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海关税务司

在以往的岁月中，中国给一位非常贪婪又十分典型的海关官员提供了怎样的发展前景，现在我们可以对此做一番较为全面的检视。公平地说，我们认为：他就职机构的制度助长了投机行为；他会将一切上司和下属未能强夺而去的东西尽归己有，这一点大家已心照不宣。而且，由于他任职期限仅三年，可以预计他会在这段时间里竭其所能中饱私囊，特别是在任期最后一年。一般来说，他第一年的俸禄用来偿还为获取该职位所耗费的开销；第二年用于贿赂，以保此官职；第三年的俸禄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他的纯收益了。我们已经看到，各个通商口岸的做法比这个公认的惯例更为变本加厉，特别是在上海，仅几年时间已比广州更胜一筹。很明显，中国的官员不仅惯于“压榨”洋人，也乐于欺骗自己的政府，然这种状况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由此也使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行事方式的根源。世上若真有一个完善的乌托邦政府，我们无疑会目睹以税收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取的每一分钱，都会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维护公众利益的各项事务中，给予民众充分的回馈。乌托邦的公务员“理应得到报酬”，自会拿到分配给他的钱款，仅此而已。让我们回顾以往，来看看中国的做法与此如何背道而驰。

据我们所知，广州的首任粤海关监督 （Hoppo）任命于1684年。官方关税，所谓“皇家海关”，本是最合理的形式，理应获得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充分肯定。粤海关监督一年的俸禄是2500两白银，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而言，即使作为高层公务人员，无疑也足以维持生活。然而，若要满足贪污腐败的需要，那就捉襟见肘了，所以首次出现了向洋人征税的大胆尝试。“压榨”一词直到1702年才出现在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然而这种做法几乎伴随着第一任粤海关监督的到来就出现了。向航运课以重税始自1687年，而且赋税之后毫无回报。当日粤海关监督曾要求两艘小船分别缴纳1250两和1073两白银的测绘费，另收18%附加税归测绘员。此事经船主抗议，税额有所降低，但仍收取了1500两白银“进贡皇帝”，另收300两归他。此后一直以此为例收税，直到1728年，粤海关监督厚颜无耻地要求每船再加收1950两白银作“规礼银”，与此同时，在之前征收4%进口税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10%的出口税。然而，这笔“规礼银”和10%的税费实属横征暴敛，1736年由乾隆皇帝颁令废除。此举很可能是由于东印度公司坚决抵制，1734年仅派出了一艘船以示抗议的结果。若非该公司依靠垄断专营，否则绝难承受如此高的税率。中方还假惺惺地在一则依惯例张贴的公告中唱高调，说什么“欺弊洋人乃于法难容之罪行”，又抱怨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货物“逐年侵蚀我方，致使此地贸易愈加艰难。”

我们眼见一位每年薪俸达2500两白银的官员，还要向每艘到港船只收取1950两白银的“规礼银”，知道此项进益不过是他众多额外收入之一，其“压榨”本地商贾毫不逊于洋商。下属目睹如此肆无忌惮地敛财之举，自然心生艳羡，于是也各施所能，起而仿效。爱莫斯（Bromley Eames）在写于1909年的《在华英人》（ The English in China ）一书中提到当时的粤海关监督，“常谋划着在几年之内敛聚一笔可观的财富。”不过在对此事表示严厉指责之前，我们最好也记住以下事实：英王乔治二世（Georg II）在位期间，就经营葡萄酒和烟草征收的75万英镑中，也仅有16万英镑入了国库。

让我们再回到1854年。在之前各章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南市“盘验所”中“六位诚实可信的商人”和外滩江海关中“两三个睡眼惺忪的仆从，每月只收取5至6元”，我们已一一记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也见识了“江海北关”被叛党和暴民劫掠后，由英国兵舰的一支登陆部队占领，而且只要县城还在叛党手中，出于租界的中立地位便不能归还海关大楼。而吴道台多次欲重建海关，先于江上建流动海关，又设内陆屏障——即在租界之外设立路障，后经领事们同意与协助，在苏州河的虹口岸边设立了海关，而这些努力由于之前所述之原因最终都成了竹篮子打水。因此，在叛党占领县城的17个月内，中国政府损失了大部分本应收缴的税款。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事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外还有人提出了令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初步提议。

