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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的现状看，还是从媒体变革、社会转型的现实看，新闻传播理论已到一个亟待拓展、深化、创新、变革的历史性节点。近年来对此问题的探讨逐渐密集。2014年，《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青年记者》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反思、创新乃至重建新闻传播理论的研讨文章，《新闻记者》更在第9、12两期发表了两组多篇研讨文章，既各抒己见，又观点碰撞，引起较大反响。
如何推进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对研究者个人来说，是一个学术智慧问题，见仁见智，各有取舍，难以一概而论；而对整个学术研究来说，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在学理路径上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一般地说，方法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是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并最终提出的一般性原则。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有没有推进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一般性原则呢？如果有，又是什么？又如何将其贯彻到研究之中？
应当说，学界对这些问题已做过不同维度、不同程度的探讨。譬如，谈得很多的传播学本土化，就是典型的方法论路径，也是自觉的方法论路径。除此而外，是注重学科体系建构还是突出问题研究，也是一个方法论路径问题。对此，一些文章有所涉及而未充分讨论。再有，新闻传播学界很少关注的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同样是一个方法论路径问题。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充分把握这些方法论路径，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逻辑结构而言，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首先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问题，即是注重学科体系建构还是突出问题研究；其次是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开拓创新；再次是西方学术与本土学术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全球视野中做好本土学术研究。因此，本文将依次对这些方法路径展开具体论述。
在科学哲学或知识社会学的视域中，科学研究的“问题”极其重要。拉里·劳丹（又译：拉瑞·劳丹）指出，应将科学“理解为由精神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而引起的解题活动。”
解题就是解答问题，或解决问题。托马斯·尼克勒斯指出，“问题的明确提出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卡尔·波普尔强调：“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
这些论断表明，“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能提出和解决问题，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不用说，学术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取向，才符合科学进步或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然而，新闻传播学界长期以来的学术实践却是以学科体系建构为取向，格外重视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构，把理论体系的有无以及质量高低，看成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尺度。因而，建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始终是众多学人念兹在兹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从甘惜分出版《新闻理论基础》（1982）开始，先后出版了大量教材及个别专著，如李良荣《新闻学概论》（1985）、郑保卫《新闻学导论》（1989）、刘建明《宏观新闻学》（1991）、成美、童兵《新闻理论简明教程》（1993）、黄旦《新闻传播学》（1995）、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2005）、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2006），无不以建构新闻理论体系为己任
。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课题，由丁柏铨主持，其最终成果《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于2002年出版。对于即便在欧美也尚未形成核心理论体系的传播学，国人也热衷于理论体系的建构。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十年后，有青年学人将“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作为选题，写成博士学位论文
。
事实上，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往往体现为教科书对该学科的各种理论学说的系统整理和归纳。说到底，这样的理论体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而是一门学科的知识架构或知识体系。如果说理论就是明确的概念体系，那么，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党报理论，等等，自然是理论。对于这些理论，教科书都会按照一定的知识架构将其组织起来加以介绍，由于各自的理论范畴不同，很难从中提炼出更高层面的能够贯穿这些不同理论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因此，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其实是一种对本学科各种理论学说的归纳整理，是一种系统化的学科知识建构。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学科知识建构，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却并未带来知识的增长。知识的增长，即理论的创新，是从解决问题开始的。按波普尔的说法，“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
因此，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必须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研究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体系建构为中心。
当然，在新闻传播学科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把构建学科知识地图摆在首要位置也是必然的、必要的”。这是因为，“学科知识地图”即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学科地位的合法化、专业教育的开展、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学科格局基本确立的情况下，新闻传播研究应当毫不犹豫地从学科体系取向转变为问题研究取向，要“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
。
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疑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疑难”，即认识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无知而产生的疑难，反映出认识个体当前认识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难”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类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产生于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反映出当前科学技术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的差距，科学探索性疑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问题”。
