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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史的学者都知道，每一场大会战或许都能从久远的过去找到其最初的原因。就那次战场规模有限的泥城之战来说，若充分运用想象力刨根究底，这世界上最年轻与最古老的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兵戎相见的部分远因，或可追溯到中国的唐代或汉代。
然而我们还是要收住探求的欲望，仅将我们回溯的目光落到洪秀全的出生为限。此人声名狼藉，是太平军的创建者与领导人。他的出生可以视为这场本地战斗的远因。洪秀全生于1812年，这一年拿破仑初尝败绩，美英两国之间最后的战争刚拉开序幕。洪秀全未满25岁时便从广州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罗孝全牧师（Rev.Issachar J.Roberts）口中得知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
这些知识后来是否得到进一步扩展，我们尚存疑问。慕维廉牧师曾亲赴南京，与此人有过接触。笔者从他口中得知，洪秀全坚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据说此人领导的起义断送了两千万中国人的性命，从他自述的身份来说，理智的世人便可判断其精神状态。然而，当时大量传教士对于这个将大批中国人聚集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号召的神性
十分信服，也并非所有的领事官员或新闻记者都对这一信仰提出反对的证言。当时《北华捷报》的一位编辑便是坚决反对皇帝，支持叛党的。极少有人像宁波的玛高温（Macgowan）医生
那样具有洞察力，他很快看出太平天国的参加者“拥有的一点虔诚与真理，很大程度上也为狂热与野心所挤占”。1853年，美国公使马沙利上校论及传教士时曾说：“这些人为了传播福音而去，他们的心却支持着叛党的事业。”
1850年，这位半疯狂的伪基督徒领导人，为官方的攻势所迫，开始了攻城略地的生涯。他一路向北进发
，成就惊人，捷报频传。一个个村镇归于他的旗下，一座座城池落入他的掌控。到1853年初，他已攻占汉口和武昌，在长江边安营扎寨。同年3月11日，又打下南京。此战大捷，就连上海外侨都看清了他的运动战能力。照吴道台所言，此时叛军总让清军赶着跑，但人们注意到他们如愿以偿地一路向东而来。一个月内，上海外侨举行了多次会议，自此租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正式防御部队。县城里也尝试设置了一些军事设施，沿着城墙和街道设了路障，正对每扇城门的入口处架起一门炮。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个1853年成立的组织具有某种官方的性质，一方面这与我们之后将要谈到的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侨民早在1851年就自发组织了一支队伍，彼此宣誓，如有必要将以武力抵抗之前提到的一些福建人的挑衅行为。有一天晚上，在位于现南京路与河南路西北转角的抛球场（Fives Courts）和目前还在的滚球场（Bowling Alley）旁边，发生了一次危机，由此形成了这个小小组织的核心力量。然而福建人的挑衅慢慢变了味，逐渐向更有利可图方面发展，而此后这些上海最早防御力量的情况，我们再也没有耳闻。
1853年4月8日，就是离南京失陷一个月还差三天时，上海租界举行了两次会议，一次由英方主持，另一次由美方主持，商讨正式组建防御部队。这里各位需留意，那时逼近的危机，是此类事件中的头一回，却与此后发生的历次严重威胁具有同样的特征，即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本乡本土的本地人，而总是来自外人。本地也曾多次发生过摩擦。有人可能会以1897年的独轮小车夫闹事和1918年的人力车夫闹事为例，但这些事件与首次发生于1853年，继发于60年代早期，1870年天津大屠杀
