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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们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们向往。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概念提出之后，衍生而来的一个新术语，体现的是全球范围内对就业问题关注维度的转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高质量就业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总体看，新时代的高质量就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第一，高质量就业的基础是充分就业，即就业年龄段人口的就业比重要高；第二，高质量就业需要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第三，高质量就业要求广大普通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所谓试点，一般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全面开展工作前，先在一处或几处试做；第二层含义是指，正式进行某项工作之前，做小型试验的地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边改边试、边试边改，通常采取试点项目“试水”、经验成熟后推广的方式推进各项改革。
“试点先行区”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率先启动政策试点工作，为后续可能扩围的政策实施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动态优化、持续改进，奠定政策“由点及面”扩大实施范围的基础。试点的区域，从层级上来讲，可以是国家层面确定，也可以是地方层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选择自主性，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政策试点目标、社会经济基础等各方面因素而确定。
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一种政策探索。这种政策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遵循，需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在落实好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开展自主性改革试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国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就是成渝地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战略规划，以高质量就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试点实践。
从国内外研究结果看，就业质量是衡量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就业各方面客观情况和主观满意度的综合概念。其内涵很广，既有宏观和微观方面的界定，又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考量。宏观层面上的就业质量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状况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包括劳动力供求状况、就业规模与结构、公共就业服务质量以及平等的就业机会等；微观层面上的就业质量是指劳动者拥有稳定的就业机会、良好的就业环境、合理的报酬增长、受保护的劳动权益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劳动者主观感受。另外，高质量就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其实现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提高就业质量的诉求一般集中在正规就业、安全的工作环境、职业健康和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基本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后，劳动者会更看重就业的发展性、获得感和价值感，对就业质量的诉求更多涉及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和尊严，如价值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公平性等。
事实上，高质量就业既是一种程度、状态，也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纵向来看，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关键，“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这一表述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能力，保障就业机会供给，促进更加充分就业。包括针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进城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扶持，保障就业培训，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增加公益性岗位，提高市场包容性等政策支持。此外，近年来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如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形式，也体现出更加充分、更加包容的就业促进措施。第二，提升就业质量，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促进更高质量就业。包括推动产业政策调整与产业升级、发展科技密集型产业、构建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因此，更加充分就业是更高质量就业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更高质量就业在政策实践落地过程中也体现出宏观的产业政策和微观的个体就业质量提升、权益保障相结合的特点。
在理论层面，一些国内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具体国情出发，对构建我国就业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设计出了本土化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部分研究关注宏观层面就业和经济发展形式，设计指标体系用以测量地区层面的就业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此对应，部分研究则关注微观个体层面就业质量的评估分析，即评估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变量等对个体就业的稳定性、工资报酬、就业满意度等维度的影响。此外， 还有从相反方向来测量就业质量的“脆弱性就业”概念。这一概念来源于世界银行2000年提出的“贫困脆弱性”，其开始仅测量未来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后逐渐拓展至测量就业稳定性和自主性、工人权益保护、经济报酬等内容。
现有的研究对就业质量界定、就业质量评价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将众多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虑，能够比较客观地量化测量就业质量。但是，既有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这一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有关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的讨论大多限于各级政府及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会议、文件、论坛之中，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现实暴露了既有文献在“高质量就业试点先行区”这一研究主题方面的诸多缺陷：第一，几乎所有关于就业质量评价的文献，都着眼于就业质量本身，而未对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定区域的政策效应做出评价；第二，大多数研究并未关注如何评价高质量就业政策效应的问题；第三，在如何界定高质量就业方面，与国家提出的战略目标联系不够紧密，特别是尚未体现党的二十大对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就业的最新要求。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重点关注既有研究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仅就重庆市如何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还对如何评价高质量就业先行试点区建设成效构建一整套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