如果明确定义，科学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
，
当前，网络与新媒体正在全面改写人类传播的基本格局，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媒体融合，全媒体，大数据，智能传播……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使新闻传播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如何融合；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相应于全新的媒介现实，应如何建构新型的公共领域；新闻传播学科应当如何转型或重建；
，
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早在2003年，潘忠党在“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中指出：“将‘治学’等同于建构学科体系，于是，力图以各种方式阐述‘大众传播学’‘体系’的教科书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提出并解答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当然是‘脱离实践’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并以当时的传媒产业集团化现象为例，说明“学术研究应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他列举了如下三个问题：
〇中国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型问题）
〇中国传媒产业集团正在如何组合？（现象描述型问题）
〇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转型社会，党—国力量在传媒集团过程中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是什么？（理论建构型问题）
潘忠党认为，尽管针对传媒产业整合的问题绝不限于上述三个，但这三个问题显示了提问者的立足点与问题的类型。第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是改革现象的一部分，也是提出第二个，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的人应该研究的对象之一部分。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问题有逻辑递进和发展的关系，即从描述现象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的视角并提炼出理论问题。当然，真正有可能显示大众传播研究之学术价值的是第三个问题所代表的类型，即以理论学说为指导、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问题。
时至今日，新闻传播学的不少研究生和一些博士生，甚至一些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不仅缺乏问题意识，写起论文来也是教科书体例。这种状况，并非个别，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因此，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尚有待学界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内化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界自觉的方法论路径。
如果说问题是学术思考的焦点，那么理论就是其终极结果。
发现和确立问题之后，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解答问题、建构理论。形成或建构理论，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与最高境界。
当然，最终能够建构“理论”或创建“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毕竟是极少数。学术研究的常态结果多种多样：“或者在一个崭新的领域有新的发现、建立新的理论；或者推翻原有的理论框架或部分结论，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证明前人的某些受到质疑的说法不谬，但这必须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验证，并在部分论据论点上有所充实、有所发展”
；或者对人们熟悉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视域中重新探讨，得出新的认识成果；或者运用前人正确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从而拓展或延伸原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对某一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形成比较全面的资料汇集或文献分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无论如何，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曾改变，这就是学术创新。“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根本价值之所在。不断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特点；不断创新，也是学术研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之所在，即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大体上，学术创新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创性创新，即研究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观点或新理论；第二层次为持续性创新，即研究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深化；第三个层次是应用性创新，即借用别人的理论来研究现实中的新问题。”
问题在于，学术创新如何成为可能？科学哲学告诉我们：学术创新必须建立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拉瑞·劳丹指出，所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知识的谱系。“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规则，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正是研究传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
卡尔·波普尔也强调，“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
当然，把研究的问题纳入一定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并非让研究者匍匐不前，而是通过对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考察，更加深入而且创造性地研究自己的问题，从而实现学术创新。借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并不是要“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因为“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
。而且，这“接着讲”，既可以是“承接”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也可以是“反着”讲，批判否定，另辟新说；甚至可以是“重新”讲，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建构新理论。总之，在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烛照之下，自己的研究更容易“豁然开朗”，获得新的感悟与体认。