之后又再次出现，并最终导致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90年代各种宗教骚乱相比，其性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上述那些纷争，热爱和平的上海人与客居上海的外侨一样清白无辜。
然而，万国商团
诞生之初，似乎并未引发众人极大的热情。战火还远着呢。英国人在首次会议中确立了部队的大致框架，不过还要在三天后再举行一次会议，以取得新任命的协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peration）的支持。该委员会由威廉·霍格（W.Hogg）、金能亨、斯金纳、甘纳迪（Kennedy）和比尔五人组成，负责侨民与官方、领事、海军的联络，因为当时还未设立工部局。美国方面也任命了委员会。12日，侨民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英美法三缔约国都有领事与海军军官出席。会议由阿礼国主持，这样整个程序便具有正式的官方性质。侨民即将取得武装中立的权利，尽管他们是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会议同意了目前为止所实施的所有举措。会议发言阐述了行动的必要性，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以最大限度确保安全。据说开挖护界河便是其中之一，然而我们之后将会说到，这么做是个失误。
新成立的商团在指挥官的选择上深得其人，被任命的是印度孟加拉第二步枪军团（2nd Bengal Fusiliers）的屈隆荪（Tronson）上尉，此人十分讲求效率，商团很快便进入积极训练的阶段，此情此景也使上海声名远播。商团所需枪械军火由“孟买号”（Bombay）运来，但在当年年底，商团配备了更好的步枪，并将刺刀换成长剑，此乃明智之举。用一个言语风趣者的话来说，这样“切割”起来更顺手。
成立不久的商团在有限的训练中练就的本领，也没什么遗忘的机会。只要叛党还在县城之中，而清军想把他们赶出来，“军事操练”就是商团每日的常规工作——有时他们也在夜间进行。几乎从一开始，租界当局就与清朝当局有摩擦。这倒并非是清军的统帅满人官员吉尔杭阿之过。作为江苏按察使与巡抚
，吉尔杭阿受命担任此地清军的最高统帅。美方翻译、美国驻华代办伯驾医生，当时与中方官员多有接触，足以对他们有所品评，他认为此人可列为中国三大公众人物之一，吉尔杭阿的举止态度也证明对他的评价名副其实。然而吉尔杭阿属下至少有两位排外的官员：吴道台与在广州销烟的林则徐次子
——此人无疑受其父亲的爱国精神影响，反对洋人。许多迹象表明，清军中的普通士兵只要稍稍给予暗示，便可挑起他们的排外情绪，在随军的乌合之众里，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举例来说，大家注意到一旦军队需要设立靶子进行枪械演练时，靶子放置的方向总使得子弹正可横穿外侨的娱乐场。外侨每以为安全步行经过此地时，却常遭到军营的随行人员攻击。对于这种种状况的抗议，中方都以军队无法管束实施此种恶行的暴徒作为挡箭牌。
1854年4月3日，这些野蛮的攻击达到了顶峰。清军的大营位于新闸桥过去一些，而从跑马场直到县城南面的董家渡，一路都有清军的营房及其他军事工程。整个租界的西面除了几处村庄外都是开阔地，因此清军可从西北方侵入租界，而叛党也可从县城里攻来。4月3日，清军发起了攻击。先是一伙盗贼被侨民以左轮手枪开火击退。而后麦都思独自骑马经过，受到清军士兵攻击，他快马加鞭得以逃脱。第三件事情是当晚亨利·利夫（Henry Reeve）在自家门前几码处，遭到三四个人向他开火。最严重的袭击发生在祥泰洋行（Birley, Worthington&Co.）的阿瑟·史密斯
（Arthur Smith）身上，该洋行现已更名为“Scott, Harding&Co.”
