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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政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文化的外译传播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有关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学术研讨会和研究论文让人应接不暇，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并实施外译项目工程促进文化“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于2006—2014年间，相继实施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特别是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档次高、规模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性外译工程。可以说，我国的对外传播规模、对外传播的渠道以及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都预示着我国的文化“走出去”应该有理想的传播效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海外应该有较大的提升。然而，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发现中国文学文化作品在英语世界受众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跟我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大国形象还不匹配，外译传播还未构建起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对外话语体系。因此，探析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不同路径及其得失，推导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的演化趋势，对今后的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大有裨益。
文化“走出去”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国家战略，是提升中国海外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着学术研究应以国家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服务国家建设和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宗旨，国内学者围绕中国文化外译传播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也是翻译学与传播学两门学科的交叉领域，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综观21世纪以来我国外译传播的研究文章，可知研究者的目光正从翻译本体研究转向翻译与传播的跨界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翻译与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文章检索，时间跨度为2003—2022年，可获得173篇学术论文、22篇学位论文，以“外译与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文章检索，仅仅获得两篇在2021年刊发的学术论文。这说明“外译”这个新的学术词汇还没有在学术研究中被学者大量使用。“外译”就是“对外翻译”的简称，这个简称具有学术性和简洁性。21世纪以来，在书名中含有“翻译与传播”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尹飞舟、余承法、邓颖玲合著的《翻译传播学十讲》，该书于2021年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当然，也有一些著作，书名不含“翻译与传播”这个关键词，但内容却涉及翻译与传播领域，譬如，沈苏儒2004年独著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谢天振2013年独著的《译介学（增订本）》、张健2013年独著的《外宣翻译导论》和徐珺2014年独著的《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等。综观上述已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可探析出当前学术界对文化外译传播具有四个不同路径的研究：①对外翻译策略研究；②外译作品质量研究；③对外传播渠道研究；④对外传播效果研究。现分别探讨各个研究路径的现状和得失，以起纠偏扶正、促进学术成果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外译实践与传播、提升传播效果之目的。
我国长期以来的翻译策略研究是基于英译汉的对内翻译策略研究。进入21世纪后，国家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二者都需要翻译作为开路先锋。“一带一路，翻译开路”在学者中已形成了共识。研究翻译在文化“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的过程中，学界逐渐认识到，翻译的对外与对内研究方向所涉及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同时，学界也认识到，对外翻译策略研究还不深入，还没形成丰富的、成体系的外译传播研究成果。因此，国内学界，尤其是翻译界的学人把研究目光从对内的英译汉，转移到了对外的汉译英，譬如，黄友义（2004）认为对外翻译应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和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好的对外翻译不是对原文亦步亦趋，而是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有时需要删减或增加背景内容，有时需对原文直译，而有时需对原文采用间接引语进行翻译。换言之，在对外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需要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原文进行适当变通
