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定量研究：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指标体系检验

根据本报告构建的指数体系及计算方法，我们对这一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为了聚焦研究，本课题仅对2016—2021年重庆市38个区县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重庆市就业数量指数

表2为根据指标构建方法计算出的就业数量指数三大指标权重情况。

注：数据保留3位小数，百分比保留1位小数。

整个“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就业结构的权重持续上升，且从2017年以来一直高于就业供求的权重，这表明重庆市的就业结构差异较就业供求更大。2017—2020年，就业结构与就业供求权重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这主要源于这一期间登记的求人倍率区县间差异缩小，从而降低了就业供求的权重；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的曲线差异扩大提高了就业结构的权重，双重因素导致二者权重持续扩大，这一趋势在2021年有所缓解。上述变动趋势表明，重庆市的区县之间就业发展不平衡有所改善，未来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还应更加注重就业机会的曲线平衡发展，政府应当引导企业积极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合适的就业岗位，并且注重促进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2016—2021年，重庆市各区县就业数量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平均就业数量指数分别为42.17、43.39、43.97、44.51、44.56、45.41。表3为2016—2021年重庆市各区县就业数量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就业统计相关数据，按指标算法计算而得）

从表3可发现，各区县之间的就业发展不均衡，差距较大。

（二）重庆市就业质量指数

按照该指标体系的算法，可以分别得到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权重（限于篇幅略）。总体而言，在2016—2021年，重庆市就业环境和劳动报酬对就业质量的评价权重最高。就业环境指标的权重，除2019年外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期间重庆市各区县就业环境的差异总体上缩小。在此基础上，利用重庆市各区县2016—202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这期间重庆市各区县就业质量指数，见表4。

（三）重庆市就业综合指数、协调指数和协调发展指数

表5、表6和表7分别给出了2016—2021年重庆市各区县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综合指数、协调指数和协调发展指数。

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综合指数与就业数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都呈正相关关系，因为前者是后两者的加权平均数，这种相关关系也符合我们对指标体系的设计预期，综合指数对就业质量的发展具有预测与指导意义。表6中的协调指数，反映的是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的相似度，当两者得分相同时会达到最高分100分，而两者得分相差倍率越大，说明协调度越差，相应的数值就越低。

表7中的协调发展指数，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实践意义。第一，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协调发展指数可以对各个区县的就业情况进行较好的综合测度。通过综合指数，可以判断区县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入协调度指标，通过协调指数可以判断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均衡发展的情况。就业质量综合指数高的区县，其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度不一定高；就业质量综合指数低的区县，其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度也不一定低。这就是黔江区等区县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比较低但协调度很高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对综合指数和协调指数进行几何平均，缩小各个区县之间的指数差异，可以得到协调发展指数，这一指数基本反映了各个区县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建设的成效，与各区县的就业质量发展情况基本一致。第二，通过协调指数可以看出，重庆市的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整体协调情况比较好，2016—2021年平均指数分值都在96以上，但从各个区县来看，这种异质性不如综合指数。为了综合地量化评估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的发展水平和协调度，可以简洁明了地用协调发展指数进行衡量。

（四）指标体系总体评价

无论是衡量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总体水平的综合指数，还是衡量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协调度的协调指数，抑或是衡量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总体情况的协调发展指数，都可以对各个区县的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政策效应做出量化的评估。为此，我们按照这3个指数，对各区县的得分进行排序，见表8。

总体上看，本课题构建的这一整套指标体系，在评估重庆市各区县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方面是比较科学、客观的，基本反映了各地的就业市场态势、居民的社会就业体验和政府的就业工作压力。本课题构建的综合指数、发展协调指数排名靠前的区县，总体上都是工业经济实力较强、社会经济活力较足、社会就业机会较多的“大区”，研究结论比较符合基本的经济社会认知，没有出现违背基本经济常识和认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