。史密斯与一位女士在新公园附近散步时，受到武装人员的袭击。为使同行的女士得以逃脱，史密斯奋力反击，以致身受多处剑伤，伤势严重，一度生命垂危。当时碰巧还有其他外侨在附近，其中便有已故的魏德卯先生。这些人再加上几名从一处岗亭赶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在接近宁波路与六合路交会口的一处坟山，暂时牵制了逐渐聚集的清军。租界中增援的人员赶来，其中有奥加拉汉（O’Callaghan）舰长率领的“恩康脱号”（Encounter）上的船员，开利（Kelly）舰长指挥的美国兵舰“普利茅斯号”（Plymouth）上的小分队还带了一门榴弹炮。曾任中尉的英国领事馆官员威妥玛（后称威妥玛爵士）当时也在场。在屈隆荪上尉离开后，他接任了万国商团指挥官一职。当阿礼国也赶到现场时，发现威妥玛正忙于战斗。开利舰长告诉我们，这支英美联合部队将清军赶了回去，接着“我们便攻打营房，攻占后点火烧毁了营房”。这处土木工事就是那些袭击事件的源头。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这次破坏行动是当时由阿礼国当场提议，他历经数月的漫长等待，知道单纯抗议毫无作用。开利舰长估计所有营房中约有2万人，但据说在这附近的清军总数有3万。然而外侨估计4月4日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数不超过1万。
次日早晨，阿礼国与同事就当前形势商议一番后，给吉尔杭阿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撤离紧邻跑马场的兵营——跑马场当时位于西藏路以东。若他们未能在下午4点前全部迁出，外国部队将实施攻击。3日晚，他们加倍小心布置了岗哨，然而当夜平安无事。次日清晨天气晴朗，“恩康脱号”首先采取行动。老船澳
附近停泊着数艘原隶属于声名狼藉的阿北（A-pak）船队
的西海岸海盗船，如今被清廷招安，效忠于清军，以期从那些与他们一样贪得无厌、以诈骗劫掠上岸水手为业的人手中夺回县城。奥加拉汉舰长派出武装船只，将这些船暂时扣押。因此这些船只大多未能参与当天的行动，只有几艘船欲逃入苏州河。尽管“恩康脱号”上火炮齐发，还是有一艘船侥幸逃脱。当时魏德卯恰巧立于现在公共花园所在位置的江滩上，目睹了这一行动的全过程。
对于早已群情激奋的民众而言，如此紧张危险的小事件正是最有效的刺激。这天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人人都得知了最后通牒的事，个个都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全力支持官方的行动。大家都知道，那时上海有大量船只入港，船上的船员形成了当时庞大的流动人口，如此一来此地有时可集聚多至2000人。如我们所见，当需要集合人员展开攻击之时，这些人志愿组织了一支小分队
参与其中。
时间定于下午3点，一时间各种队伍齐集于小教堂门前，此处现在是圣三一教堂。当日的主力部队在今日圣公会学校的位置列队。日前笔者找到一封美国兵舰“普利茅斯号”开利舰长所写私人信函的复制件，根据此信我们可以得知参与此次行动的确切人数。此信写于4月12日，战事发生之后的第8天，他写道：“下午3点，我们登陆，英国人登陆约200人，本舰75人。商团都是英国人，加入了他们同胞的队伍。而美国侨民带着两门野战炮，尽归我指挥。这样我方队伍增至100人，英方人员增至250人。”之后，他又补充道：“我方才忘了说，我方还有来自美国商船的大约30名水手。”如此算来总共大约380人。魏德卯也认为美方部队总共100人，但他估计英方部队“大约总数200人”。奥加拉汉舰长有乐德克中尉（Roderick Dew）为副手，负责指挥英国部队，阿礼国偕行。商团由前中尉威妥玛率领。开利舰长以格斯特中尉（Guest）为副手，指挥美国部队，美国领事马辉（Murphy）偕行。
下午3点半，部队全副武装，桴鼓扬旗，沿着花园弄开始进发。花园弄现在已成了南京路或叫大马路。在如今人流最为密集的十字路口——南京路与浙江路拐角处，当年是跑马场的一角，队列在此稍作休息，以便指挥人员了解前方事态。前方传来如经纪人行话一样简洁的两个字——“不变”，与此同时有消息传来，对于最后通牒的答复就是拒不接受。魏德卯说，于是“部队行进时的高昂情绪显著下降”。开利舰长告诉我们，是他建议部队分头行动，由他带领美国部队沿跑马场的弯道向左进发，奥加拉汉舰长带领英国部队尽可能笔直前进。如此一来，美国部队可从正前方袭击清军营房，英国部队则从侧翼进攻。而且，他们已悄悄安排了县城中的叛军也来参与此事。有许多外侨与叛党的头领熟识，已故的雷诺（Reynolds）便是其中之一，有人向他建议战斗至关键时刻，应让县城与跑马场之间的开阔地带遍布“红头”。而这一行动的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