早在海关税务司设立之前，我们可在璞鼎查爵士的言谈中找到其诞生的萌芽，但首先将此提议形诸笔端的，是阿礼国先生。他撰写于1850年10月9日的一份公文中，指出条约条款载明英国领事将“在合理范围内为中方税务官员履行职责、提供便利”，而他认为唯有领事当局有权在海关管理中建立起预防机制，方能保证完全杜绝走私行为。然而此举若只针对英国船只，货运便都移去别家船上，而各方合作在当时是万难施行的。不过显然同样的想法也时常在另外一些人的脑海中浮现。

1854年初，美国全权公使麦莲写下如下文字：“若三缔约国能作为海关管理的执行者，而税收一事可以任何形式置于其有效管理之下，我还未完全放弃此事能获成功的希望。”他认为，其他举措都将徒劳无功。威妥玛在其关于临时税则的长篇备忘录和有关海关的著作中都曾作过暗示，他的结论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中国政府应向上海派遣一位可靠的官员，并配备一批合适的下属。他写道：“这样的官员，为了自身着想，可能也会任用一批外籍人员。”现在看来最初的萌芽已结出了硕果。

仅数月后，阿礼国论及此事，说事已有成。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为确保未来上海对外贸易税款征收的公平和效率”，此前有人向包令爵士提出的建议，基于此，缔约国的领事们与道台达成协议。困难之处在于将以何种方式把正直警醒的外籍人员嫁接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之上。有两个事实或可解释当地官员为何对于这个建议能如此坦然接受。一是道台此时的处境。他因获得枪支弹药和钱财的慷慨供给以助其剿灭太平军而受到北京的高度赞扬。我们已知晓他如何取得这些钱财。况且，他自知让小刀会叛党占了县城，实际上等于是摘了自己上海道的乌纱帽。二则是按察使吉尔杭阿的品性。吉尔杭阿无疑是当时本地官员中较为正直可敬的。对于自己的同僚——这位前广东商人道台的名声，他自然心知肚明，故十之八九也十分愿意建立一个管理诚信、工作高效的海关。他十分清楚在旧制度之下，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洋人商贾欺瞒哄骗，中国官吏腐败懒怠，两方相互妥协罢了。”

最初“改进海关管理以公平征税的提议”取中庸之道，拟设外籍司税一名，“以他为三缔约国代表”，配备几名精干下属，华员理文书，洋员跑外务。一年开销预算1.2万元，预计增收的税款数额可为开支的十倍。然而精明的领事们占了上风，从附录中誊抄的文件可知，实际上任命了三位司税：威妥玛、麦莲的秘书贾流意（Lewis Carr）和法国公使馆的译员史亚实（Arthur Smith）。这个三人组合意味着三位通晓两国语言的专家、三位作家、三位外籍海关港口稽查，以及一位可指挥六名水手的缉私巡逻艇船长。该机构一年开支约3万元。三位司税分别宣誓，将“忠实地”履行自身肩负的职责。1854年7月6日，阿礼国、马辉和爱棠分别代表英、美、法三国，发表了一份联合通告，告知本港商船船长及承销商，自当月12日起，须“自与海关大楼联系，并遵守海关司税提出的各项规定”。临时缴税处设于苏州河边的一幢大楼内，但我们从魏德卯处得知，不久该机构便迁入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家大堆栈，位置靠近现在的江西路路口（Kiangsi Road）。外滩的江海北关此时还一片狼藉。在如此简朴的形式之下诞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机构。

