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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是基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和图书以后产生的，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史官们会将记录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图书文献集中保藏。为了检查和使用方便，他们将其按一定的次序排列，编定相适应的数码，逐渐有了固定的方式和规律，这就形成了简单的注入图书文献的目录。这一时期即我国历史上的商代，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胚胎时期。
奴隶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及奴隶主的剥削，社会发展极其缓慢，文化典籍的发展也是极其缓慢的，而目录学的发展必须依赖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文化典籍掌握在史官手里，没有什么流通，目录学也就很难得到发展。直到奴隶制崩溃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士阶层的产生，文化教育有了更广泛的影响。作为士阶层中的杰出人物，孔子采集鲁、周、宋等国家保存下来的古代图书文献，在授徒讲学中，在删定、解释六经时，创造性地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在六经中，《易经》的《序卦》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叙录，《书经》和《诗经》的小序是说明各篇“作意”的叙录。这些由他和他的弟子们在六经篇目中作出的说明和见解，也就是后世所称说的“大序”和“小序”。
儒家学派形成后，代表其他阶层与集团的思想利益的人也提出了相关的学说，由此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是剧烈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迅速的。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大力宣扬自己学派的学说，他们把儒家学派的大序和小序改造为阐述和宣扬自己著述的自序。儒家学派大序和小序，诸子百家宣传自己著述的自序，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文献。
汉武帝罢黜诸子百家以前，学术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在儒家上面，诸子著书还着重编写自序，以达到宣扬自身学说的目的，所以自序的编写在此时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比如《淮南鸿烈·要略》，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叙传》。
从儒家学派校书的大序小序，到战国秦汉诸子百家的自序，再到刘向的《别录》，这是我国古代目录从发生、发展到形成的整个过程，那些大小序和自序在当时实际上也起着提要目录的作用。我国古代目录在系统的目录没有产生之前，大小序和著书的自序都是一书的解题目录，由于那时候的古书多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所以也起着公共目录的作用。
图书目录事业是文化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过程是和教育事业相辅，但总又稍后于教育事业的。汉武帝制定文化教育政策的时候，还有“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慨叹，同时也曾“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可是终武帝之世，也只是配合军事上的需要，由杨仆把兵书整理出来，编成了一部《兵录》。虽然没能对全部藏书进行整理与编目工作，但也为之后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目录”一词现存文献以《汉书》为最早。汉成帝一方面使陈农更广泛地“求遗书于天下”，一方面任命刘向领导校书编目工作，建成一个中央政府图书馆，并编出一套系统的藏书目录。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总目录《七略》，便是由刘向、刘歆父子建成。
刘向、刘歆所建立的校书编目工作程序和方法，在我国图书目录学史上影响深远。他们对当时重要的文化典籍做了一次总结性的大整理。在仔细校对文本内容的同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录就是序录，概述图书的内容。编撰叙录是目录学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其编撰的叙录内容，基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目次，也就是篇目和次第。二是记叙校订过程，也就是校雠整理情况，包括书本的一般情况，如来源、篇数、文句脱误等情况。第三是撰述全书大意，包括著者事迹、时代背景、辨别真伪或评述个别篇章等。这是叙录中最重要的部分。校雠整理情况、作者生平、内容大要，共同构成一篇叙录。目次加叙录，构成了一书的目录，许多书的目录汇集起来，就成为群书目录。刘向、刘歆的编目方法和所建成的目录体系，一直影响着历代封建王朝官修目录的发展。
这样的叙录正是吸取了儒家学派的大序、小序和秦汉诸子著述的自序的优点，以及戴圣《礼记叙略》的形式，又结合了当时校书编目的具体情况和读者的需要而创作出来的。这就产生了目录学上的评介图书的叙录体，大约相当于今天书前的“目次”和“序”两部分内容。刘向所创造的目录学上图书叙录的形式，是最善于揭示并概括一书的著者事迹和思想内容的，这使我国的书目提要在很早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古前期，自汉至魏晋南北朝间，四分法在系统目录中占了统治地位。这一时期在系统目录建成后，以封建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为主导，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缓慢发展，目录学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我国的图书目录事业是紧密地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作了相适应的发展和变化的。文化典籍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发展是社会基础发展的反映；而系统目录在分类上的变化则是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反映。
(2)在政府藏书目录的基础上产生了纪传体史书内的“艺文志”，成为我国目录中的特点之一。
(3)由于官僚地主私人藏书家的发展，产生了由私人补充政府藏书目录而编成的全国综合性系统目录，并且压倒了官修目录。
(4)由于文史书籍的特别发展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系统目录之外，又产生了以文史佛经为内容的专科性目录。如荀勖的《文章叙录》、挚虞的《文章志》、裴松之的《史目》、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等。
