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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目录的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撰人、朝代、提要、类序等，今分述如下：
1.以通称为书名
《诗》《书》《春秋》《史记》等，都应属于这一类。
2.摘取书中一二字为书名
《急就章》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因取首二字为书名。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云：“《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唐太宗集王羲之二十八帖装裱为一卷，取名《十七帖》，是因为首帖开头为十七日，其命名方式亦采取首二字。
3.以姓名为书名
古书原以篇行，例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作《孤愤》《五蠧》《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均只取篇名。说明当时古书以篇为单位，后来才集一人之作为一书，这项工作大概主要是刘向父子整理皇家藏书时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克》七篇、《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以及《邓析》《庞煖》《邹阳》，都以人名为书名。如果表示尊重，则于姓后加子字，如《孟子》《荀子》《庄子》《管子》等。后代文集以人名或字号加上“集”字，如《陶渊明集》《庾子山集》亦是这种命名方式的变体。
4.以朝代命名
二十四史大都以朝代加“书”“志”“史”等命名。《后汉书》有谢承、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等六家，《晋书》则有王隐、虞预、朱凤、徐广、谢灵运、臧荣绪、沈约、萧子云八家。这说明了纪传体史书有特定命名方式。总集如《全唐诗》《全宋诗》《全明诗》，也属于这种方式。
5.以时间命名
《长庆集》有元稹、白居易两家集子。宋代曾巩有《元丰类稿》。
6.以地点命名
唐皮日休、陆龟蒙酬唱诗集名《松陵集》，宋陆游把诗集称为《剑南诗稿》，皆以地名为书籍命名。
7.隐括内容为名
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属此类。
在书籍数量增多以后，以下两种现象越来越多，那就是同书异名和异书同名。
1.同书异名
如《国语》又名《春秋外传》，《史记》又名《太史公书》，《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等。有些属于全称与简称，如《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有的是因避讳改名，如《广雅》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名《博雅》。明清小说同书异名更多，如《石头记》与《红楼梦》，《异史》与《聊斋志异》。
2.异书同名
前面提到六家《后汉书》、八家《晋书》都是异书同名。后代还有不少异书同名者，如《河东集》（唐柳宗元、宋柳开）、《白云集》（元许谦、元释英、明唐桂芳）、《读书杂志》（清王念孙、清杨城等）等。
篇和卷都是古书的数量单位，但篇与内容起讫有着密切关系，如《史记》一百三十篇，是指从内容上分为一百三十个单位。而卷则是从物质形态上划分的，竹木简、帛书、卷子都可以卷起来，所以以卷为单位。早期篇和卷基本统一。后来则往往不统一，一卷可包括若干篇。至于由卷子过渡到书册以后，篇、卷、册三者就更不统一，一册可包括两三卷，一卷又可包括两三篇。但由于篇与内容起讫紧密相关，所以篇目对一部书的完整性来说最为重要，无论书籍形态怎么变化，篇都是基本不变的。而卷、册就不同了，卷在书籍装潢变为册子以后，几乎失去了实际意义，书籍分卷主要是一种传统习惯。册就更具随意性，可厚可薄。目录书应同时记录篇、卷、册数，甚至记录页数，都有必要性，这样书籍就不容易残缺、错乱，而且可透过页数估计其篇幅大小。
书目记完书名、篇卷，就应记何时何人所撰。
朝代当然是著者生活的朝代。改朝换代，前朝官员如不受新朝俸禄，称为“遗民”，则仍标前朝。如《四库全书总目》：“《吾汶稿》十卷，宋王炎午撰。炎午……宋末为太学生，咸淳间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谒之，留入幕府。旋以母老辞归。天祥被执北上，炎午为文生祭之，励以必死，尤世所称。入元后终身不出，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亦示不仕异代之义。”其他宋末元初人，如果著录为宋人，一般都要明确一个事实：“入元不仕”。《四库全书总目》又著录：“《稼村类稿》三十卷，元王义山撰。义山字符高，丰城人，宋景定中进士，知新喻县，历永州户曹。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原刻题曰宋人，非其实也。”可知朝代问题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著者，一般要著录姓名。过去有不少书署名是朝代、籍贯、姓名、字连署，例如明末汲古阁刻《中纪闻》题：“宋昆山龚明之希仲纪，明虞山毛晋子九订。”《山海经新校正》题：“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西安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钦赐一品顶带毕沅新校正。”
现在一般从中截取朝代、姓名，作“宋龚明之撰”“清毕沅校正”。但有时，有同姓名现象，如何区别？要靠时代不同、字号不同、籍贯不同加以区别。因此，如果目录书能把朝代、籍贯、姓名、字、号照原书著录，会有很大用处。中国疆域很广，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因而乡邦文献历来受重视，目录书中的著录、撰人、籍贯对研究地方文史有很大帮助。著者姓名后著录是著还是编、辑、校、注等，属于著述方式，对读者也有很大帮助。
提要即内容提要，首先应介绍著者生平，如里籍、字号、科第、官位、生卒年等；然后介绍书的内容；最后评价得失，或者考其流传情况、版本源流。对于珍贵的版本，要对鉴别情况加以说明。有些提要是辑录前人序跋而成，叫“辑录体”。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即是这种体例。这种目录可为后人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有价值。还可以两者结合，先列前人提要序跋，再加个人按语。清末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就是如此。
提要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作者小传、内容梗概、优劣评价，还是版本源流等，都必须建立在对原书的研究基础之上。在这方面，《四库提要》规模较大，总体水平较高，如《四库提要》中《诗序》一篇，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有几种说法，四库馆臣看法如何，均有条不紊，历历在目；而且文字精练，要言不烦，千年聚讼，纲举目张。
《汉书·艺文志》在前面有总序，六略各有大序，各小类又有小序。其总序有提纲挈领之功，其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汉志》以后，仿班固之例撰有类叙者颇多，如王俭的《七志》、许善心的《七林》、魏征的《隋书·经籍志》、毋煚的《古今书录》等。也有不撰类叙者，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志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因而余嘉锡认为“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不能不追憾《旧唐志》之陋也”
。《七志》《七林》《古今书录》书多亡佚，唯《隋志》存。《隋书·经籍志》总序云：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又如《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清乾隆时期纪昀等人撰有《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其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四部有总叙，大类下又分小类，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的目的和理由。这些大小序在辨明学术源流方面作用甚大。《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目录的典型，也是中国古典目录的集大成者。如《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总叙》，可谓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云：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见贯休《禅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曲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剪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乎元佑，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斛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尠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去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妨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与《隋志》相似，《四库全书总目》亦有小序，如楚辞类小序云：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经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故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后，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同，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当然，绝大部分书目无大小序及提要，却不能不承认那也是目录学的一部分。《书目答问》就没有大小序及提要，其为用之大，却是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