。王宁（2011）把《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与霍克斯英译本进行比较，认为两种译本译文质量都属上乘，但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效果逊色于霍克斯译本。他认为这是两种译本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同造成的，英语世界所提倡的翻译风格是“归化”，不管字面忠实与否，如果不能让普通读者读懂，那就必定被图书市场冷落
。张健（2013）认为外译过程中，译者要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发挥主观能动性，译者应有的放矢地根据读者的具体语境对原文进行必要变通。变通策略有增译补充、释译变通和合理删减等，这些策略可以确保译文处于受众可以认同、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谢天振（2014）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现象。他认为当今西方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作都会有不同程度甚至大幅度的删减，以符合读者的阅读接受语境。同时，他指出，在对外翻译策略中，选材不能贪大求全，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中需要注意的要点
。吕世生（2017）认为林语堂对《红楼梦》跨文化的独特阐释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文化外译必须对原文加以调整和变通，以消减进入西方文化框架的阻力。他还认为，不同的需求与文化态度导致边缘文化进入中心文化需以自身的变形或损益为条件，以克服中心文化的屏蔽阻力
。这是当下中心—边缘文化秩序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面对的历史文化现实。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已经把读者的文化接受语境纳入了研究视野，意识到对外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碰撞，需要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接受语境纳入对外翻译的考虑因素，强调对外翻译中要把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作为重点。这突出了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国家的传播行为。如果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语义难以理解或不认可译文传播的思想内容，那么译文就达不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翻译就达不到服务国家文化外交的目的。学界把研究目光移向译入语读者，加强对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化语境和接受外来文化心态的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有利于指导翻译实践，助力对外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的提升。从翻译学的理论建设看，从聚焦文本翻译策略和技巧、视忠实原作语义为译文质量第一要务，到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化语境等涉及译文传播接受效果的领域，使得翻译学与传播学融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这使得学科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样翻译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读者，同时也促进了翻译质量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以前只把忠实于原文内容的译文看作好译文，这种一元评判标准正随着对翻译传播对象——读者的研究而发生变化，出现了多元评价标准。换言之，现在译文质量的高低可以从读者接受认可的角度来评判。忠实于原文的译文是好译文；而为了跨越中西文化障碍、启发民智或扩大传播接受效果，译者根据译入语读者阅读文化语境对原文有所变通的译文，只要能在译入语读者中得到好的接受传播效果，能发挥某种特定的预期功能，也归于高质量译文范畴。
鉴于外译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从翻译到印刷成书的一系列环节进展的好坏，每个环节的质量都决定外译作品质量的高低。因此，学界开始研究外译作品编辑排版问题，探讨它们对外译作品质量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王晓农（2013）以典籍译本《大中华文库·二十四诗品》为案例，分析了英译本存在的翻译和编辑方面的不足，探讨了如何提高译本翻译与编辑出版质量。他指出，《大中华文库》丛书的译者应是西学东渐、历经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后的中国学者和翻译家，只有他们才能把中国文化的精髓翻译出来，减少西方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从而避免西方读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他认为，如果《大中华文库》一些入选作品选用外国译者的译本，在编辑出版时，要保持译本的原貌，增加新的导言、注释，必要时需指出译本的不妥之处，丛书的编选者不能无视国际市场的需求，一味贪图排版校对的方便
。任东升（2014）考察了《金瓶梅》英译本在排版上呈现的两种语言文本不完全对应的现象，并从国家翻译实践高度对双语对照翻译、编辑和出版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大中华文库》下一步编纂要注意下面三点：“①从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尽量采用本土译者为主的新译本，且新译体现翻译语言的文化主体性，以保证译本的文化主体地位；②尽量保持汉语文本和英文译本的完整和对照完整；③若对原文或译文做出调整或编辑出版可能会对读者造成困扰，在前言中需作出说明。”
