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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目录都有分类问题，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从西汉到清代也是不断演变的过程。图书的分类，一则是为了查找方便；二则是能够通过分门别类以总结学术源流。历代图书的大致分类情况如下：
1.七分法
刘向、刘歆等在每一书后都撰有一篇书录，当时把这些书录单独辑成一部书，即为《别录》。同时刘歆又在《别录》基础上，写成《七略》。相较向之《别录》，歆之《七略》则更为严密，有总序（辑略）、六类（六略），又有类序，总结各类学术源流。《别录》《七略》都是群书目录，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西汉以及西汉以前我国学术的发展赖此二书得窥一二。但此两部目录均已亡佚，然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删就的，除了删去各书书录外，基本保存了《七略》的面貌。
《七略》的大类叫作“略”，小类叫作“种”，“辑略”为全书叙录，类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六类又下分若干小类，共有三十八小类。所以，虽曰“七略”，实际仅分六部。《辑略》不是单独一类，所以《七略》只有六类，可称为“六分法”。
继承刘向、刘歆《七略》分类体系而又有所发展的是王俭的《七志》。其分类如下：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子志：纪今古诸子；文翰志：纪诗赋；军书志：纪兵书；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术艺志：纪方技；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道经：道教经籍；佛经：佛教经籍。《七志》比《七略》增加图谱一类，成为“七分法”，又附道经、佛经二录，实际为“九分法”。
《七志》之后有阮孝绪的《七录》，该书亦佚，仅《七录序》保存于《广弘明集》卷三之中。据《七录序》所附《七录目录》，知其分类如下：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五篇，为“内篇”，另有佛法录、仙道录二篇，为“外篇”。从以上框架看，《七略》《七志》虽以“七”名，实非七类，《七录》才是真正的“七分法”。
2.四部分类法
西晋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辑新簿，即为《晋中经簿》，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六艺、小学；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后东晋李充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加以校核，重编《晋元帝书目》，仍以甲、乙、丙、丁分四部。但将荀勖的丙、乙位置互换，也就是说将史书升到第二位乙部，子书降到第三位丙部。此后，四部的格局基本确定。但此时还不称经、史、子、集，而称甲、乙、丙、丁。东晋末年还有《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分类方法与李充同。
之后南北朝出现的四部目录相当多，如谢灵运编的《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俭编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王亮、谢朏编的《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刘孝标编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有《著书篇》，系萧绎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的目录，分甲、乙、丙、丁四部，大概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隋朝四部目录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等。唐代初年官修《隋书·经籍志》是现存较早的按四部分类的目录，学术价值较大。其分类框架如下：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楚辞、别集、总集。
(以上四部四十类）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篆。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共十五类）
如将《七略》《七录》《隋书·经籍志》相比较，可发现经部、集部都是前后一贯的。史部变化最大，原是六艺略中春秋的附庸，连二级类目都算不上。到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把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列为“丙部”，已基本相当于后来的史部，东晋李充又把史书提升为乙部，后世基本沿用。如不讨论佛法录、仙道录，《七录》实际上只有五录，其中子兵录、术伎录相当于四部中的子部，另三录经典、记传、文集则相当于四部中的经、史、集。因此《七录》实际上处于《七略》“六分法”与后来“四分法”的过渡状态。
《隋书·经籍志》是四部分类目录现存较早的一部，但其分类框架则是参照两晋南北朝各家目录拟定的。其后，我国图书分类基本上不出四部分类体系。四部分类体系到《四库全书总目》趋于成熟，可视为“四分法”的代表，凡四部四十四类，有些类下增析三级类目：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类（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经籍、金石）、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类、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类后（不包括道经、佛经类），一千二百年来，官簿私录，基本沿袭。四部分类法实为中国目录之主要潮流，也就是分类史之正统派。取历代正史艺文志观之，未有不用其法者。私家著录，现存最古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四家，及《明志》蓝本之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不遵其矩范。明清以后，著录益繁，较其部类，极少改革。但偶有二三学人颇能闯出藩篱，自创新法。如宋仁宗时期河南李淑撰《邯郸书目》；北宋董逌撰《广川藏书志》；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略》尽列古今目录所收之书于一篇，分为十二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之下更分二百八十四目，完全突破了四部分类法。还有钱曾的《述古堂藏书目录》，康熙间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等，也并未遵从四部分类法，但这些终归是少数。这一正统派四部分类法，溯其渊源，始于西晋荀勖《晋中经簿》；穷其宗裔，则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大宗。《四库全书总目》共计二百卷，此书为乾隆时期纪昀等人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目录，是中国古典目录的集大成者。换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是现存最大的一部传统目录书。
3.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考察我国古籍的版本源流、文字异同、著者事迹，不失为一部考证精详的有用的目录。在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的方法方式上也积极影响着各种藏书目录的编写。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后出的古籍，这份目录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至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把丛书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分出来，别立“丛书部”，次于集部之后，成为五部分类体系。后来一般沿用五分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分经、史、子、集、丛五部。《中国丛书综录》仍是四部分类，但对于丛书中的小丛书，如《微波榭丛书》内有《算经十书》，则于四部之后别立“别录”一部的模式，《丛书综录》在四部之下分出的小类较《四库全书总目》又精细许多。
4.现代目录分类
20 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和文化综合的趋势，古典目录学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 30 年代，在将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融合成一个新的整体后，现代目录学已基本建立。古典目录学是以文献本身为中心，目录学是文献活动诸环节的轴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注重文献整理，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最早的目录活动是为了文献典籍的收藏，旨在收藏而非利用，详细说明图书类例，目的是剖析学术源流。现代目录学则是以读者为中心，核心思想是“利用文献”。文献的收集、整理、抄写、著述等，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方便读者利用，目录的导读功能在现代社会被放大。两者核心思想上的差别，并不代表古典目录学不再适用。现代目录学适应了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要求，但并不适用于我国古籍的分类。两者可根据需要并行不悖，不能因此认为两者孰优孰劣，它们是视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状况而制订的，不同分类体系产生于不同土壤、不同时代，都是现实的产物，各自有其合理性。当然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学者可以在运用的同时加以改造，使之更合乎图书的实际分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