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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是个难题，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能按照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程度支付相应的价格，越是喜欢某种公共产品，所需支付的价格就越高，那么利益动机会驱使消费者隐瞒其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个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是私人信息，其他人无从得知，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造成人们即使不付费也可以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效用，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出现。由于公共产品消费者说真话的激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充分，这使得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想要达到最优是比较困难的。
举例来说，某社区希望推行一个垃圾清理的环卫计划，估计社区成员对实现该计划带来的环境改善的真实总支付意愿大于实施该计划所需要的成本。然而，这并不能保证社区能够通过私人投资从中获利。因为社区不能强迫居民为这一计划付费，更不可能让居民按照他们对环境改善的真实主观评价来支付费用。由于垃圾清理后的清洁环境为社区居民均等享受，也没有一种提供该服务又排除不交费用的人享用清洁社区环境的方法，部分社区居民会产生搭便车心理和行为：即使我没有支付费用，其他人支付以后我同样可以享受到清洁的社区环境。
内蒙古晨报（2018-08-27）报道，家住海西路那日斯巷炼铁厂小区 1 号楼的孙姓老人向记者反映，小区门口的垃圾已经一个月没有清理了，居民进出小区只能闻着臭味，苦不堪言。
8 月 26 日，记者来到海西路那日斯巷炼铁厂小区 1 号楼看到，单元门口旁的几个垃圾桶中的垃圾已装满并溢出，周围苍蝇乱飞，气味难闻。来往的居民捂住口鼻，快步绕过垃圾堆。正在扔垃圾的居民告诉记者，这里属于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小区事务都是由居委会负责。一个多月前，居委会工作人员过来收卫生费，居民发现卫生费由去年的每年每户 60元涨到了每年每户 180 元，居民不明白突然涨价的缘由，所以很多人没交卫生费。垃圾就这样没人清理了，集中堆在楼下。
26 日下午，记者来到呼市回民区海西路街道海西路社区了解情况。海西路社区刘主任解释说：“炼铁厂小区属于老旧小区，一直以来卫生清理费都是由政府承担。今年，社区经费无力维持，因此发布通知向居民收取卫生费。”刘主任向记者出示了社区收取卫生费的通知。通知写明：卫生费一个月 15 元，一年 180 元，按年收取。此次收卫生费只保证清理院内的垃圾，每周最少扫两次。
记者将居民关于卫生费涨到每年每户 180 元的质疑告诉了刘主任，刘主任表示，卫生费没有涨价，只是由以前每年每户 60 元的垃圾转运费又增加了小区垃圾清理费。再者，每年每户 60 元的垃圾转运费已多年没有收过了。卫生费收不齐，刘主任表示很无奈，他称社区多次入户做工作，但收效甚微。他希望居民对社区工作多配合，还小区一片洁净。
囚徒困境描述了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两个独立行动的当事人是如何注定不会相互合作，并将给对方带来损害的负和博弈，见表 2-1。
假设有甲、乙两个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分别被关在两个独立的审讯室内，甲乙两人无法相互交流信息。警察分别对甲乙两人做出完全相同的承诺：“如果你坦白罪行，就会被马上释放，而另一个人会被判处 10 年刑期”。“如果他也坦白，那么你们将各自被判刑8 年”。“如果你们都不坦白，那么你们将各自被判刑 1 年”。
表 2-1 囚徒困境模型
假设甲乙两人的效用是由其被判刑的时间长短来决定，而集体利益是两人刑期时间的总和。甲不知道乙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他在任何状况下，都可能试图通过坦白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无论乙选择什么策略，甲的策略都应该是坦白。从表 2-1 可以看出，假如乙抵赖，如果甲也抵赖，那么甲将被判刑 1 年；但如果甲坦白，那么甲会被立即释放。假如乙坦白，那么甲也只能选择坦白，因为坦白只会被关 8 年，而抵赖的刑期则是 10 年。同理，乙在任何情况下也会选择坦白。表 2-1 中的（-8,-8）就是占优策略。
在甲乙两人的小社会中，（-1,-1）显然是最优解，因为它能够使集体利益最大化；相反，（-8,-8）是整个社会最糟糕的结果。但上述分析表明，人们偏偏会选择后一策略。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两人都抵赖，那么这说明双方在为集体利益最大化进行合作；如果两人都坦白，那么双方在损人利己的动机驱动下不能合作。
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其供给成本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担。只有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分担其相应的份额，公共产品才能被有效率地提供出来。这样，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就如同囚徒困境，每个人都理性地选择隐瞒自己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真实利益，隐瞒自身的真实偏好，选择搭便车的社会成员越多，公共产品就越不能被有效提供出来，社会利益反而会受到损失。
囚徒困境模型是社会个体成员由个人理性出发而未能达成集体理性的典型事例。囚徒困境可作为分析地区利益矛盾和地区政策的基本工具。假设存在一个由辖区A和辖区B共同组成的社会，每个辖区都提供公共产品。假如公共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10 元，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后，两个辖区各能获得 8 元的利益。如果辖区A和B都有合作或拒绝两种选择，即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拒绝生产公共产品，则可得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的囚徒困境博弈的支付，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的囚徒困境
如果辖区A和B选择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并分摊生产成本，则每个辖区的成本为 5 元，总收益为 8 元，净收益为 3 元。如果有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拒绝合作，合作方的净收益为-2元（即 8-10），而不合作方的净收益为 8 元。在一方策略给定的情况下，另一方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就是拒绝合作，因而导致的结果是（0,0），即都不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囚徒困境问题在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表现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在囚徒困境局面下，当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满足需求时，每个辖区都期望上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分配能向本地区倾斜，在财政分配领域展开利益争夺，或者出现实力不强的辖区采取机会主义态度，期望实力强于自己的辖区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搭便车。