这两位学者的论述表明，外译作品翻译质量的高低涉及因素较多，译文的编辑出版也影响译文质量。笔者赞同两位学者的观点和论述。笔者认为，一本装帧美观的外译作品传播到海外读者手中，外译作品的可接受度、译文内容的可理解度以及译文传递原文思想内容的准确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外译作品在读者中的传播接受效果。有时译者的中英双语功底深厚，翻译出来的译文内容忠实流畅，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愿望。但在印刷出版环节中，如果译文的编辑与排版不佳、装帧不好或封面图片文案触犯读者的文化接受禁忌，这些都会直接降低外译作品在译入语读者中的传播接受效果，严重的还会遭到读者的抵制，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由于外译作品的译文质量涉及从翻译到编辑排版再到印刷装订的多个环节，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外译作品的译文质量、编辑质量、排版质量、印刷质量和装订质量这些环节。译者和出版商应结合外译作品的海外读者定位，研究读者显性的或隐性的审美和阅读偏好，才能使得翻译、编辑、排版、印刷和装订等环节都符合海外特定读者的审美、阅读和接受偏好，这是增强作品对外译介传播和接受效果的前提。在外译传播出版过程中，我们要有如下认识，并注重相关图书制作细节：①外译作品的质量不仅代表着翻译者的学识水平，也是展现一个国家人文素养的一个窗口，特别是政府机构支持出版的翻译出版工程，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翻译行业的理论与实践水平；②外译作品的排版质量会涉及外译图书的开本大小、页面四周留白距离的考虑、字号大小的选择、文中图片或绘图的安排等；③印刷质量涉及文字图片是否清晰、页面和字体之间有无色差等；④装订质量涉及图书页面和书脊的胶水是否外溢以及图书成品尺寸是否精准等。
为了避免在上述各个环节中出现偏误，影响外译作品质量，出版社常常要求译者具有良好的双语掌控能力以及谙熟双语跨文化知识，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翻译质量。有时在译文正确传达原作语义的前提下，允许译者发挥主体性，对原文做适当的跨文化交际障碍变通，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和文化语境。为了使西方读者在实体书店、图书馆等场所，在琳琅满目的图书货架面前，能快速地扫描外译传播作品，我们需要把封面和封底设计得新颖美观，装帧精美，符合读者的审美和文化语境，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提升读者的关注度，这是外译作品能被读者选择并阅读的关键因素之一。换言之，外译作品质量的好坏由译文的翻译质量和译文的编辑、排版和装订环节决定。
对外传播渠道的多寡决定了西方受众接受信息传播资讯的广度。渠道越多，覆盖的受众就越多，传播的效果就可能越好。因此，探讨传播渠道的类型，分析如何利用传播渠道对外进行有效传播，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沈苏儒（2009）认为广义的对外传播，按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至少有下述18个分类：①对外新闻；②国际广播；③卫星电视；④网络传播；⑤对外书刊出版；⑥文化、艺术交流（包括演出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等）；⑦体育交流、国际赛事、2008年奥运会；⑧对外汉语教学及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⑨互派留学生、互派专家；⑩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学术交流、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举行）等；⑪国际旅游；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等项目和文物保护；⑬人民友好团体及活动、友好城市；⑭海外华人及华侨团体的联系及活动；⑮通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所进行的联系及活动；⑯宗教界的联系及活动；⑰在国外举办的大型综合性活动（如在法国和俄罗斯举办“中国年”、在美国举办“中国文化美国行”等）；⑱个人讲演与访谈
。刘雅峰（2010）认为，对外传播渠道包括广播渠道、电视渠道、报刊渠道、互联网渠道等
。程曼丽、王维佳（2011）认为对外传播渠道可分为四类：①平面媒体（主要包括书、刊、报、电讯稿等）；②电子传媒（广播、影视、音像等）；③网络媒体；④重大外宣活动、事件等
。张昆、王创业（2017）认为不能忽视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多渠道特征，桥梁人群、组织机构、传播媒介都可发挥对外传播的渠道功用。他们认为各渠道间是相互关联的，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不能偏倚于某一种方式方法，而是要将各渠道进行整合，实现国家形象对外立体的“战略传播”。他们认为立体传播是指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面向的多维度和传播覆盖的多层面，进而形成国家形象对外立体传播体系
。张梦晗（2018）指出国外青年网民喜用新兴媒体平台，认为对外传播要重视短视频渠道和移动端传播渠道，以便顺应融合传播趋势。与通过传统媒体渠道发布新闻不同，网络社交媒体渠道对互动性和用户服务意识的要求更高。她认为对外传播应该双向实时互动，用户在互动中进行共同体的建构，同时，通过短视频和移动端渠道传播的内容应契合青年网民的心理，应创新话语策略，减少国际受众的认知障碍，增加对外传播的落地率
。许钧（2019）认为除了图书翻译出版外，还应融合数字出版、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发挥新兴媒体、融媒体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认为，《传习录》中英双语漫画读本，以电子文本、音视频的形式走进海外孔子学院，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漫画为载体，讲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有效的传播渠道。这种通过多模态传播渠道，将原本停留在古籍经典、珍稀文物中的文化娓娓道来，能够帮助海外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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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知，对外传播渠道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报纸、期刊、图书、影视、广播传播和人际团体传播等，我们还需要探索新旧媒体融合传播和多模态渠道协同传播，以实现对受众接受资讯渠道的全覆盖，增加受众接受相关资讯的广度和深度。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在世界范围的普及，读者或受众能随时随地登录互联网，检索到大量信息。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正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因此，探讨对外传播中新兴媒体的传播作用正成为当今学者关注的重点。
