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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学术”？“学术之道”谓何？这个看似朴实简单、人人明白的话题，却又很难用简洁凝练、准确严谨的一句话说清楚，何况不同时代的学术，其内涵与外延也都有发展变化。可以确定的是，学术因人类生存发展需要而诞生，学术植根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行为中，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的灵魂，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而学术之道既可以理解为学术研究的经历与经验，又包含着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规律。由是，敬畏学术、探讨规律、创造理论和尊重知识，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秀文化传统，汗牛充栋的文化经典与多姿多彩的学术著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学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学术研究是有效提升个体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而国家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是衡量文化实力与发展潜力的基本指标。
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先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范畴与内涵进行定位、定界或定限，讨论“学术之道”当然也不会例外。何谓“学术”？仅以妇孺皆知的《论语》为例，开篇《学而》首句即言“学而时习之”，朱熹认为这一句是“入‘道’之门”，可见这里的“学”并非少年儿童认知层次的学识字、学诵读、学章句，而是对追随孔子学“道”门生成年人对历史文化或社会现象深入思考、规律探讨与方法效仿等行为的概括。作为全书起笔第一字的“学”，与《论语·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学问之“学”乃是同一种用法。首句中的“习”也不是今人所说的自习、复习或温习，而是将学问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实习”“实操”训练，是“学以致用”的概括与凝练。“学而时习之”中无论是“学”还是“习”，我们都可以从甲骨文原字构件与内涵本义中看出这是属于学术研究层面的内容，而不属于浅层的简单认知。“学”与“习”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以及目的皆在于“用”的统一性，正是中国学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突出特色。北宋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胡瑗执教湖州书院设“经义”“治事”两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讲求“明体达用”“经世致用”新学风，是对《论语》开篇首句的最好诠释。
再如，《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指导儿子伯鱼读书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引导伯鱼“学夫诗”，就是让儿子专心研究“六经”中的《诗》，并进一步指出“学”诗对社会交往、情感交流、事父事君和认识世界万物的重大作用与积极意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看法与认识体会，成为日常生活中学术观点的自然交流，不仅成为论《诗》的经典名言，而且成为重要的诗歌经典理论。《论语·季氏》篇关于“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格言警句，也都是旨在强调深入研究《诗》经与《周礼》的重要性。至于《论语》中大量讨论世界万物规律与做人做事原则的内容，省略了论据与论证，均以结论性语言呈现，学术探讨的意蕴尤其明显。
由此可以推知，所谓“学术”，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普遍存在且专指研究活动的文化现象，是以历史社会实践为基础展开理性思维探讨创新路径的表达方式，也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形态与开放型发展的知识系统。伴随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人们就开启了漫长的“学术”认识过程，也成为近代学人讨论且见仁见智的重要问题。诸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张国刚、乔治忠的《中国学术史》，
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
等等，均有涉及“学术”认识与讨论的内容。就汉语言“学术”概念而言，学界或着眼于词素构成的字形以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之《老子韩非列传》《张仪列传》，或立足于产生渊源从西方语系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或在性质与内涵理解上认为“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或从社会功能与作用发挥层面总结概括为“天下之公器”，不一而足。这些定性、定位与认知自然都有一定道理与依据，但也都存在商榷的空间，亟待从中华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进一步深入考察和研究。在这方面，梁启超、李学勤的思考研究具体而细密，既具备很高的专业化程度，又具备广泛的典型意义与深刻的启发性。
