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艰难时期

阿礼国以其权威身份的叙述表明，1848年间上海本地的平民百姓与来沪的外侨之间已经达成了和睦融洽的相互谅解，其中是有缘故的。绝大多数英国人是为贸易而来，他们十分乐意以善价购置各种物品，这一点在首次土地交易中可一览无余。《南京条约》赋予外侨获取土地在华居住的权利，但若地主不愿出售也不可强逼。虽然我们发现偶尔也有借助当局出面，进行官方“劝说”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方未按条约所示，公平友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当地人之间交易，空地的价格大约在每亩一万五千文至三万文。当时租界内几乎都是空地，而外侨买下这些土地一般价格在四万至八万文。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就当时情况而言，双方谁都未占大便宜。

在贸易中也是如此。随着商业的发展，当地商人财富的迅速增加以及金钱流通的快速增长，工农阶层的生活改善也越来越明显，这便是为何上海百姓总体而言对外侨十分友善的首要原因，当然他们的本性也的确如此。有时候，我们容易错误地认为早期的上海外侨仅是临水而居的寥寥数十人，忘了港口停泊的船上还有船员，他们使外侨人口迅速增至一千多人，在之后几年里人数可超过两千。这些人大部分的日常补给都在本地采买，因此花钱很是豪爽。

再者，人们很快发现，上海人与上个世纪来华外侨唯一熟知的广东人，实际上几乎分属不同的种族。大多数上海外侨很幸运，他们对吴国的历史一无所知，但他们很快便看出吴国后人与作为南越国后人的广东人之间的差异。非但两者的方言如两种欧洲语言一样迥然不同，其天性也大相径庭。广东人逞勇好斗，上海人则和平殷勤；南方人是激进派，吴地人是保守派；长久以来，上海一直安心顺服于当地政府的统治，而广州却随时酝酿着策划阴谋和叛乱。说到反对洋人的态度，广东人若表现冷淡便算好的了，特别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曾在多种场合对洋人表现出强烈的厌恶；而上海人虽并不主动亲近洋人，但至少愿意在友善交往的过程中跨出半步。

因此，当我们发现最初与本地人在租界内外发生的各种纠纷，大多是由福建人或广东人引发，这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有些广东人来到上海，无疑也打算在这里施行那些原先在广州惯用的做法。这些广东人主要出自商界和官场，而福建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多数来自贩运蔗糖或其他远洋的船只。

当新公园委员会（New Park Committee）试图购买土地，筹建一处比原先更好的娱乐场所 之时，便给了福建人闹事的机会。最早的娱乐场地就像规划第一处公墓和最初的洋船停泊区一样，表示出早期的外侨多么缺乏长远的眼光。它仅占地81亩，部分位于现今的河南路与四川路。新公园的西界原计划设立于周泾浜（Chow-king Canal） 。在蜿蜒的周泾浜以北开掘出延伸至苏州河的河道之前，周泾浜的南段形成了五十年的护界河（Defence Creek） 。如今在地图上，弯曲的湖北路 依然清晰可见，那里曾是跑马的弯道，而其“直道”部分则与西藏路平行。在获取这个新公园土地的过程中，委员会伤害了福建人的感情，他们便煽动农民多次聚众闹事，以致谈判持续多年才达成最终协议。也正是这些骚乱触发了组织万国商团（Volunteer Corps）的最初构想。最终，福建人愿意将争议的土地出让给委员会，条件是委员会以高昂的价格购买。这便是在此次抵抗活动中结党营私的明证。

迄今为止，新生的外侨社区所面临的最大危难出现于1848年。这年3月8日，麦都思医生、雒魏林医生和慕维廉（Muirhead）牧师这三位传教士“漫步”乡间，远至青浦 。此前他们也曾去过那里。他们总是“凌晨一两点”出发，以便赶在法律规定的24小时时限内返回。这次到了那里，他们发现一群刚被漕船解散的船工，大约1.3万人集聚此地。在他们交谈和分发传单的过程中，人群越聚越多。据记载，在人潮推搡间，雒魏林医生的“手杖无意间碰擦到了最前排一人的脸上”。这个意外倒是平息了，但很快另一群手持撑篙、短棍和铁链的船工发起了一场凶残的攻击。记录中形容，三人之中的麦都思医生是位“头发灰白的老者”。其中描绘的细节表明此事未出人命实属奇迹。不过在此命悬一线之际，县衙门的衙役及时赶到，将此三人救出，“并将陷入困境后浑身是血的三人引出了拥挤的街道”。这是衙役还能及时救人于危急的极少事例。知县行事果断有礼，很快备了轿子，派人将三位受害者护送回上海。