当前，西方国家的媒体传播都已从过去的传统纸质媒体为主，转到以网络媒体和数字媒体渠道为主的传播，例如，以英国的BBC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泰晤士报》（ The Times ）、《卫报》（ The Guardian ）、美国的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福克斯广播公司（Fox Broadcasting Company）、《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和《时代》周刊（ Time ）等为代表的资讯媒体都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开通网络版，传播资讯。因此，我国的对外传播应顺应信息化社会资讯传播速度快、读者追求信息时效、信息发布者与读者之间互动多的特点，这就要求文化外译作品的传播应该形成以网络渠道为主、纸质出版渠道为辅的对外传播局面。此外，对外传播渠道还不能忽视海外华人社团、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在海外的传播作用。这些社团和机构熟悉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文化禁忌和沟通技巧，因此，海外的华人社团和中国派出的驻外机构不仅可以在当地宣传推广中国外译作品和文化，还可以发挥人际传播渠道的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这些社团和机构在对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是对外传播渠道进行协同式、立体式传播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我国文化外译作品的主要对外传播渠道可分为传统的纸质媒体传播、网络媒体传播、海外华人社团传播、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传播以及在海外的孔子学院传播。这五大对外传播渠道中，后三种渠道即海外华人社团传播、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传播和海外孔子学院传播可以用社团人际传播这个名称来涵盖。如果社团人际传播外延拓展，还可以把参加海外学术研讨会、参加海外各种展览会等形式纳入社团人际传播范畴。这样，中国的外译传播渠道就能形成涵盖网络媒体传播、纸质媒体传播和社团人际传播的多模态协同化、立体化的对外传播局面，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往往指传播的内容在受众中产生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变化。受众的这些变化的大小与传播效果成正比关系。受众接受理解了传播的内容后，在心理、态度和行为上变化越大，传播的效果就越显著，反之，传播效果就越差，甚至没有传播效果。在受众中是否产生传播效果，是信息传播者是否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的表现。换言之，对外传播效果的优劣是对外传播的内容有无传播力的体现。国内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专业研究视角：一是传媒学者从新闻传播学专业角度来探讨传播效果；另一个是翻译学者从翻译学专业视角来探讨传播效果。这两种专业视角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各有侧重。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探讨对外传播效果的学者主要有程曼丽、王维佳、越永华、卢丹等。程曼丽、王维佳（2011）认为，“可以将影响我国对外传播效果的因素划分为软性因素和硬性条件，所谓软性因素是指影响预期效果实现的意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因素，所谓硬性条件是指影响预期效果实现的硬件设施、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因素”。此外，这两位学者还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国家利益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是各国受众接受境外信息的基本立足点，在国家利益的影响下，传播的内容如果与传播对象国的利益或受众的利益相冲突，传播对象国受众就会对传播内容产生反感、进行抵制，引发对外传播的负效应，达不到传播效果。这种情况在涉外新闻报道、涉外经济广告等内容中容易出现
。越永华、卢丹（2020）通过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考察外国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评价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效果。他们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效果并不十分乐观，外国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认知度尚待提高，对具体项目的认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外国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经贸往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认知度较高，对政治领域和民心相通的认知度较低。由此，他们认为，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只有重视“民心相通”的贯彻落实，及时回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切，解答他们的疑虑，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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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从翻译学专业视角探讨传播效果的学者数量不多，主要有李宁、鲍晓英、刘亚猛、朱纯生等。李宁（2015）对《孙子兵法》的林戊荪译本在译入语中的接受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林戊荪译本在海外接受状况不佳。他认为是中国典籍译本的流通量与保有量偏少，关注度不高影响了译本在美国读者中的传播效果。因此，李宁认为译本传播效果不佳，不是本身的可接受度问题，更多的是因为这些译本还没有走到读者面前，我们需要在译本宣传、销售渠道等方面加大力度