(5)由于各种目录对于藏书和读书的积极影响，目录的功用被更多的人所重视，目录学的方法从而也有所提高，目录学的理论也逐渐被总结出来。
中古后期，自隋唐建国到明朝洪武十三年废除秘书监时期，目录学持续向前。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兴盛和繁荣的时期，而元代则是这一时期的余波。在这一时期内，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和兴盛与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步，其发展情况和主要特点如下：
(1)在封建政府藏书登记目录的基础上，修成了质量较高的有提要的系统目录，如《群书四录》《古今书录》《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
(2)由于官修目录的质量提高，史志目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
(3)私人编制藏书目录形成了风气，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
(4)出现了《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文献通考·经籍考》一类的大型参考目录。
(5)目录学的方法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出现了如《通志·校雠略》专门阐述目录学方法理论的专著。
这些都标志着中古后期我国图书目录事业的繁荣。
群书目录都有分类问题，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从西汉到清代也是不断演变的过程。图书的分类，一则是为了查找方便；二则是能够通过分门别类以总结学术源流。历代图书的大致分类情况如下：
1.七分法
刘向、刘歆等在每一书后都撰有一篇书录，当时把这些书录单独辑成一部书，即为《别录》。同时刘歆又在《别录》基础上，写成《七略》。相较向之《别录》，歆之《七略》则更为严密，有总序（辑略）、六类（六略），又有类序，总结各类学术源流。《别录》《七略》都是群书目录，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西汉以及西汉以前我国学术的发展赖此二书得窥一二。但此两部目录均已亡佚，然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删就的，除了删去各书书录外，基本保存了《七略》的面貌。
《七略》的大类叫作“略”，小类叫作“种”，“辑略”为全书叙录，类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六类又下分若干小类，共有三十八小类。所以，虽曰“七略”，实际仅分六部。《辑略》不是单独一类，所以《七略》只有六类，可称为“六分法”。
继承刘向、刘歆《七略》分类体系而又有所发展的是王俭的《七志》。其分类如下：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子志：纪今古诸子；文翰志：纪诗赋；军书志：纪兵书；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术艺志：纪方技；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道经：道教经籍；佛经：佛教经籍。《七志》比《七略》增加图谱一类，成为“七分法”，又附道经、佛经二录，实际为“九分法”。
《七志》之后有阮孝绪的《七录》，该书亦佚，仅《七录序》保存于《广弘明集》卷三之中。据《七录序》所附《七录目录》，知其分类如下：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五篇，为“内篇”，另有佛法录、仙道录二篇，为“外篇”。从以上框架看，《七略》《七志》虽以“七”名，实非七类，《七录》才是真正的“七分法”。
2.四部分类法
西晋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辑新簿，即为《晋中经簿》，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六艺、小学；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后东晋李充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加以校核，重编《晋元帝书目》，仍以甲、乙、丙、丁分四部。但将荀勖的丙、乙位置互换，也就是说将史书升到第二位乙部，子书降到第三位丙部。此后，四部的格局基本确定。但此时还不称经、史、子、集，而称甲、乙、丙、丁。东晋末年还有《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分类方法与李充同。
之后南北朝出现的四部目录相当多，如谢灵运编的《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俭编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王亮、谢朏编的《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刘孝标编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有《著书篇》，系萧绎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的目录，分甲、乙、丙、丁四部，大概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隋朝四部目录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等。唐代初年官修《隋书·经籍志》是现存较早的按四部分类的目录，学术价值较大。其分类框架如下：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楚辞、别集、总集。
(以上四部四十类）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篆。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共十五类）
如将《七略》《七录》《隋书·经籍志》相比较，可发现经部、集部都是前后一贯的。史部变化最大，原是六艺略中春秋的附庸，连二级类目都算不上。到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把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列为“丙部”，已基本相当于后来的史部，东晋李充又把史书提升为乙部，后世基本沿用。如不讨论佛法录、仙道录，《七录》实际上只有五录，其中子兵录、术伎录相当于四部中的子部，另三录经典、记传、文集则相当于四部中的经、史、集。因此《七录》实际上处于《七略》“六分法”与后来“四分法”的过渡状态。
