立起来，并出于这个缘故，也由于其他地方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两个英语国家的民众成了这一成果的最先享用者；以及新上海如何开放、规划、引导并主要由这两个国家的人们来管理。对这些事做一番总结十分有必要，因为若对这些缺乏了解，那么许多现代上海的历史极易遭到误解。

[1] “德国公使”，艾林波被称为“特使”（speial mission）。——原作者尾注。
其实当时德国尚未统一，对外交往由最强的普鲁士政府出面，因此确切地说，艾林波伯爵是普鲁士外交使团团长。——译者注 liRM1SDaFNX48JN3v4GiMBaQZheV2TSwse6aI0TopkrvRFNmhOo/d2qTOXgwhv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