如何把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研究传统？陈韬文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做过说明：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香港的媒介发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尽管香港政治过渡期的媒介变化本身具有“内在”的重要性，但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个案。如果只描述这一个案的变化，论文便停留在新闻专题分析的层次。而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论文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就具有理论价值：“当社会的权力结构更替时，权力结构跟媒介如何互动？”大凡权力结构有过改变的地方或时期，不管是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至20世纪末东欧解体、菲律宾人民革命和韩国的民主化，这个问题都适用。香港作为其中的一个案例，“代表”的是权力渐变模式，有别于革命剧变模式。这样一来，博士学位论文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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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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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中国轨迹中的香港新闻媒体》）就把研究的问题纳入权力结构的变革模式之中，使该研究超越地方知识的限制，在理论上与国际上找到对应的学术位置。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端，恰恰是众多研究者对研究传统缺乏充分的了解、考察、分析，就事论事地发表意见。业界在专业刊物上大量发表“有感而发的体会文章”，或许情有可原。新闻传播学者也迎合“这种快餐式体会文章的潮流，经常在学术刊物上撰写有感而发的短文”
，就很不学术了。遗憾的是，即使一些学术论文，对于相关背景知识、理论资源的文献综述，往往也比较随意，只涉及能够方便查阅的二手文献、转手材料，而对有关研究传统的原始文献、权威文献及其学术发展脉络，却语焉不详。其结果，不仅局限了问题的深化，而且局限了学理的深入，不是谈不上学术创新，就是使学术创新大打折扣。
显然，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不仅要面对深刻变革的传媒现实、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面对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崛起，去研究现实中富有学理的问题，而且要拓宽学术视野，夯实研究传统，丰厚学术底蕴。对研究者个人来说，做任何一项研究，都要把自己的问题建立在相关论域的理论脉络之中，以对学术背景的阐释作为研究基础。对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则应当加强对重要理论学说的专题研究，梳理各种理论学说的发展脉络、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把握其理论精髓，澄清其错误与局限，从而建构起科学的理论发展脉络。譬如，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议程设置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环境学派，公民新闻，……诸如此类乃至更加细化的专题研究，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学术功夫。
由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因此，强化研究传统，就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而应当着眼于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譬如，21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民生新闻”从一出现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民生新闻”的本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从科学哲学中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新范式
。此说超越此前的各种理论界说，可能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阐释。由此可见，只有拓宽学术视野，吸纳整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成果，从问题本身的性质与论域出发，寻找有效的研究框架与理论资源，确立可行的研究路径，在恰当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相衔接、相生发、相激荡，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切实推进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
现代新闻传播业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新闻学与传播学也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在引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是“取材于西籍”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完善而写成的
；传播学研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系统引进的；即便我国的党报理论，也是根据列宁的党报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在学习借鉴中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创造性发挥，形成了“典型报道”“正面宣传”“民生新闻”等相当中国化的理念与实践，但真正独创的理论学说还不多。引进、借鉴西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自然会产生如何对待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创造出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理论成果。
20世纪中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从阶级对立的斗争哲学出发，将新闻学划分为资产阶级新闻学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然后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进行批判。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五四时期徐宝璜等人创建的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而加以批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最初译介传播学的动机，也是为“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提供材料
。结果，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全面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不仅被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所支配，更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极端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研究重新起步，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念开始回归，对新闻规律的思考成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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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传播学才得以正式引进，希望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促进新闻学研究，推动新闻事业发展
。因此，自1978年正式引进传播学以来，就面临如何让西方传播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问题，传播学本土化也就提上学术日程。
从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到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术目标，通常被视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开始，且有学者将80年代看成本土化的一个阶段
。不过，80年代除了学术立场的宣示，本土化并未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故可存而不论。进入90年代之后，才真正有明确的本土化倡导与实践。1993年和1997年，在余也鲁、徐佳士的推动下，大陆与港台学者在厦门两次召开“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本着“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播学的领域”