20世纪初，梁启超立足中华本土文化撰写了《学与术》一文，专门辨析“学术”概念的构成、渊源与内涵。文章以《礼记》“古之学术道者”为例，指出中国“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词”，“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由此说明了“学”与“术”的区分及联系。梁启超还指出了“我国之敝，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的错误状态。文章最后以“空谈学理者，犹饱读兵书而不临阵，死守医书而不临症”的生动比喻，说明治学而不能致用的危害，提出仕宦官吏“担任各要职者，稍分其繁忙之晷刻，以从事乎与职务有关系之学科”的主张，避免“体用不备，而不学无术之讥”
，倡导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融为一体的正确思路。梁启超立足华夏文化的视角思路、名词定位的词素分析与落脚于用的基本观点，颇富科学性与启迪性。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张仪列传》“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中的“学术”均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并非专指研究活动的“学术”。梁启超的研究，让读者不但了解到“学术”的性质、特点与目的，而且明白了学术研究重在于“用”，在于“有补于世”。
与梁启超不同，李学勤着眼于“学术”文化现象的发生展开深入研究。他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与当代出土文物的考证，指出学术始于远古官吏、盛于学校教育、见诸经典教材而成于学者研究。李学勤在湖南岳麓书院作《中国学术的源起——兼谈孔子之“集大成”》讲座时指出，中国“学术”活动历史悠久，与知识学习、官吏身份、学校职责直接相关。“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而诸子都是有学术成果传世的研究名家。中国自上古唐虞时期就建立了“学校制度”，《礼记·文王世子》记载的“成均”（韩国至今有“成均馆大学”）就是当时的学校。甲骨文里有“太学”，证明至少在商代晚期中国已经有了国家层面的官学。李学勤还以2005年考古发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荣仲方鼎”铭文为例，指出铭文中的“序”就是学校，“荣仲”是学校负责人，得到了国君“赏赐”的书写工具“笔”。李学勤指出，“在商代、西周初年的时候，有相当好的学校制度，这种学校培养‘国子’”，后世称“国子监”。“学校的教学内容为《诗》、《书》、礼、乐，必然包括学术的成分，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李学勤的研究，让我们不仅了解到中国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而且了解到“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方式与主要途径。
“学术”概念与源起已如上述，而在“学术之道”这一偏正词组中，“学术”只是起着修饰“道”和限定方向范围的作用。对“道”的理解与诠释是一个远比说明“学术”性质更为复杂的问题，“道”字的理解诠释本身就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这里虽然不可能充分展开，但也必须从“道”字本义说起。
中华文化的汉字“道”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指向的概念，有数十种诠释与用法，在不同语境中会有不同含义，甚至在同一语境中也有可能包含多重意蕴。汉字“道”的本义就是“路”，是现实物质世界中人们通行的“路”，后世发展为双音节称为“道路”。道路是前人逐渐开辟而后人继续沿用且相对固定的交通路线，为人们的出行交往提供方便，这是人们看得见、用得着、说得清的现实存在与物质空间。同时，道路又是一个开放型的概念，其中暗含可以引申使用的合理性、规律性与遵循性等诸多元素，由此衍生出众多引申义，诸如人们经常用“道”来表达意识形态方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道理、技能、方法、学说、主张等含义。从文字学角度看，甲骨文中的“道”是一个兼有象形、指事与会意的汉字，字形呈现为在十字路口站立着一个人的状态（见图1），暗含此“人”正在考虑和选择朝着哪个方向行走，蕴藏着大脑理性思维的意识与过程，体现着行为和意识的一体与统一，而不再仅仅指物理空间可见的事物。这种文化内涵在金文字形中体现得更充分、更明白，不仅十字路口的“人”形被人头“首”字所替代，有的字形还在“首”的下面增加了“止”字形（见图2），表示停止了脚步并用“首”的眼睛、大脑在观察和思考，进一步强调了人之意识与行为契合的自然性与必然性。由上可知，“学术之道”的“道”，既用其本义比喻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又用引申义表达对学术研究的理性认识与实践体会，具有双层内涵，突出了学术研究文化现象的内在规律性。由学术的性质与作用，也可推知“学术之道”既有理性思维的“形而上学”性质，又有实际应用的“形而下学”功能。
图1 “道”的甲骨文字形
图2 “道”的金文字形
《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是对学术研究与成果转化的最好说明。“道”与“器”、“变”与“通”的最终目的，都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就在于探讨规律、发现规律与运用规律来促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而学术研究的对象和最终成果的价值意义，与其发挥的作用成正比。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学者，而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文化素养与学术经历、不同的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尤其有着不同的研究兴趣与学术风格。这本小书《学术之道》，仅是笔者个人学术经历的回顾与研究体验的记述，其撰写原则一是力求以学术为轴心、成果为支柱，描述走过的学术“道路”与体悟的学术“道理”；二是力求着眼于文化、着力于研究、落脚于感悟且以时为序、记事为主、重在讲述；三是力求突出重点、详略有度、语言朴实并力避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