魏德卯留下一段文字，记录了他在美国部队中的经历。他们带着两门炮（据《北华捷报》报道有三门炮），在距离营房前方几百码的坟山中占据了有利地形。魏德卯位于最左方，靠近洋泾浜，那里地形开阔，视线极佳。4点整，开利舰长首先开炮，英国人也从他们的据点以仅有的一门炮开火射击。根据魏德卯的记述，炮声一起，“我看见坟墓与土堆的荒芜地带，有猩红色的斑点闪现，他们在复杂的地形间飞快地来回移动”。这些便是从县城中涌出的叛党。“猩红色的头巾越来越稠密……，他们离我非常近，几乎能轻易地与离我最近的人交谈。”半个小时之后，“显然清军正在全线撤退”。
美国部队接到了冲锋的命令。开利舰长这位“英勇的老指挥官”，显然对于他的部队与敌方营房之间还隔着一条周泾浜完全不知情。周泾浜宽15—20英尺，浜中有“4英尺深的泥水”，几年后也是护界河的一部分。当时对岸是营房六七英尺高的护墙，周泾浜便充作战壕。到此时为止，魏德卯既未见到一个敌人，也没听到敌方一声枪响。然而，魏德卯说，他们刚到河岸边停下，“砰砰的枪声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转头去看其他人的反应，发现就在我背后，一个穿蓝色夹克的人已蜷作一团”。他的同伴说了句“可怜的家伙没命了”。与此同时，又增加了两名伤兵，其中之一是旗昌洋行的格雷（Gray），双腿都中了一弹。坟山的土丘又成了大家的掩护，从魏德卯所占据的土丘上方，可以望见对面营房的护墙，他只看到一个本地人，再没有其他了。子弹的呼啸声一会儿就停了，对于美国部队这边，战斗实际已经结束。不过，一会儿之后清军还抵抗了一阵英国部队从新闸方向发起的威胁性佯攻。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部队的情况。南京路和西藏路路口的南面一点，当时有一丛叫作“林荫道”（Paddy Bird Grove）的小树林。英国部队在那里安好炮，开始轰击。周泾浜在这附近向西北方蜿蜒而去。部队留下大炮和一组后卫人员后，跨过不远处的一座桥，拐个弯向左前进便到了第一座大营的侧翼，他们即刻开始进攻。部队遭遇了一门营前大炮的轰击，“恩康脱号”的登陆部队死1人，伤多人，一位商团成员头部遭重创。然而，英国部队蜂拥而上抢攻营房，乐德克中尉一马当先，头一个冲入营房。在之后的推进中，几乎没怎么战斗，火把造成的破坏比滑膛枪和长剑更甚。实际上，英国部队几乎与美方同时发现，敌方正全面撤退。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开利舰长于战事结束后不久的记述和魏德卯约于35年后写下的回忆，将两者进行一番比较会十分有意思。开利舰长写道：“炮台没有反击，于是我停止了炮火，命令冲锋。英国部队也照样行事。我们刚一接近河堤，大约在手枪射程一半距离时，他们冲我们开了火。头一阵火力便打死我方1人，伤了4人，但我方人员不断射击，他们便逃走了。此时英国部队带着火炮赶来，战斗大获全胜。我方为数不多的队伍击败了他们自称有2万人的军队。”
我们无法说清到底何时开始魏德卯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他在记叙中多次重申：“尽管我离清军的工事很近，但我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见到一点他们开火扬起的硝烟。子弹一定是从远处飞来，因为我看到不少弹头击中地面，在我们中间激起一股股烟尘。这些子弹要么是撤退的士兵开了火，要么就是我们实在不走运，受到了英方部队的枪击。他们正从营房的后方包抄，因此正在我们前方。很有可能他们从西面接近时，士兵的伤亡是由我方开火造成的。”然而，请大家注意，就我们所知，英方部分人员的伤亡并不能如此解释。如果当时对造成英美双方士兵伤亡的枪弹都做一番检视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目前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的唯一证据是，晏玛太博士曾清楚地表示，使格雷失去一条腿的子弹出自一把抬枪