的学术愿景，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本土化的传学理论与传学史料。
1997年，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出版，堪称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2001年，又有“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出版，包括《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三本著作。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传播思想史》出版，成为国内系统挖掘整理中国传播思想资源的重要成果。在世纪之交，与这种“回到过去”的本土化研究路径相区别，张国良提出了第二条路径：“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可谓‘拿来主义’取向。”
张国良等一批学者的具体做法，是在中国语境下对“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使用满足理论”“涵化理论”“知沟理论”等西方传播理论进行本土的验证。
“回到过去”与“拿来主义”的路径尽管在操作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方法论上无不秉持“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路径
，或者说“全球知识，本地实践”的思维框架
。其结果，仅仅是在本土的语境中，或对原有理论做了自己的理解与阐发，或进行了新的验证，其价值不容抹杀，却未最终达成传播理论的自主创新。有学者评论说，“由于研究问题的缺失，余也鲁团队从古代传播的现象中整理出来的一系列结论仍然是经验，而不是理论。”而“随意地把西方理论与其语境剥离开，并不假思索地套用到所谓的‘中国经验’之上，或是直接类比，或是移花接木，完全不顾二者之间的互动”，“任何理论建构都只是空中楼阁”
。何以如此？因为“从方法论上说，本土化路径以中国的例子来验证西方的理论，运用的是把西方理论放在中国经验中加以验证的演绎逻辑（即便运用归纳法的背后也暗含着演绎法，且被后者所支配）。该路径不是因为解释了中国经验而创建了中国理论，反而是借助中国的经验强化了西方的理论，从而导致了研究手段与目的相背离，研究结果与研究目标渐行渐远。”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本土化才能实现学术创新的根本目标呢？在有关的讨论中，学界已有基本的共识。譬如，超越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需要理论与经验自然地融合和互动”
；“在学术全球化语境下，……以西方传播理论为先导（范导），以中国传播经验为依据，成就相对独立自主而又世界通行的传播学术知识”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这样的原则性理念变成具体的操作方式？刘海龙认为，要处理好“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背后的两对张力”，即“应用与理论的张力、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并进而提出了“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四个行动路径”
，不失参考价值。学者汪琪长期致力于本土传播研究，最近提出了更富有学理性与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她借用库恩科学范式理论中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大陆译为“不可通约性”）与“可共量性”（大陆表述为“可通约性”）两个概念，来处理本土传播研究中的矛盾：
“不可共量性”让我们免于武断、轻率地推论、引领我们经由诠释的功夫，找到本土经验与外来理论“可共量”的部分；而“可共量性”让我们找到理论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两者的对比，更蕴含无数理论创新的线索。换言之，无论做研究的人选择将重点放在外来理论与本土现象的可共量性或不可共量性，他都已经不仅仅是要指出本土的特殊或普同之处（也就是“what”的问题），而是描述本土经验“如何”展现独特性、它与（外来）理论论述间“如何”相通（也就是“how”的问题），以及这两者相互观照所透露的意涵。如此，做到“立足本土”的同时，才可能也做到“放眼天下”；而我们眼前的所谓“天下”，也才不至于沦为“西方的自白”。
汪琪在讨论此问题之际，来了个釜底抽薪。鉴于“许多人在谈本土化的时候，常把‘中’和‘西’、‘社会现实’与‘理论’、‘西方’与‘去西方’对立起来”，陷入“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她提出用“发展本土学术”的概念来取代“本土化”的概念。
陈韬文认为，传播理论本土化有三个层面或三个阶段：一是简单地移植，把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二是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作出补充、修订或否定；三是建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
汪琪的“发展本土学术”概念，也就是陈韬文所说的“建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研究。话语更新之后，更有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
按汪琪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本土化，就是立足本土社会，又在“全球视野”中来“发展本土学术”。祝建华说得好，应“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本土化理论。”
对此，秦晖所说“‘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的学术路径，也极富启发意义。具体而言，以下两方面的操作要领，既是对“发展本土学术”的具体化，又是对本文一、二部分所述方法论路径的照应。
首先，要有明确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分析研究中国语境中的新闻传播问题。像潘忠党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落脚点只是中国，分析的是中国的问题，以期建构的是解答中国的问题的理论和话语。”“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这么做了，做好了，我们的研究可对其他国家、文化有参照意义，才有可能拓展出学术对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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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在认真梳理古今中外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汪琪讲得很清楚，从事一项研究的“文献探讨”非常关键：“作者必须兼顾空间的横向轴线与时间的纵向轴线。横向轴线包括‘外来’与本土文献，而纵向轴线则包括理论与概念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一项理论论述从提出以来的讨论。过去本土研究之所以经常陷于‘套用’西方框架的泥沼而不自拔，一方面是因为作者不重视它与本土脉络之间的歧异与共通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经常忽略了这框架的利弊得失，而利弊得失的讨论，直接牵引着作者所要提出的主张。”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科学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着眼于知识生产的视域，对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体系建构与问题研究，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这些问题如此复杂，即便分别探讨，也不容易阐述清楚。作为方法论路径，它们相互关联，且层层深入，对其做一番总体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内在规律。
当然，要将上述三重方法论路径全面贯彻到新闻传播学研究之中，还需要我们建立健全学术研究的主体性、独立性、批判性，建立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与超越性，建立健全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与使命担当。对这些问题，本文无法展开，只有点到为止。
原载于《当代传播》2015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15年第10期全文转载，补出发表时编辑删节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