。鲍晓英（2015）对莫言英译作品在西方的译介效果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总体来看“喜忧参半”：“喜”的是莫言及其英译作品通过翻译，让西方读者读懂了莫言作品，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目光转向中国文学，这表明莫言英译作品的译介效果极佳，其英译作品在译介主体、内容和途径等方面的经验能给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忧”的是莫言英译作品在西方普通受众中影响力不够，她认为提高译介效果的策略应包括重视译介效果，在中国文学外译作品出版后，需要宣传作品和研究作品接受者的接受情况，关注作品市场销售情况等
。刘亚猛、朱纯深（2015）认为对于正力争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言，在解决了翻译和流通这类技术障碍之后，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在英语文学体系中被“激活”并在其中活跃地存在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引起英语读书界的关注并赢得其权威书评机构及书评家的积极评价。他们认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译评主导着欧美文化语境中和阅读翻译作品相关的舆论，影响并形塑着目标读者的阅读选择、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对外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需要权威书评机构及书评家的积极评价，才能让域外读者产生阅读兴趣，提升英译作品的传播效果。因此，刘亚猛和朱纯深两位学者认为，探索域外涉华译评的生成机制，并寻求通过积极参与译评来影响相关舆论，应是中国译学与比较文学领域的当务之急
。总之，中国文学译本在西方的传播过程中，需要有影响力的书评来引导海外读者的阅读选择，这样有助于提升译本在传播对象国的传播效果。
综观上述学者对传播效果的论述，无论是从新闻传播学专业角度来探讨传播效果，还是从跨文化传播的翻译学专业视角来探讨传播效果，都理据充分、阐释清晰。从新闻传播学专业视角来探讨传播效果，视野宏观、涉及面广，大多聚焦中国政治、经济等中国形象的对外塑造领域；从翻译学专业视角来探讨传播效果，聚焦微观、操作性强，大多关注古典、现当代文学作品等中国文化外译领域。其实，外译资讯或外译作品的传播效果是个抽象的概念。外译作品在海外传播接受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有传播效果？在对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许多可控、难控或不可控的变量因素影响传播效果，导致到目前还没有通行的量化指标作为传播效果好坏的评估依据。程曼丽、王维佳（2011）探讨了对外传播效果的评估指标，把评估指标分为客体指标和主体指标。客体指标包含境外媒体涉华舆论状况和国家公众对话态度。她们认为，境外涉华舆论状况和国际公众对话态度直接反映了传播效果，应把这两个指标看作评估对外传播效果的主要指标。主体指标分为对传播主体的评估、对传播内容的评估、对传播渠道的评估和对传播受众的评估这四个方面
。程曼丽和王维佳两位学者的评估分类，阐释详细有理，但略显繁杂，且没有对细化的指标进行量化。没有量化等级表，就无法对传播效果进行逐项打分，这使得对传播效果的考察必然带有主观性，失去客观依据。譬如，在这两位学者制订的境外涉华舆论状况指标中，没有涉及评估涉华报道的篇数指标，那么西方主流媒体基于我国的外译传播内容而发表文章或报道，有多少篇同一话题的涉华报道，才能算对外传播效果为“极好”？有多少篇报道算对外传播效果为“一般”？多少篇报道算传播效果为“差”？多少篇报道算传播效果“无效”？因此，没有客观的量化等级考察表，很难客观地评估传播效果的好坏等级，导致在考察我国文化资讯的对外传播效果时，评估人难免陷入主观判断或不同的评估人可能对传播效果评估出不同的等级。
除了在传播效果上缺乏精准定量评价外，学界还普遍认为外译作品传播到海外的传播对象国，进入该国的图书馆、实体书店和网络销售平台，就算达到了传播目的，这样理解传播效果是有偏误的。外译作品在传播对象国出版发行或进入图书馆或实体书店，只能说明外译作品有被译入语读者阅读接受的可能，并不能确保外译作品就一定被读者阅读理解了；而且，即使读者阅读理解了外译作品的内容，也不能表明读者就认可接受了外译作品内容。我们外译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要译入语读者理解并接受外译作品的思想、观点、价值导向和中华文化。据此，外译传播效果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差”“好”和“极好”。外译作品进入传播对象国，譬如，进入图书馆数据库或书架，进入实体书店或网店，但读者极少借阅、购买，那么这种传播效果的等级就可以认定为“差”，没有达到传播的预期效果和目的；如果读者积极借阅或购买，但阅读理解内容后，不认同内容观点，换言之，外译作品的内容被读者阅读并理解了，对外传播效果就可以认定为“好”；如果外译作品被读者借阅或购买，并在阅读理解内容后，接受认可外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并对读者在心理、行为、态度等方面产生了影响，那么这种对外传播效果等级就可以认定为“极好”。当前，外译工作者和对外翻译出版部门要纠正传播效果认知偏误，提升外译作品的译入语读者阅读率和理解度，这是外译作品在读者中广泛传播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让外译作品被译入语读者阅读，外译作品的思想内容或价值观被读者认可并接受，这是对外传播效果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对外译介和传播应聚焦于上述两个层级的研究，以达到真正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