由此所引发的激烈抵抗是其执业有成的最好佐证。此前税收之混乱无序我们已在前文备述，而对于新机构的描绘，据我们所知，数年后在额尔金（Elgin）勋爵给外交副大臣（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的一封书信中说得最切中要害。他写道，税务司的建立有赖于阿礼国先生之力，“其目的是终结原先违规和欺诈的行为，此类行为已将税赋变为赌博投机之举，其中暴力与欺诈无所不用其极，”这位爵士又补充道，“税务司运行成效卓越，无出其右。”该机构运行数年的成果也证明了他的论断。新机构运行6个月后，阿礼国在论及时曾用寥寥数语评价：“十分高效，令人欣喜。”美国驻华代办伯驾医生在一年多后致信华盛顿时说：“外籍司税制度出人意料地对华人的政治、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中华有益，也为其所代表的三国政府赢得赞誉，并无损于商业利益。”连邸报——《京报》（ Peking Gazette ） 都悲叹原先税收制度效率低下，并于1857年4月刊载“所幸上海的洋司税征税计两百万两白银”。事实上，新成立的海关税务司运行头一年，仅出口一项收税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成功让上海的走私者们多么失落（沮丧），被迫“全额赋税”是他们打心底里深恶痛绝的事，他们渴望回归以往放纵的岁月，故对新赋税制度的指责谩骂愈演愈烈。阿礼国已预见到谩骂抨击即将如飓风般向新建的税务司袭来。威妥玛亦有此先见之明。在三位司税中，唯威妥玛曾有过领事工作的经验，可算此中权威人士，故海关税务司中以他为马首是瞻。然而，任职一年已足矣，此后他又回任英方职务。不久后他的两位同事也离职，三人的职位由李泰国、余飞（Fish）和爱棠接任。

新任英方代表李泰国，我们已在泥城之战中介绍吉尔杭阿时有所提及。他是李太郭的长子。李太郭的英文名或许是取自著名的博物学家约翰·特拉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这位博物学家生于荷兰，后来成为伊丽莎白女王诸多庭园的主管。李氏家族中有多人袭用此名。而李太郭正是因其博物学家的才能，于1825年至1828年随比奇船长（Beechey，后称比奇少将） ，赴太平洋和白令海峡探险，方在远东地区为人所知。他曾在琉球（Loochoos）、小笠原群岛（Bonin Islands）、澳门和广州进行收集工作。1836年，受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委派，李太郭再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任璞鼎查爵士的翻译，之后分别在广州、福州、厦门任领事，1845年在厦门逝世。他的儿子取名“Horatio Nelson”，是由于其妻子正是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 的侄女。李泰国深得吉尔杭阿赏识，除了他所具备的其他品质之外，其卓越的汉语能力无疑是原因之一。两人常在不同场合聚谈，当威妥玛辞去司税职务时，这位满族官员极力推荐李泰国出任。李泰国还曾与威妥玛合作编纂了一册北京语音词汇书。英方当局因这位副领事过于年轻还心存疑虑，然吉尔杭阿心意已决，故此任命下达。

如此，酝酿了一年之久的侮辱谩骂的洪流，在李泰国及其新同事的头上炸开了花。马士（Morse） 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第522页写道：“如今李泰国先生颇有脾气。”这话若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那么他在海关任职最初半年所遭遇的事最可磨砺其性情。李泰国于1855年6月1日上任，是最后一位被提名的司税。代表英国政府的卡灵顿爵士反对继续提名的做法。他坚决支持英国官员对中国海关事务持置身事外的态度。而新成立的税务司本质上是一个中方机构，三位司税则是中国政府的仆从，不受他人领导。华盛顿对此项政策十分赞同，并正式颁布了相关法令。从此时起，李泰国可自行选择下属，中方当局也同意这些人员未经其批准不得解雇。

在将笔锋转向惯常走私者对新机构异议纷纭之前，我们需在此说明，即便诚实的商人对于海关税务司仅将眼光圈定上海一地，无疑也颇多微词。在“模范租界”的商人被迫“全额赋税”的同时，在其他港口却还可以“有个商量”。因此，商贸便流向利润更为丰厚的地方。缔约各国也认为此项异议提得合情合理，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海关税务司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对各通商口岸一视同仁。而在另一点上，正直的商人与一些不法商贩也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司税们上任，不仅带着正人君子的诚实廉正，也带来了统计学家的聪明才智。摈弃了官僚机构办事拖沓的繁文缛节，他们要求获取各种必要的信息，以便正常开展业务，并汇编出实用的统计数据。这正是引发强烈不满的症结所在。