距此事发生仅4个月前，6位英国年轻人在周日外出，到广州乡间漫步，被当地人抓获并杀害了。因此，发生于青浦的暴行显然不能姑息。当然，阿礼国并未获得上级关于如何处理此事的直接指示。他的上司远在南方，而当时还没有电报。若去信请示再等候答复，无论航运如何迅速，总要几个星期，到那时漕船可能已经载着肇事者远走他乡了。

10日，上海道台为了尽力开脱自己，来函宣称传教士远至青浦，违反规章在先。但函中还补充说，他已发出捉拿凶犯的命令。阿礼国将此信退回，并附言若不公正处置将危及双方的友好关系。13日，道台处尚无消息，于是阿礼国通知道台限48小时之内捉拿祸首，此事未获圆满解决，所有英船一律停止缴税，并禁止漕船离埠。其他各国领事官员都一致赞同此举，而英国兵舰“奇尔特号”（Childers）恰于此时到港，给予了必要的支持。

此时，即将发生百姓骚乱的流言甚嚣尘上，而且我们应时刻谨记在这整个危机过程中，阿礼国和他的妻子家人还在县城中居住。对于48小时限期，当地政府要求宽限10天，结果英方只同意再延长24小时。此间纠葛无疑错综复杂。知县没有武装力量，军队将领又不受道台指挥，而13000名被解散的船工集聚于此，很可能正饥寒交迫，必然群情激愤。而且，当时道台还受到广东帮意见的左右，吴爽官 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漕船受阻是船工最为乐见之事。18日，凶犯还未就擒，道台报称漕船准备于一两日内离港，还说“领事先生，本道恳请您无论如何莫要阻其通行”。此函得到的唯一答复是：“本领事唯有再次重申，所犯暴行未得惩处，漕船不得离开。”若不得不诉诸武力，实乃道台之过。

此后道台又否认有让漕船离开的意图，暗中却吩咐这些船只迅速三三两两地离开。阿礼国发布公告，警告他们切莫妄动。19日，阿礼国让“奇尔特号”留驻本埠，派遣“爱司匹格号”（Espiegle）驶往南京，将此事直接送报两江总督。21日，据称两名主犯被带到上海，但事实上两人都未参与暴行。此时漕船以各种伪装欲偷偷开行，都被一一拦回。事件结果表明派出的“爱司匹格号”才是制胜的王牌。“爱司匹格号”沿途搁浅3次，耗费10天时间方抵南京，因为1842年夏季所录航行日志，至1848年春时已毫无用处。随兵舰前往的副领事罗伯逊受到热情款待，但据他所言，此事圆满成功应归功于巴夏礼先生。随即有10人被捉拿归案，其中两人无疑是行凶主犯。三位传教士指认此10人都曾参与袭击。于是惩处立行，此10人于江海北关——外滩的寺庙前被枷号示众 ，罚款200元赔偿损失。漕船随即开释，一切事务重归旧序。封锁共持续了15天。此事证明当地官员缺乏的并非权力，而是行事的意愿。事后道台咸龄（Heen Ling）革职，任命“吴爽官”，或按其正式名字吴健彰，代理上海道。青浦知县也遭免职。