。魏德卯认为胜利主要归功于“叛党出人意料地合作”，我们相信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虽然“出人意料”这一点他判断错了。他认为吉尔杭阿看到外侨们真的进攻了，便下令部队撤退。这一点也是有可能的，即使可能性不大。无论如何，目的达到了，对于绝大多数战役来说，也不过如此而已。
清风助火势，营房一经点燃便熊熊地烧了起来。外侨方面的伤亡情况，共计阵亡英美水兵各一名，两名商团成员“玫瑰墨盒号”（Rose Standish）的皮尔森（Pearson）船长和布莱恩（J.E.Brine）身受重伤，后来不治身亡，另外还有13人伤势较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情况，开利舰长在营房里清点出有30人阵亡，当地人报告营房外还有其他死伤者。英国部队发现了两名中国伤员，并将他们带进营房给予医治。整个战斗过程不足两个小时。在返回途中，外侨部队发现他们又遭到炮火袭击，这次是来自苏州河上的战船。开利舰长写道：“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登陆，着手拆毁（营地）炮台，将之夷为平地。”
对于“泥城”（Muddy Flat）这个名字，我们要在这里多说一句。我们有魏德卯的证言，说4月4日天气晴好，地面干燥，落下的子弹可激起尘土。因此，并没有穿过“泥城”。然而当时有传言，有个水兵在过沟渠或河浜时，确实沾湿了脚，他就建议这场战斗应称为“泥脚之战”（Battle of Muddy Foot）。报刊上的一个印刷错误造成了历史性的改变，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正因如此，这个错误的名称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现在我们把眼光转向另一个重要问题：此次事件中外当局之间的文书往来。晏玛太博士说，战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中方指挥官前来“恳请原谅”。若博士指的是吴道台前来拜访阿礼国，并表示希望不要再起战事，那么他所说的确实不错。因为我们看到阿礼国如此写道：“……今早吴道台来我处，且吉尔杭阿表示希望不要再发生敌对行为。”吴道台声称，攻击行为乃由营中的流氓所为，并非正规部队的行为。不过他也承认对此他无法管束。从其他来往函件中，我们得知叛党又于7日单独向清军发起攻击，被清军狠狠击退。与此同时，清军主力部队转移到了县城以南，4日战事的结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作为当时奇特状况的一个例证，我们在此记下这样一件事，清军请求通过外侨知会叛党，请他们在清军建造新营房期间停止攻击行为。外侨如实转告，叛党也履行了这个约定。同样，阿北船队的海盗船也在取得担保后被释放。不过，他们不再受吉尔杭阿的管辖。
4日的最后通牒中，阿礼国通知吉尔杭阿说，英国海军当局“将暂时扣押清军船队，以防清军士兵再有挑衅行为”。吉尔杭阿的复文含糊其词。他在后来的公文中写道：“我……诚挚地希望阁下深思熟虑，恳请您切莫仓促动武。”此函约于下午2点半发出，外方将其视为拒绝撤退。对于一个中国官员而言，所谓“深思熟虑”究竟该作何解释，时至今日也无人能弄个明白。有一位法国外交官曾在广州为一次会面直等了大约十五个月，而对于清军的无礼行为，阿礼国也已经“深思熟虑”了半年有余。
在阿礼国4日晨发给吉尔杭阿简短的官方公文中出现了一处错误，这个错误是否改变了事态的进程，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错误确实存在。该函刊登在1854年4月8日出版的《北华捷报》上。这封匆忙写就的简短公文，要求吉尔杭阿将不断闹事的营房向东南方向迁移两至三里。当然如此一来，清军实际上就进入了租界的地盘。而这在之后行文稍长的公文中表述得很正确，是向西南方向。因此，在战事开始之前，吉尔杭阿明白外侨的真正意图，然而他的官方复文可能是基于他对第一份公文的印象写就，当他说到他“无以言表地震惊”时，这很可能十分忠实地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写道，“我们相处一直十分友好”。接着他斥责了“那群伪装成士兵的无赖”行为。“切莫仓促动用武力。”他还写道，“……若非得迁移营房，请在我与威妥玛会面后再做定夺”，搅扰了外侨的射击靶子一定移除。
