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荷马史诗源远流长的影响史

荷马史诗主要指《伊利亚特》（ Iliad ）和《奥德赛》（ Odyssey ）这两部叙事诗， 它们由公元前 9 世纪左右的吟游诗人荷马（Homer）创作，是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荷马史诗以公元前 12 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讲述特洛伊战争第十年阿基琉斯（Achilles）的愤怒的故事，以及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Odysseus）漂泊十年返回故乡的故事。

但是，荷马史诗不仅开创了愤怒和返乡这两个文学母题，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文学主题，包括荣誉、权力、爱情、婚姻、友情、复仇、流浪、忠诚、正义等；不仅讲述了战争与和平的故事，还涉及到神话、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技术等生活内容；不仅是古希腊文学的开端和不可逾越的高峰，也可以说是现代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源头。

希腊人的教科书

荷马史诗被一代又一代的吟游歌手在希腊各地演唱，既绕梁于王公贵族的府邸，也流连在街头巷尾的百姓生活中，更成为各地举办的盛大节庆上必不可少的歌唱竞赛节目。至少从公元前 7 世纪开始，作为口头演唱的荷马史诗就逐渐被官方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保存，据说吕库古、梭伦、庇西斯特拉图斯父子都曾经主持过这项工作。因此，荷马史诗是希腊人妇孺皆知和喜闻乐见的诗歌，也是希腊人的教科书。

公元前 6 世纪的诗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说“当初有荷马，所有人从他那里受到了教育”； 前 5 世纪的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也说，“他们［荷马与赫西俄德］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的人并且说出他们的外形。” 荷马史诗甚至成为古希腊人亲密的人生伴侣，正如公元 1 世纪一位名为赫拉克利特的语文教师所说的那样：

他［荷马］的诗歌几乎可以说是我们婴儿期的襁褓，我们喝他的奶来滋养我们的心灵。他伴随我们每个人成长：我们渐渐长大，他就分享我们的青春；我们成年时，他也以其盛年出现在我们的灵魂中；甚至我们步入老年也从不厌倦他。一旦我们停下来，又渴望跟他重新开始。总之，对于世人而言，生命终结之日方是荷马剧终之时。 ^[1]

一直被模仿

荷马史诗是希腊其他史诗的模仿对象， 是古希腊悲剧题材的源泉，包括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斯》、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和《菲洛克忒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半数以上的作品都可以视为荷马史诗的续集；它回响在非常个性化的古希腊抒情诗当中，米姆涅墨斯（Mimnermus of Colophon）和西蒙尼德（Simonides of Ceos）都直接引用过《伊利亚特》（6.146）“人生如树叶枯荣”的意象以感叹人生无常和生命短促；它还是古希腊历史和哲学驳而不倒的强大竞争对手，譬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柏拉图的《理想国》。

希腊化时期，荷马史诗随着希腊文化的传播而扩散，甚至在埃及也催生出埃及王子伊纳洛斯（Inaros）抗击波斯入侵的英雄诗歌。这个时期的作家难以创作出能够比肩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的著作，主要是对古代作品（尤其是荷马史诗）进行“改写、加工和润色”。 模仿荷马史诗实际上成为了老派作家对抗当时粗鄙和世俗文学的重要手段，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产生了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 of Rhodes）的《阿尔戈英雄纪》（ Argonuatica ），特里菲奥多洛斯（Triphiodorus）的《劫掠特洛伊》（ The Sack of Troy ），昆图斯（Quintus of Smyrna）的《荷马史诗续集》（ Posthomerica ）等著名史诗。此外，经过最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三位馆长上百年的努力（约 284-145BC），荷马史诗在这个“整理国故”时期得到系统整理、校对和注疏，成为流传到今天我们手中的样子。

在古罗马时代，西方世界的中心从雅典转移到罗马，荷马史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语言、群众和文化基础，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罗马少数精英知识阶层。恩纽斯（Quintus Ennius，前 3 世纪）毕生的目标是成为“拉丁人的荷马”；维吉尔模仿荷马史诗的题材创作了《埃涅阿斯纪》，谱写了罗马鼻祖埃涅阿斯艰难的流浪和建国史；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哲学家塞涅卡（Seneca）、讽刺作家卢基里乌斯（Lucilius）在其著作中对荷马史诗的引用信手拈来。古罗马时期精英阶层对荷马史诗的偏好催生出社会学习荷马史诗的兴趣，至少在公元 1 世纪，荷马史诗和维吉尔史诗成为罗马学校的核心课程，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认为教育“最好的原则就是从阅读荷马和维吉尔开始，尽管一个人需要更成熟的判断才能理解他们的品质。但是一个人总有成熟的时候，因为他将会不止一次地阅读这些作家”。 ^[2]

最广泛被阅读的经典

从基督教登上政治舞台直到中世纪结束，荷马史诗作为异教文学代表被打入冷宫。文艺复兴重新发掘古希腊-古罗马资源之后，荷马史诗得以重见天日。但丁在《神曲》中将荷马誉为“诗人之王”，仿照奥德修斯下降哈得斯的故事来描写自己在地狱中的见闻。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 Filostrato ）、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 Troilus and Criseyde ）和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Troilus and Cressida ）都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的同一个爱情故事。

17—18 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文坛掀起“古今之争”，荷马成为这场论争的主角，赞扬还是贬低荷马成为区分崇今派与崇古派立场的试金石；19 世纪以来，荷马重新获得超过维吉尔和贺拉斯的声誉，托尔斯泰说“荷马史诗的著作是艺术的、诗歌的和原创的著作”， ^[3] 当代美国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说“将乔伊斯、普鲁斯特、贝克特、卡夫卡称作现代主义者是很荒唐的，他们的力量仍然来源于荷马传统。”

时至今日，荷马史诗早已成为西方人阅读最广泛的著作（仅次于《圣经》），这不仅源于荷马史诗高超的叙事手法和根植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审美趣味，更得益于荷马史诗对世界和生活的本质透射出的超越时空的深刻理解和体验。 ssDn414pvFYeM4NUreiHz5iGoGpYfNEc0cnvn8d+ExB8DHiGJsQlGbSG2btHM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