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有效“走出去”已成为译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催生了翻译传播学这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本书作者遵循学术研究应服务于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服务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理念，并基于《大中华文库》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7个章节探讨融媒体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的有效机制及相关的理论问题：①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现状及其学术演化走向；②国家翻译实践文化外译作品传播状况；③中国文化外译传播面临的外部挑战；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典范例析；⑤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渠道；⑥融媒体传播与外译方法及译才培养机理；⑦中国文化外译传播认知机理偏误及对策。对这些内容的系统探讨不仅有助于从理论层面知晓外译传播的内在机理，消除长期以来在外译传播上的认知偏误，而且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指导当前的外译传播实践，提升中国文化的外译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力。

第1章主要论述了研究的缘起是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服务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展开了多路径研究，有些虽为感性，却是理性升华的前奏；有些虽缺乏系统性，却为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起点；有些虽缺乏理论深度，却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消除外译传播认知误区、提升对外传播接受效果。本章强调：我国的外译传播研究必须顺应外译传播学术发展的四大趋势：①从思辨研究为主转向实证研究为主；②从零散的外译传播观点到系统的外译传播理论构建；③从翻译的本体研究到翻译与传播的跨界研究；④从以客体为主的研究到以主体为主的研究。

第2章主要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为了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文化，展现发展中的中国社会面貌，先后组织了三次国家翻译实践：①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学》外译传播；②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熊猫丛书”外译传播；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中华文库》系列译作外译传播。这三次外译传播虽未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但给我们后来的文学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译介传播经验。在此基础上，本章还论述了从这三次国家翻译实践中所获得的有益启示。三次国家翻译实践如同百宝箱，我们能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提升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

第3章主要聚焦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传播接受效果面临的外部挑战，包括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偏见、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形成的中国文化偏见、西方精英阶层不实言论形成的中国文化偏见、中西经济贸易矛盾形成的中国文化偏见、中西地缘问题分歧形成的中国文化偏见等不利于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传播的因素，并论述了这些外部挑战形成的原因。本章认为，中国文学文化对外译介要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需跨越这些障碍。在这种背景下，要让外国人读懂中国，了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加强外译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第4章以《道德经》和《狼图腾》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和传播为典型案例，详细探讨了《道德经》和《狼图腾》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状况，分析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译介传播成功的机理。《道德经》代表中国古典作品，《狼图腾》代表中国现当代作品，这两种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效果好，这表明中国古典作品和现当代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是可行的。我们当前的作品在对外译介和传播效果上未达理想的传播预期及接受效果，说明我们在外译传播上还存在认知偏误，译介方法或传播方式还有提升空间。通过论述《道德经》和《狼图腾》两个外译传播案例的有益经验，能消除我们在外译传播机理上的一些认知偏误，增强我们在文化外译传播中的文化自信。

第5章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中国文学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可分为传统传播渠道、新兴媒体传播渠道和人际传播渠道三大渠道。传统传播渠道涵盖报纸渠道、期刊渠道、图书渠道、影视渠道和广播渠道；新兴媒体传播渠道涵盖社交类新兴媒体渠道、视频类新兴媒体渠道和直播类新兴媒体渠道。当今世界的媒体传播已进入新旧媒体融合传播时代。在重视渠道融合传播的背景下，要利用好国外媒体渠道传播中国文学文化。同时，人际传播渠道的作用也需要引起重视，因为人际传播在当今智能手机普及时代，能成就信息传播的裂变，使得传播内容在读者面前实现更大的曝光，形成高效的裂变传播，所以我们要重视人际传播渠道的正面信息传播，避免负面信息传播。

第6章作为本书的重要部分研究了融媒体传播与外译方法及外译传播人才培养机理。首先论述了传统传播渠道、新兴媒体传播渠道和人际传播渠道形成的融媒体传播，这些渠道是提升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传播的重要路径。在融媒体传播的背景下，对外译介的翻译方法涵盖全译和变译两大方法。全译和变译是翻译的一体两翼。全译是变译的基础，是变译的起点。全译多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翻译，变译多以句群为单位进行变通式翻译。变译活动的核心是“摄取”，而摄取的精髓在于“变”，即“变通”。变通方法包括增、减、编、述、缩、并、改和仿八大手段；这八大变通手段构成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译、参译和仿作12种变译类型。在文学文化外译传播的效果方面，变译要优于全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在西方读者处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阅读语境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应以变译方法为主，全译方法为辅。变译在对外文化信息的译介传播中，具有多、快、好、省、准的功效。本章详细论述了“多”“快”“好”“省”“准”的内涵。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传播涉及翻译学与传播学，涉及全译与变译两大方法，而我国高校在外译传播人才的培养上，传统的翻译教学大都没有涉及传播理论、功能目的翻译理论、变译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等内容，培养的翻译人才尚不能满足当今中国文学文化对外译介的需要。译介的作品传播效果不理想与译介人才培养模式有一定的关联。要培养适应当今新旧媒体融合传播的外译传播人才，需要我国高校在翻译教学中增加三个方面的教学内容：①翻译与传播、翻译与变通；②翻译与跨文化交际；③翻译与修辞美学；④教师指导下的学生翻译实践。在培养国内外译传播人才的同时，要积极培养海外汉学人才，使他们能成为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汉学家。

第7章从翻译学和传播学视角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机理认知上的偏误，以及提升外译传播效果的对策。首先，基于翻译过程涉及的要素，探讨了我们在译者模式、翻译素材、译介方式、受众定位机理认知上的偏误，并探讨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对策。然后，基于传播过程涉及的要素，探讨了传播主体认知偏误及对策、传播内容认知偏误及对策、传播渠道认知偏误及对策、传播对象认知偏误及对策，以及传播效果认知偏误及对策。本章认为，要提升中国外译作品的海外传播效果，我们的文化外译传播需要形成官方与非官方为两大传播主体的格局，需要以反映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现状的作品为主、古典作品为辅的传播内容；需要符合信息时代特点的多样化翻译方式方法；需要新旧媒体融合协同传播；需要面向普通大众的分类分层传播；需要以读者对译介作品的接受度、理解度和认同度来评估传播效果。这些认知机理将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作品的对外传播中，采取相应的纠偏扶正措施来提升外译作品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对外传播达到理想的效果。

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涉及翻译学和传播学两门学科，是跨学科研究，也是学界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希望本书能在构建和深化中国外译传播理论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学界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张永中
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