从理论意义上讲，全国性公共产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能够覆盖到该国所有疆域，而无论其国土面积的大小；二是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收益能够均等地分布在国土面积之内，至少中央政府希望如此。所以，全国性公共产品就该国内部而言不存在外部性问题。效率原则要求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使其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那么，该原则也应适用于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全国性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应该总体上等同于整个社会成员消费的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之和。这种关系可以用式（2.1）表示。
其中， MSB 表示边际社会收益， MSC 表示边际社会成本。
式 2.1 表明，全国性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全国范围内任何一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加上其他所有 n -1 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量的和，而且等于全国性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成本。
相对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来说，地方性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分别提供的，并且可以为本区域内的社会成员所享受。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①受益范围基本被限定在本区域之内，并且这种受益在本区域内可以均匀地分布。②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外部性要多于全国性公共产品。第一个特征比较容易理解。第二个特征的存在，一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各个辖区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辖区间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经常发生，尤其是短期性的人口流动表现得更为频繁。例如，2019 年 40 天的“春运时间”里，公路、铁路、民航共同发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大数据显示，公路和铁路依然是 2019 年春运出行的主力。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结果，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29.8 亿人次，与 2018 年基本持平。其中铁路发送旅客4.1 亿人次，增长 7.4%；公路发送旅客 24.6 亿人次，下降 0.8%；水路发送旅客 0.41 亿人次，与 2018 年持平；民航发送旅客 0.73 亿人次，增长 12%。二是行政区域之间的界限并非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划分和界定，而是历史形成的。因而，较之全国性公共产品来说，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也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地区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之和很难等于其边际社会成本，而只能是边际社会收益约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如式（2.2）所示。
效率原则本来要求式（2.2）中的边际社会收益等同于边际社会成本。出现“约等于”状况的原因，在于本地区提供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的一部分外溢至邻近的其他辖区，从而造成了该公共产品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在本地区内的某种不均衡。因此，在式（2.2）中，
通常是略小于
MSC
的。指出这一微小的差异，并不是为了竭力消除它，而是出于从理论上分析这类公共产品均衡的目的。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既没有必要也很难消除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如果把本辖区每位社会成员的边际社会收益之和同外部性结合起来的话，与之相对应的边际社会成本的关系可以用式（2.3）表示。
式（2.3）告诉我们，外部性是衡量地方性公共产品受益于本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方性公共产品能否实现有效提供，主要是由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所决定，选择哪一级政府作为提供主体，采用哪种提供方式，都直接关系到地方性公共产品能否以适当成本提供出来，以及是否能够较好地满足本地区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偏好。
在多级政府体系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种选择，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立足于实践，中央政府都是能够承担起所有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责的。虽然具有可能性，但中央政府却并不是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主体。
由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和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同辖区的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通常各不相同，即使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似，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排序也可能有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辖区的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在质和量方面的需求是不同的。仅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来看，当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时，中央政府往往会在“公平对待”的政治压力下对不同地区提供水平相同的公共产品，并在经过“通盘考虑”后选择一个尽可能照顾到各个不同地区利益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中央政府提供出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数量对某一个地区来说正好合适，而对另一些地区则并不合适的情况。但是，当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分散提供时，各个地方政府能够针对本地区居民具体的消费偏好，来提供数量和质量上尽可能与之匹配的地方性公共产品。