在吴道台掌权时期，海关所需的货运单不过是苦力或船工递来的一张小纸片，上书船名和船只所载包裹数量，不必写明收货人，也不罗列货物清单。当新的制度运行起来，司税们要求上报条约规定的所有信息时，由于给运货人带来“极大不便”，引得众人一片哗然，于是纷争立起。商人常在申报中略去一些必填的项目，若有人前去查问，便会遭到断然拒绝！

经过一段时间，心怀不满者发现这些司税与原先的当地官员截然不同，他们无法用武力威逼，正直廉明，也无法以金钱买通。于是一场公然的毁谤开始了。新机构所面临的困难重大而庞杂。条约中措辞模棱两可，为引发无数争端敞开了大门，这些摩擦不仅爆发于税务机构与商人之间，也在税务机构与领事部门之间发生。就以如何定义“船用物品”为例，有了这一条款是否就意味着一艘船可运载十倍于自身船员所需的大米，却无须赋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由于砖头、砂浆等建筑材料可免除关税，那么商人是否可以运载一整船的木材、石膏等物，而获免税通关？诸如此类的问题悬而未决，可供讨论，直至新条约产生或对旧条约给予权威的解读，方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疑点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但是这里对于走私绝没有商量的余地。有时船只入港申报一半货物将再出口，如此便可逃避一半合法税收，而海关人员和奸诈的进口商都心知肚明，所谓再出口不过是将货物分装到当地小船上，驶入黄浦江或苏州河，而新机构对这些行为绝不姑息。他们也不会明知进口的鸦片箱里藏着硝石，或以类似方法藏匿当地特产出口，却视而不见。旧制度之下可大量申请退税的做法也经过严格修订。原先吴道台盖发进出口许可的戳记都一般无异。船只没有书面的订货单便开舱卸货，他也从不反对，提供虚假运货单的事更是层出不穷，事实上单证也仅由他的下属查验。有一回，按照条约规定，一艘俄国船被严令禁止在各通商口岸贸易，然而它十分清楚此事还有“商量”的余地，便满载一船毛皮及其他货物入港。如此，便上演了一场如何遵行条约规定的戏剧。该船无论如何未能获得在上海港内开舱的许可，结果便在吴淞的港区范围之外，与另一艘船只转换了货物后，便满载出口物资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丝毫未受阻拦。这般行事曾经屡见不鲜。新司税上任之时力阻此类事件重演，便引发了商人们怨声载道，指斥新机构收税太过“精明狡猾”。

数年后，李泰国撰述了不甚诚实的商人如何与海关打交道。他写道：“此事行来全无章法。商人们仅付极少的税款，甚至完全不缴税，便可于顷刻间大发横财。由于官员软弱腐败，借着贿赂或威逼的手段，如何舞弊都可得逞。商人可走私一批棉布入港，然后在货箱中将棉布换成茶叶，再将这些货物以棉布出口销售，还可获取一笔从未缴纳的进口棉布退税！”

所有这些令人称奇的灵活操作之法，都换作了毫不通融的严格法律，由此激起众人怒火爆发也就不足为怪了。即使满腔怒火的抗议者遇上心怀同情的领事，得到的答复也差强人意。领事常说：“我很遗憾，但我没有权力帮你们。”于是他们便诉诸报端，在《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抗议和辱骂风行一时。一位怒气冲天的读者这样写道：“如今崛起了一个凌驾于所有领事之上的掌权人物。”难道“无论道台选了如何顽劣之人坐上海关主管的位置”，洋商们便只能惟命是从，任其摆布？如今社会公众全听凭一人发落，而此人“对海关事务一无所知，还妄自尊大不愿下问”，公众又该何去何从？有位运输业务办事员表示，一年可赚6000元，“这个年轻人必定是趾高气扬，自命不凡”！这场毫无正当理由的谩骂的洪流，差点令李泰国及其同事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其中对李泰国的怨恨也属人之常情，但这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使仅上海一地遭“洋司税”蹂躏的“不满”加剧。