《隋书·经籍志》是四部分类目录现存较早的一部，但其分类框架则是参照两晋南北朝各家目录拟定的。其后，我国图书分类基本上不出四部分类体系。四部分类体系到《四库全书总目》趋于成熟，可视为“四分法”的代表，凡四部四十四类，有些类下增析三级类目：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类（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经籍、金石）、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类、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类后（不包括道经、佛经类），一千二百年来，官簿私录，基本沿袭。四部分类法实为中国目录之主要潮流，也就是分类史之正统派。取历代正史艺文志观之，未有不用其法者。私家著录，现存最古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四家，及《明志》蓝本之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不遵其矩范。明清以后，著录益繁，较其部类，极少改革。但偶有二三学人颇能闯出藩篱，自创新法。如宋仁宗时期河南李淑撰《邯郸书目》；北宋董逌撰《广川藏书志》；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略》尽列古今目录所收之书于一篇，分为十二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之下更分二百八十四目，完全突破了四部分类法。还有钱曾的《述古堂藏书目录》，康熙间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等，也并未遵从四部分类法，但这些终归是少数。这一正统派四部分类法，溯其渊源，始于西晋荀勖《晋中经簿》；穷其宗裔，则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大宗。《四库全书总目》共计二百卷，此书为乾隆时期纪昀等人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目录，是中国古典目录的集大成者。换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是现存最大的一部传统目录书。
3.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考察我国古籍的版本源流、文字异同、著者事迹，不失为一部考证精详的有用的目录。在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的方法方式上也积极影响着各种藏书目录的编写。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后出的古籍，这份目录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至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把丛书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分出来，别立“丛书部”，次于集部之后，成为五部分类体系。后来一般沿用五分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分经、史、子、集、丛五部。《中国丛书综录》仍是四部分类，但对于丛书中的小丛书，如《微波榭丛书》内有《算经十书》，则于四部之后别立“别录”一部的模式，《丛书综录》在四部之下分出的小类较《四库全书总目》又精细许多。
4.现代目录分类
20 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和文化综合的趋势，古典目录学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 30 年代，在将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融合成一个新的整体后，现代目录学已基本建立。古典目录学是以文献本身为中心，目录学是文献活动诸环节的轴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注重文献整理，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最早的目录活动是为了文献典籍的收藏，旨在收藏而非利用，详细说明图书类例，目的是剖析学术源流。现代目录学则是以读者为中心，核心思想是“利用文献”。文献的收集、整理、抄写、著述等，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方便读者利用，目录的导读功能在现代社会被放大。两者核心思想上的差别，并不代表古典目录学不再适用。现代目录学适应了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要求，但并不适用于我国古籍的分类。两者可根据需要并行不悖，不能因此认为两者孰优孰劣，它们是视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状况而制订的，不同分类体系产生于不同土壤、不同时代，都是现实的产物，各自有其合理性。当然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学者可以在运用的同时加以改造，使之更合乎图书的实际分类要求。
古典目录的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撰人、朝代、提要、类序等，今分述如下：
1.以通称为书名
《诗》《书》《春秋》《史记》等，都应属于这一类。
2.摘取书中一二字为书名
《急就章》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因取首二字为书名。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云：“《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唐太宗集王羲之二十八帖装裱为一卷，取名《十七帖》，是因为首帖开头为十七日，其命名方式亦采取首二字。
3.以姓名为书名
古书原以篇行，例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作《孤愤》《五蠧》《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均只取篇名。说明当时古书以篇为单位，后来才集一人之作为一书，这项工作大概主要是刘向父子整理皇家藏书时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克》七篇、《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以及《邓析》《庞煖》《邹阳》，都以人名为书名。如果表示尊重，则于姓后加子字，如《孟子》《荀子》《庄子》《管子》等。后代文集以人名或字号加上“集”字，如《陶渊明集》《庾子山集》亦是这种命名方式的变体。
4.以朝代命名
二十四史大都以朝代加“书”“志”“史”等命名。《后汉书》有谢承、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等六家，《晋书》则有王隐、虞预、朱凤、徐广、谢灵运、臧荣绪、沈约、萧子云八家。这说明了纪传体史书有特定命名方式。总集如《全唐诗》《全宋诗》《全明诗》，也属于这种方式。
5.以时间命名
《长庆集》有元稹、白居易两家集子。宋代曾巩有《元丰类稿》。
6.以地点命名
唐皮日休、陆龟蒙酬唱诗集名《松陵集》，宋陆游把诗集称为《剑南诗稿》，皆以地名为书籍命名。
7.隐括内容为名
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属此类。
在书籍数量增多以后，以下两种现象越来越多，那就是同书异名和异书同名。
1.同书异名
如《国语》又名《春秋外传》，《史记》又名《太史公书》，《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等。有些属于全称与简称，如《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有的是因避讳改名，如《广雅》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名《博雅》。明清小说同书异名更多，如《石头记》与《红楼梦》，《异史》与《聊斋志异》。
2.异书同名
前面提到六家《后汉书》、八家《晋书》都是异书同名。后代还有不少异书同名者，如《河东集》（唐柳宗元、宋柳开）、《白云集》（元许谦、元释英、明唐桂芳）、《读书杂志》（清王念孙、清杨城等）等。