图 2-2 中央集中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效率损失
关于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在效率上存在损失的情况，可以用图 2-2 作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为简化分析，假定一个国家是由甲、乙两个不同的辖区组成，两个辖区之间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差异，但是两个辖区内部的社会成员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是相同的。在图 2-2 中，甲乙两辖区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分别用 D a 和 D b 表示。再假设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人均提供成本既定，即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税收价格为 OP 。此时甲地区的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水平为 OQ a ，而乙地区居民所期望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数量为 OQ b 。在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条件下，无论两个地区的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偏好有多大差异，中央政府都只会对甲乙两地区的居民提供相同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假定为 OQ c 。对甲地区居民而言， OQ c 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是一种过度提供，这使得甲地区居民消费地方性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从而产生了面积为三角形 ABC 的福利损失。但对乙地区的居民而言， OQ c 的供给水平又难以满足其需求，在这一水平上乙地区居民仍愿意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消费支付更高的边际价格，进而产生了面积为三角形 CDE 的福利损失。
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效率损失的大小，与各地区居民消费偏好的差异以及各地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直接相关。各地区居民消费偏好的差异越大，在图 2-2 中体现为 Q a 和 Q b 之间的距离就越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CDE 的面积就越大，此时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效率损失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就越小。各地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在图 2-2中体现为甲和乙两地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需求曲线的陡峭程度。价格弹性越小，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情况下，三角形 ABC 和 CDE 的面积就越大，此时由中央政府集中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效率损失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就越小。
地方政府分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性可以用图 2-3 给以说明。在图 2-3 中，横轴表示辖区居民人数，纵轴表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现假设一个国家内部由 A 、 B 、 C 三个地区组成，而且三个地区的居民人数都是 E 。三个地区的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在图中分别用 U a 、 U b 和 U c 表示。由于居民人数都是 E ，此时三个地区的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就分别为 OD a 、 OD b 、 OD c 。如果由中央政府来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提供数量是三个地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需求量的平均数 OQ 。在图 2-3 中可以看出， Q 点非常接近 D b 点，这说明中央政府提供 OQ 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对 B 地区的居民来说最为满意； Q 点距离 D a 点就比较远，意味着 OQ 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无法满足 A 地区居民的需求。 Q 点又高于 D c 点，表明 OQ 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超出了 C 地区居民的需求，进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上述分析是在各地区人口数量相同的假定基础上做出的，而该假定与现实情况还有一定距离。如果再考虑到不同地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需求在质量方面的差别的话，那么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与各地区居民偏好之间的差距就会更大。可见，地方政府在分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对不同地区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只能满足全体居民的同质性消费偏好，但是当不同地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偏好不同质时，任何形式的统一提供都只能是对不同需求水平的妥协，与差别地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相比，必然造成福利损失。如果由直接对本地区居民负责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话，那么各地方政府就可以分别根据本地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提供质量和数量都符合本地区居民消费偏好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从而实现以较低成本较好地满足不同地区社会成员的消费偏好。这样，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就可以避免。
图 2-3 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性