一如众人所料，首任全权公使德庇时爵士对于阿礼国大胆行事并不鼓励。在其最后发出的一封公文中，他写道，“以其有限的权力和责任，事前未向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请示”，阿礼国便“采取了如报告中所述之举措”，他感到十分遗憾。然而众所周知，领事为坚持和捍卫侨民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肯定应该往最好的方面去诠释。有一人对此坚决反对，此人便是钦差大臣耆英。他直接向阿礼国表示“十分惊讶和诧异”。当然他只得到领事礼貌的答复，一个英国领事只有接受全权公使的指示才能行事。在接到青浦教案首份报告前一天，刚刚接替德庇时爵士任全权公使的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同样对未经请示而擅自采取行动表示遗憾。虽然他派遣了英国兵舰“狂怒号”（Fury）传送公文，并指示若有需要兵舰可多停留几日，但是他严厉禁止发起任何进攻行动。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获悉此事圆满解决之前。此后公文的语气彻底转变，含蓄的威胁变为公开的祝贺，对此案如此了结深表满意。阿礼国的大量公文被送往外交部，以便外相了解处理此事的“得力方式”以及罗伯逊在南京行使其职责时的圆滑与机智。巴麦尊爵士当时恰在外交部，此事最终获其认可自然在预料之中。然而，此事的来往信函以全权公使的告诫信而告终。以往任何一位领事都未承担过如此重大的责任，但不论事情看来多么紧急，违背规定程序擅作主张的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已经知道，1852年美国代理副领事金能亨如何援引英国领事的行事先例，以战争之势虚声恫吓，为其美国同胞争得独立买卖土地的权利。除此之外，直到1853年再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冲突。此时，发端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叛乱，其广泛的影响开始在沿海一带显现出来。中国的叛乱运动往往具有一种倾向，它不仅向其他各个地区传播，也会鼓动起一些与运动首倡者目的截然不同的民众。当时三合会（Triad Society）攻占了厦门，但他们却为太平天国所鄙弃 ，此便是一例。更不必说此时“长毛”占领汉口（Hankow），攻占南京，闹得江苏人心惶惶。当时有谣言传称，“上海约有8万广东人和6万福建人，人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党的支持者”。美国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 博士对此说法深信不疑。但即使在他们初次行动大获胜利之后，我们也未能找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上海一带有如此众多的叛党支持者，不过其数量相当可观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们的首次起事在1853年9月7日早上，当日正值举行半年一次的祭祀孔夫子大典。凌晨时分，官员以及各色人等都早早起身，准备向这位全国崇敬的人物献祭。所幸有西方人士目睹当时事件发生，并将其记录在册。因为晏玛太博士居于县城城墙附近，当日他也同样早起，以期一睹祭典盛况。但他所目睹的是一幅截然不同、出人意料的景象。城门一开，藏匿于附近的600余人一拥而入。知县是当时唯一立即遭杀害的官员，只因此人与叛党有仇。至凌晨4点，各处衙门已由叛党掌控，道台虽得活命，也被拘禁。县城之内有大量叛党支持者，他们将成捆的红布投入街道，三合会或称小刀会的人便将此制成头巾，因此当地人称之为“红头”。如此，在极短时间内，20万人口的上海县城便落入这支队伍手中，他们的人力最初连一条街上分配一个人都有困难。

在县城内这一场景进行过半的同时，外滩的江海北关也上演了类似的情景。十分幸运的是我们有另一位目击者的证言，这也是一位美国人魏德卯（Wetmore）先生。一听说早先出事的消息，他便出来察看究竟，结果看到一群农人和苦力正将可以搬动之物尽数搬走，还心中称奇“这些人怎么这么快就得知城里出事的消息”。人群中杂有“二十多个头缠红巾、面目狰狞的人”，将存于江海北关的枪支劫夺而去。

当日稍晚，魏德卯为交涉一批落入叛党之手的丝绸货物，不得不入县城与叛党一番理论。最终唯有以各国领事将联手报复为威胁，方使他此行未空手而归，因为曾做过糖业掮客的福建人首领李咸池坦白相告：“我不怕那个美国领事！”

起事成功的叛党从一开始就分为两派：福建人以李咸池、陈阿林等人为首，其中陈阿林最有胆魄，他曾在仁记洋行斯金纳（Skinner）先生的马厩做过马夫；广东人则以刘丽川为首。刘丽川形容瘦削，吸食鸦片。当时美国公使恰在上海，刘丽川曾致函公使，称起义是为了反抗满人统治，洋人不必畏惧。起事成功不过数小时，起义的两派便扬言要相互殴斗。据说福建人在20万两白银中得了多数，连同之前劫夺的其他财宝，准备装船潜逃；而广东人扬言对方若敢如此行事，他们将即刻将船弄沉。如此人口众多的县城竟会屈服于寥寥几个叛党，确实令人诧异。然而，这不过是众多同类事件中的一桩而已，个中缘由一位上海文人说来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他问道清廷官吏有何作为，“值得富人出金银，穷人耗膂力”。