篇和卷都是古书的数量单位，但篇与内容起讫有着密切关系，如《史记》一百三十篇，是指从内容上分为一百三十个单位。而卷则是从物质形态上划分的，竹木简、帛书、卷子都可以卷起来，所以以卷为单位。早期篇和卷基本统一。后来则往往不统一，一卷可包括若干篇。至于由卷子过渡到书册以后，篇、卷、册三者就更不统一，一册可包括两三卷，一卷又可包括两三篇。但由于篇与内容起讫紧密相关，所以篇目对一部书的完整性来说最为重要，无论书籍形态怎么变化，篇都是基本不变的。而卷、册就不同了，卷在书籍装潢变为册子以后，几乎失去了实际意义，书籍分卷主要是一种传统习惯。册就更具随意性，可厚可薄。目录书应同时记录篇、卷、册数，甚至记录页数，都有必要性，这样书籍就不容易残缺、错乱，而且可透过页数估计其篇幅大小。
书目记完书名、篇卷，就应记何时何人所撰。
朝代当然是著者生活的朝代。改朝换代，前朝官员如不受新朝俸禄，称为“遗民”，则仍标前朝。如《四库全书总目》：“《吾汶稿》十卷，宋王炎午撰。炎午……宋末为太学生，咸淳间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谒之，留入幕府。旋以母老辞归。天祥被执北上，炎午为文生祭之，励以必死，尤世所称。入元后终身不出，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亦示不仕异代之义。”其他宋末元初人，如果著录为宋人，一般都要明确一个事实：“入元不仕”。《四库全书总目》又著录：“《稼村类稿》三十卷，元王义山撰。义山字符高，丰城人，宋景定中进士，知新喻县，历永州户曹。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原刻题曰宋人，非其实也。”可知朝代问题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著者，一般要著录姓名。过去有不少书署名是朝代、籍贯、姓名、字连署，例如明末汲古阁刻《中纪闻》题：“宋昆山龚明之希仲纪，明虞山毛晋子九订。”《山海经新校正》题：“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西安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钦赐一品顶带毕沅新校正。”
现在一般从中截取朝代、姓名，作“宋龚明之撰”“清毕沅校正”。但有时，有同姓名现象，如何区别？要靠时代不同、字号不同、籍贯不同加以区别。因此，如果目录书能把朝代、籍贯、姓名、字、号照原书著录，会有很大用处。中国疆域很广，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因而乡邦文献历来受重视，目录书中的著录、撰人、籍贯对研究地方文史有很大帮助。著者姓名后著录是著还是编、辑、校、注等，属于著述方式，对读者也有很大帮助。
提要即内容提要，首先应介绍著者生平，如里籍、字号、科第、官位、生卒年等；然后介绍书的内容；最后评价得失，或者考其流传情况、版本源流。对于珍贵的版本，要对鉴别情况加以说明。有些提要是辑录前人序跋而成，叫“辑录体”。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即是这种体例。这种目录可为后人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有价值。还可以两者结合，先列前人提要序跋，再加个人按语。清末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就是如此。
提要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作者小传、内容梗概、优劣评价，还是版本源流等，都必须建立在对原书的研究基础之上。在这方面，《四库提要》规模较大，总体水平较高，如《四库提要》中《诗序》一篇，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有几种说法，四库馆臣看法如何，均有条不紊，历历在目；而且文字精练，要言不烦，千年聚讼，纲举目张。
《汉书·艺文志》在前面有总序，六略各有大序，各小类又有小序。其总序有提纲挈领之功，其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汉志》以后，仿班固之例撰有类叙者颇多，如王俭的《七志》、许善心的《七林》、魏征的《隋书·经籍志》、毋煚的《古今书录》等。也有不撰类叙者，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志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因而余嘉锡认为“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不能不追憾《旧唐志》之陋也”
。《七志》《七林》《古今书录》书多亡佚，唯《隋志》存。《隋书·经籍志》总序云：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又如《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清乾隆时期纪昀等人撰有《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其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四部有总叙，大类下又分小类，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的目的和理由。这些大小序在辨明学术源流方面作用甚大。《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目录的典型，也是中国古典目录的集大成者。如《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总叙》，可谓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云：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见贯休《禅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曲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剪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乎元佑，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斛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尠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去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妨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与《隋志》相似，《四库全书总目》亦有小序，如楚辞类小序云：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经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故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后，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同，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当然，绝大部分书目无大小序及提要，却不能不承认那也是目录学的一部分。《书目答问》就没有大小序及提要，其为用之大，却是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