虽然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完全不参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由于受外部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职能是难以由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有效实施。这些财政职能就应该交由中央政府在更高的层次行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与地方一同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尤其是地方税种在税源上的地域性、税基上的非流动性，以及实行以专项补助、一般性补助方式为代表的规范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为地方政府创造必要的财力条件，以有利其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
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主要有公共提供和混合提供两种，一般不会大规模采用纯粹的市场提供方式。
在公共提供方式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全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相关社会成员可以免费从中受益。采用公共提供方式的主要是地方性纯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性较强的地方性混合产品，具体包括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等地方社会管理、基础教育、消防和气象服务等地方社会服务以及市区道路与照明等基础设施。此类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对象是本行政辖区内的所有民众，而不是部分群体，想把拒绝付费的特定人群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地方政府对此类产品实行收费，将降低这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也并不会导致相关财政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没有理由对新增消费者收费。这些都决定了这类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采用公共提供方式。
混合提供是地方性公共产品另一种常见的提供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地方政府只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部分提供成本，另一部分提供成本将通过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弥补，收费的标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但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混合方式提供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主要有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地方社会服务、供水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相当大部分的文化与广播媒介。这类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对象比较容易确定，而且排他成本较低，这是其采用混合提供的有利条件。
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
在推广运用PPP模式时，郑州市健全体制机制，先后制定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郑州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郑州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实施指南》，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在推广PPP模式中的主要职责和推进机制，完善了特许经营、价格调控、资金补助、财税支持、项目审批等相关配套政策。
近年来，郑州市积极开展推广运用PPP模式相关工作，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大动力。107 辅道快速化工程北起郑州市北四环，南至南四环，全长约 20 千米，对“畅通郑州”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工程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该工程投资约 80 亿元，财政一时无法拿出全部建设资金，最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的PPP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该项目与荥阳市人民医院、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新郑产业新城、登封市民文化中心等项目一起入选财政部PPP示范项目。
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最优辖区规模常被认为是“俱乐部产品”理论的具体应用。俱乐部是指共同享用某些可以排他的混合产品，并共同负担混合产品提供成本的人员自愿组成的团体或组织，而俱乐部产品被认为是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产品。要想成立一个俱乐部，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俱乐部成员有相同偏好。俱乐部成员偏好相同，意味着他们从俱乐部产品中获得的利益是相同的，因此每个成员都要承担相同份额的成本费用。
第二，俱乐部成员可以实现排他。拒绝付费的成员将被排斥在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之外，该假定实际上还隐含着俱乐部产品排他成本较低的含义。
第三，俱乐部成员可以自由退出。俱乐部成员是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加入或退出完全由其个人决定。
第四，俱乐部成员准确表达自己的偏好。之所以要成立俱乐部来提供俱乐部产品，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比由个人提供相应的产品更具有成本优势。
一个俱乐部产品的最优规模，由俱乐部成员增减而产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平衡点决定。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往往局限在特定区域内，在辖区外一般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这与俱乐部产品极为相似，因为只有加入俱乐部的成员才能从俱乐部产品中获得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地方政府视为按空间划分的俱乐部。根据俱乐部产品理论，地方性公共产品最优辖区规模对应着随辖区人数增减而产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平衡状态。
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地方性公共产品在提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程度，地方性公共产品在消费上的拥挤程度以及消费者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偏好等因素，都会影响其辖区最优规模。