然而，当时外侨认为还应设法营救吴道台。于是租界内的海尔医生和史密斯（Caldecott Smith）两人一同入城，将这位原先经商的官员装扮一番，虽然他们在县城街巷中一时迷途，最终还是来到了城墙上，如同约书亚派出的探子 一般从城中缒下，只是这里多用了一个篮子将吴道台放下。最初他们将道台引至附近晏玛太博士的家中，后又来到了美国全权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上校所在的旗昌洋行。吴道台也曾向英国领事求援，阿礼国本需派一名武装警卫来实施营救，但同时经商的美国副领事，却以我们所见的方法轻松将其救出。

这位道台很清楚，北京若得知上海县城陷落的消息，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惩处的上谕最终来临，除了其他惩罚之外，还要将他流放北国寒地。但与此同时这位前广州商人竭其所能，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一支清兵在新闸桥以西的苏州河畔建起了大营。而原来南方的经历也给了他颇多助益，在打算尽快歼灭叛党的爱国志士中，还有一伙令人生畏的西海岸海盗！新闸营里“无数锦旗招展，一派生机勃勃景象”。若非租界一直开放一处缺口向城内供应各种必需品，清兵早可将县城一举攻陷。

1854年初，清兵在满人官员吉尔杭阿（Keih）的率领下，从董家渡（Tunkadoo）沿着县城西面，直到四明公所（Ningpo Joss-house）筑起一道土塘，在四明公所处还有一座坚固的土堡。从那里开始，土堤、营房等一路向北延伸，直到如今跑马厅的位置。除此之外，他们还占据了浦东和县城附近的黄浦江面。然而，虹口地区为叛党提供了很多物资，这些物资违反规定，通过租界向县城内输送。租界内的各国官员都大声疾呼严守中立。但对这个弹性极大的名词如何定义，却各执一词，而且随着清朝官兵在租界的帮助下获得了各种物资，不得同叛党贸易这一点恐怕是不能指望了，尽管他们确实要求租界不可与叛党有商贸往来。“生意照常”是上海的格言，而其所谓中立并非与双方都断绝生意来往，而是两边的银子都要赚。

叛党占领县城的17个月内，双方战事频繁，有些真枪实弹，有些则虚张声势。晏玛太博士在起初16个月里，一直住在邻近城墙的家中，目睹了不下68次短兵相接。清兵常聚集在他家屋后，向城墙开火。但最激烈的交火都在其他地区进行，其中一次就发生在黄浦江沿岸。吴道台买下了一艘名为“康普敦爵士号”（Sir Herbert Compton）的船只，一般更多地称其为“康普敦号”，将其装备后用于战事。“康普敦爵士号”率领几艘小型战船逆流而上，向黄浦江畔叛军的土堡发起攻击。这座土堡以西方人的眼光看来已经有些破落，但对于奉命攻打的官兵而言还颇难对付。“康普敦爵士号”上锦旗飘扬，锣声喧天，一路行进，然而协同作战的战船中仅有两艘给予了积极配合。两船奋勇作战，直到其中一艘被击沉。然而，有支部队登陆成功，纵火焚烧了城外整个南市（Nantao）区域。“康普敦爵士号”始终停于不远处，船上炮声隆隆，直到夜幕降临，才在城头叛军尖刻地冷嘲热讽中缓缓退去。此次战事发生在1853年12月。

但在此事之前一个月左右，租界内发生了一桩更为严重的军事冲突。清军获悉，一家英国洋行正要将一批枪械运送给叛党，他们决定若有可能就劫夺这些武器为己所用。为此，他们突袭租界，经过教堂，直到江海北关。吴道台称，正当他们夺取这批枪械时，受到“一伙打扮成洋人的叛党”袭击，被迫撤退。不消说，这伙“叛党”正是英国兵舰“斯巴达号”（Spartan）上的士兵以及协助作战的租界义勇队 。最终清兵被赶回大营，计有3人阵亡，14人受伤。

在小小的外侨社区中发生这类事件，自然会激起极大的骚动。叛党与清军的部队有时会开进租界西部地界，他们的炮火也时常落入租界地面。雒魏林博士的医院，其位置就是现在的山东路医院 ，在战事初期，常处于危险之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达成谅解，医院随时都向双方伤员敞开了大门，就此成了一处避难之所。1854年4月3日，在新公园附近，即现在的劳合路（Lloyd Road） 上，清兵袭击外侨，第二次重大危机来临。然而，这仅是泥城之战的序曲，此事我们将分章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