我们有其他证据足可证明，这位清军指挥官确有与上海外侨友好相处的愿望，所以我们十分愿意接受他在这封公函中所表达的诚意。还在泥城之战远未发生之前，他就和威妥玛及李泰国（这位李泰国先生就此走上了上海的历史舞台）讨论过上述攻击外侨的问题，正是吉尔杭阿首先提出修筑护界河的建议。他建议“应该修筑一条宽阔的沟渠，费用由我们（中方）负担……这样部队官兵便不能跨入租界，也免得我们双方卷入不愉快的商讨”。他以实际行动表达的善意是最好的证明。威妥玛无疑意识到了这一建议的实际价值，答应此工程应立即着手进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事情毫无进展，租界西界的北部一段，除了一小段水沟，仍然没有防御性的水界。直到太平军逼近
，才令人们感到此事乃当务之急。
然而，上海并非经由泥城之战，便可摆脱一切困境。全权公使和卡灵顿爵士的批准文书都及时到来。但奥加拉汉舰长警告上海外侨必须认真采取措施，确保防御工作井井有条，否则就打包回家。因为在法律上，海军并不负责地方安全，而且除了租界两侧盘踞着交战的双方，上海周边还游荡着许多铤而走险的匪盗，常常伺机而动，滋生事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点已十分清楚，唯有切断叛党从租界获得的供给，才有可能迅速夺回县城。而当时采取模棱两可中立态度的租界正焦急地观望着，以寻求双方的矛盾空隙，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引发了众人多次讨论。上海所遭遇的并不得不克服的独特困境，或许这次的情况是最为突出的例证。我们曾说过，吉尔杭阿不能管辖中国方面的水上部队，而英美双方的公使和领事对于他们的水上部队也没有管辖权。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将谈到这个话题，因此现在只需说，一边是英美的外交官，另一边是英美的海军军官，双方的观点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接到采取中立的指示，一方来自外交部，另一方来自各自的海军部。但在1854年秋，当各方认为应当在租界与县城之间建起一道界墙，以有效阻止供给流出，结果却看到以英美外交人员为一方，英美海军势力为另一方，双方对峙的奇观。领事们宣称必须建界墙，而海军人员直截了当地拒绝给予保护。稍后，美国公使说服了美国高级海军军官接受了他的观点，但英国海军将领却始终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国方面则一直坚决反对叛党。
最后，界墙终于筑成，从现在法租界外滩一直延伸到以前跨过洋泾浜的河南路桥，从那里延伸到河浜的另一边，直到周泾浜。叛党曾有一次毁坏了部分界墙，但在1855年1月，界墙终于牢固地矗立起来。接下来，在28天之内，它胜利完成了之前16个月也不曾完成的事业。2月17日晨，人们突然发现县城里的叛党都撤空了，正如1853年9月7日晨，人们突然发现县城被占领一样。许多叛党安全地向西转移，有人认为他们加入了太平军。陈阿林扮作乡民，手提竹篮油瓶，在租界中寻求庇护，不过他的许多同僚都遭到杀害。有些人企图粉饰清军入城的所作所为，但晏玛太博士十分了解情况，他说县城遭三日劫掠，东半部几乎全部付之一炬。因此，不幸的当地民众遭受着两方的蹂躏。巧取豪夺搜刮了他们17个月，严刑律法又来把剩下的一点一滴盘剥干净。我们在1918年也见到了相似的情景，由此让人忆起陈阿林的一封信。陈阿林此人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尽管他之前只是个马夫，却在给阿礼国的信中雄辩地阐述宗教与贸易的道德之美！他说，他和他的同伴发动的是反对“恶魔”的正义战争，而驱动他的信念是“天条”。当然清军的主张更是满口仁义道德。对于二者，我们只能确定地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理念与行动表现出相似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