1.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
不同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差异性。虽然对公共安全和消防等劳动密集型地方公共产品来说，随着运营规模的扩大，其单位成本并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但自来水、污水处理、电力和天然气配送等资本密集型地方性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人均提供成本随着产品规模的扩大而不断下降。辖区规模的扩大，会使分担既定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纳税人增加，这将降低每个居民的税收负担。如果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较高的话，那么辖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人均成本的下降就会更加明显一些。在其他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程度越高，辖区的有效规模就越大。当然，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地方性公共产品人均提供成本的下降只存在于一定范围内，而且辖区规模扩大所导致的人均提供成本的降低也是边际递减的。
2.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拥挤效应
辖区规模的扩大除了可以增加共同负担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纳税人以外，也会产生拥挤问题。随着辖区居民人数的不断增加，既定数量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给每个居民带来的利益会下降。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拥挤效应越大，辖区规模的扩大使每一位居民从地方性公共产品中获益降低的程度也越大。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会使得辖区的有效规模变小。拥挤属性决定了大多数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最优辖区规模都是有限的。
3.社会成员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偏好的多样性
社会成员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偏好的多样性，也会影响辖区的有效规模。随着辖区居民人数的增长，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偏好的差异必然会越来越大，居民消费偏好的多样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此种情况下，对地方性公共产品进行公共选择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很难满足所有居民的消费偏好。具体到某一个居民来说，随着辖区居民人数的增加，每一位居民对地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公共选择的结果与每一位居民消费偏好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会缩小辖区的有效规模，而消费者偏好的同一性则会扩大辖区的有效规模。
与消费者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偏好多样性密切相关的是具有相似偏好的居民是否聚居在一起。如果具有相似消费偏好的居民集中居住在一起，那将降低辖区内居民消费偏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扩大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规模。
辖区人数规模变化，既具有负担下降的收益，也会产生拥挤成本，我们可以使用图 2-4具体分析最优辖区规模的确定。图中，横轴的辖区规模是指参与公共选择和缴纳税款的居民的增减。曲线 MB 的含义，随着辖区居民人数的增加，由此带来的人均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成本会逐步下降。在图中，最优辖区规模是通过曲线 MB 和曲线 MC 的交汇点 E 给出的。也就是说，因辖区扩大而产品的收益和成本两条曲线的交汇处正好与最优辖区规模相对应，对应点是 N 。为更清晰地分析和了解辖区规模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该图中 MB 和 MC 曲线变化的各种因素。
1.曲线 MB 的变化
图 2-4 中，曲线 MB 的变换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二是拥挤效应。居民的增加和规模经济效应的扩大，会使地方性公共产品人均成本下降（即效益增加），随规模经济效应扩大而带来的效益曲线是 MB x ，它是逐渐向外伸展的，这会影响 MB 曲线稍微向外伸展，并使其倾斜度逐渐降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 MC 曲线一定的条件下，规模经济程度的扩大会使辖区的最优规模扩大，即 N 点向右移动。
在图 2-4 中， MB 表示因辖区扩大而带来的收益（降低了人均地方性公共产品成本）, MC 是因辖区扩大而带来的成本费用， MB x 为受规模经济效应影响的收益， MB y 是受拥挤效应影响的收益。增加的拥挤效应，是指随着辖区扩大和消费者的增加，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会给消费者带来相对较少的收益。拥挤效应越大，辖区扩大给居民带来的效益越小。因此，受拥挤效应影响的曲线 MB y 逐渐向下伸展，它会影响曲线 MC 稍微向下伸展，并使其倾斜度逐渐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曲线 MC 一定的条件下，拥挤效应的增加会使辖区 x 的最优规模缩小，即 N 点向左移动。
2.曲线 MC 的变化
在图 2-4 中，曲线 MC 的变化也受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消费者对公共产品偏好的多样性，二是具有相似消费偏好的居民是否更多地居住在一起。消费者之间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差异越大，则公共选择结果就会给相对多的居民带来损失（即成本）。假如每一个位居民的消费偏好和收入水平相同，那么由辖区扩大而带来的成本费用就为零，因为无论人数多少，每个人都会选择同等数量的公共产品。但实际上，人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存在差异，随着辖区人数的增加，公共选择结果与偏好的差异越大，则最优辖区规模就越小。如果具有相近消费偏好的居民不是较多地居住在一起，那么，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会使得最优辖区规模变小。
图 2-4 最优辖区规模人数
总而言之，最优辖区规模问题受到收益和成本两条曲线的影响。一般来说，辖区内人均单位公共产品成本的降低（即 MC 曲线向外伸展），会使最优辖区规模扩大，反之，则该规模缩小。因辖区变化而带来的成本费用的增加（即 MC 曲线距纵轴越近），会使最优辖区规模缩小，反之，则会使最优辖区规模扩大。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一种纯私人产品来说，最有效的辖区规模为 1 名消费者，这是因为，极大的拥挤效应会使曲线 MC 变得极具倾斜。由于诸如国防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不具备强烈的消费上的拥挤效应，因此提供纯公共产品的最优规模为远离纵轴的 N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