李泰国于1855年6月1日接管海关税务司。与他有些许个人恩怨的《北华捷报》给他取了个绰号，称之为“年轻的独裁者”（Junior Autocrat），此话或许也有些道理，正如马士所言“李泰国先生颇有脾气”。但我们发现他从未任由自己的脾气干扰其严格执行财政税收的公务。而正是这脾性使得他在上海社会最恶劣者的诽谤中伤之中，屹立坚守，令人十分钦佩，至此才使租界的良好声誉未受那根深蒂固的污行所累。对其不利的诸多控诉中有一项，指责他不能分辨简单的书写错误和刻意伪造的欺诈。这一指控我们并不接受。我们曾翻阅大量处理此类“书写错误”的来往函件，但从无一例对犯错之人产生什么不利影响。1914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有人问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一位董事，如何能判断汇票有无问题，回答是：“闻味便知！”对于我们所说的“书写错误”问题也可依此裁夺。历史学家的嗅觉似乎即刻便能断定这是欺骗的诡计还是无意之过失。考虑到这其中有明显的差异，故不可能不觉察。在这半年的争斗中，多数时候李泰国是正确的，而诋毁他的人则完全错了。

但是，在这其中也确有可商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领事的函件中曾一再提及。上海的阿礼国卸任后，由罗伯逊接任领事。我们发现罗伯逊对海关的新举措十分抵触，其目的并非袒护走私者，这自不消解说，他所提出的都是原则性问题。司税是否可以既做原告，又做法官？缔约国的领事是否有否决权？一旦双方发生直接冲突，谁更占优，是司税还是领事？这不过是诸多难题之中的几个。但提出这些问题足以说明，新体制尚未完全适应环境。公使运用其智慧尽可能地缓解矛盾。争端中的一方认为海关税务司应视为一个外籍机构，其建立的目的是维护外籍人员的利益，而司税的行止应“与领事的行止相一致，而并非与道台一致……这样他们便与领事站在一边，而不是像如今这般，与领事对立”。因此这些人认为，在领事与中方官员之间又插进了第三方权力机构，所以诸事不顺。另一方面，英国高层官员则自始便坚定地认为，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明确属于中方，而包令爵士清楚地向罗伯逊先生表示，应当避免发生双方的直接冲突，除非触犯条约规定，否则领事毋须干预。而且包令爵士坚持认为，这旨在保护诚实商人的制度，可在完全不危害领事机构的权力、地位，或是影响力的情况下，得以维持。

到1855年9月末，这股反对财政税收的恶毒风潮开始慢慢减退。我们在此记下一事，可使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有迹可循。有一家著名的洋行（如今这家洋行在租界已不复存在），试图争取其他洋行支持，以书面形式抗议政府打算为海关部分职能享有绝对控制权制定法律条文。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然而30家英国洋行中仅有6家愿意在该文件上签字。另一方面，10家洋行自发组织起来抵制嚣张的反对意见，公开抗议一切欲废止新制度的想法。9月29日，《北华捷报》的一篇社论强调，在这场正确与错误、正直与腐败、真理与谬误的伟大战斗中，正义的一方占了上风。这位社论作者写道：“退回到旧制度，就是回到烂泥潭……我们认为外籍税收机构令上海港受益无穷……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上海所有诚实正直的人，为了上海现在以及未来的利益，我们主张维持现有政策，谴责任何旧制度的复辟。”于是，持异议的人也开始改变说辞。有人这样写道：“我深信，所有商界人士，无一例外都十分渴望中国能够公正平等地征税——但并非经外籍司税之手。”由于除任用外籍司税之外，要在中国实现公正平等地征税实无他法，故此人的说法也颇有必要进行一番“嗅觉测试”。

邪恶的台风已尽展其威力，新建立的海关却仍然屹立不倒，注定将成为中国发展中的楷模。我们将在后文中描述其发展进程。目前，如众人所知，李泰国先生坚定不移，经受住了考验——可能是租界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国内外联盟，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西方各国首都的联合阴谋，最终被挫败。赚取不义之财成为泡影；喜爱疏懒怠惰的人希望破灭；诚实的商人时来运转；大门适时敞开，完全正直清廉的精神正可入驻；而中国的文职官员开始成为这个国家的荣耀而不再是耻辱。 KjEyeb5fod8VKwzJzVEOe+7fJVqMyzKZw9EB/zt/7+NP6S2m/o4BNgdv94DrsD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