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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经典”是过去时代流传下来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它们承载着人类历史上不同群体的传统、经验和智慧，并仍然在影响和塑造着我们今天的文明特征与内涵。因此，我们阅读这样的经典著作，并非只是好奇地考证已成过去的“历史”，而是一起去探索那些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会发人深省以至行之有效的要素和原理。
这将是一趟奇妙而意味深长的旅程，经典阅读和思考总会充满冒险和艰难，但它会帮助我们不断拓宽眼界，在世界文明的宽广视野中确立起复兴中华文明的自觉意识，也会大胆许诺：让每一个读者在与经典的相遇中，都能找到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历史坐标和价值经纬。
现代人习惯于工具理性思维，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要问一问它有什么“用”。因为只有说清楚事物的用处、它的目的何在，似乎才能“说服”我们接受或实施某个行动。然而构成各种“用”的基础的，恰恰是我们关于什么为“好”的观念，即价值的取向。假如一切以功利为善好，则学钢琴是为了考级、散步是为了锻炼身体、上大学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便见不到其他。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唯功利主义，不仅将一切事物都手段化了、一切行为都算计化了，而且使周围世界变得极其无聊，甚至人类自己也容易被理解为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为什么不可以只是单纯地喜欢音乐本身而弹钢琴，喜欢和朋友一起聊天而散步，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提升精神境界而上大学？如果我们也困惑于这些问题，希望超越当下，获得不同的生命视野和世界观念，那么须得首先明白，价值的取向、价值的尺度是有着古今演变和文化分别的，尤其在秩序剧变的大时代。
从古今演变而言，过去某些激动人心的观念在今天可能无人问津，而今天我们焦虑内卷的目标，在将来也或许不值一提。经典著作中有着“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
，它们正是大时代的标本和纪念碑。古往今来，不同文明的善恶观念、生活方式、政教形态，国家兴亡之理、社会治乱之因、人事更迭之机，都在这些伟大著作中被保存和探讨。阅读这些经典，我们会领悟意义的丰富性和道理的多重可能性；进入这些文本，体会圣贤处世的复杂情境，我们也可期待自己会变得宽广、从容，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时代的处境，思考我们自己求索学问与历练“技器”，终究所为何事、意义何在。
从文化分别而言，地球上多样化的文明群体，在不同地理环境与历史机缘中生长繁荣，每一种探索都如生命般珍贵，它们曾经长期有所交流、共同丰富着人类的生存可能性，尝试着与世界相处的不同方式。而今天，现代信息和交通手段带来的全球交往，正加速重塑人类的经验方式，人类也前所未有地需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因此，文明交流、文明互鉴，这既是过去的历史常态，也是迫切正酣的未来大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同学们自己的成才与择业，理应放眼全球、面向未来，去拥抱丰富灿烂的全球文化。为此，我们在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核心价值与成果有基本了解。在这方面，文明的经典文本是最基本的进入路径。
作为人文通识核心课程，我们在课程教学中首先选择涉及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人文社科经典作为阅读文本，并且在选编讲读时，还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一是“以史为纲”刻画文明特质。即希望以历史演化为纵向贯穿线索，编选能体现中西文明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经典。其中，西学上迄古希腊罗马，下止于 20 世纪初，中学上迄先秦，下止于清末民初，最后都落在彼此新的时代剧变与社会转型的关键处。所选文本尽量体现从古及今的阶段性，同时也力图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四个横向维度，体现一定的丰富性。如此，虽一定不能周全完备，但大致能勾勒出文明的精神轮廓。
二是“文明以止”呈现核心价值。经典虽然产生自特定的历史，但它又超越了历史，汇入到文明的深处，成为文明核心价值的体现。所选文本尤其重视反映在时代剧变、治乱更替之际，中西文明各自吸纳整合、自我更新的经验与成就。显然，这是以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为视野，尝试重新理解古今、理解世界。在这一视野下，中华文明的人本、仁政、和谐观念，封建与大一统的历史经验，西方文明关于自然法、理性国家、权利与自由的思辨与建制，都是有资于理解和构筑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政治秩序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
三是“把握大势”理解复兴逻辑。文明本身正如生命一样有其不断应对挑战、生长演化的过程，中西概莫能外。但在这一观念指导下，我们会在文本讲读中尤其指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包容”吸纳与多元一体特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自我更新意识，使其在历史上总能够不断应对挑战、新之又新。因此，近代以来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古今中西”的历史处境，但对于中华文明来说，不过是又一次复兴与更新的历史大机缘。
归根结底，选编和讲读文明经典，是由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指引的。我们可以从变革与延续、危机与应对的历史辩证法中，看到文明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发展，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和中西比较的对照线索中，揭示出中华文明的悠久生命力与未来潜力。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带着朴素的原初生命经验与这些伟大的经典相遭遇时，也就让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整体与个人处境，发生了沟通或“短路”，去激发、寻求那些今天行之有效、给予我们启示和力量的生命原则，去不断校准我们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自严复 1898 年翻译《天演论》以来，我国学界引介西方文明典籍，因“救亡图存”的形势需要，关切重点常落在“民主”与“科学”，难免一叶障目。西方文明在近代的成就及其所主张的价值与精神，既是在特殊地域和历史中酝酿而生，也是其不断因应挑战、经历古今之变的演化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沿革和义理之变的双重视野，才能溯源西方文明传统之根本。文明经典B在西学经典的选编讲读方面，其内在线索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诗学-叙事”和“哲学-科学”两大传统的交融与消长。前者造端于荷马史诗，通过古希腊罗马的抒情诗、悲喜剧、史述与演说辞等，流溢于中世纪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并囊括犹太-基督教圣经传统本身，及至文艺复兴文学、浪漫派潮流等等，仍然属于这一传统。我们选择的经典中，《伊利亚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哈姆雷特》《审美教育书简》《论道德的谱系》等，都具备典型的“诗学-叙事”特征。
后者发端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几里得，中古哲人波埃修、安瑟尔谟、阿奎那等不断发展，到文艺复兴后马基雅维利、伽利略，以至近代哲人和科学家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牛顿、康德等等，呈现出一条蔚为壮观的“哲学-科学”精神大道。《理想国》《君主论》《第一哲学沉思集》《社会契约论》等可以说体现了这一传统。
可以通俗称之为“文学”与“科学”的这两大传统，它们在历史演进中交融变奏、此消彼长。例如柏拉图期望以“哲学-科学”精神取代“诗学-叙事”，体现的是哲学理性对于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神话叙事的反动。然而这一反动在希腊的衰落中并未能奠定一种长久的政治秩序，随后犹太-基督教传统乘机将西方改造纳入一种新的基于神话叙事的统治关系中。作为“否定之否定”，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们则高扬理性主义精神，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系列思潮和社会革命的推进，西方逐步迈入一个高度理性化的近代社会。而面对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重重危机，卢梭、席勒、尼采等重新又激活了诗学传统，引领了新的一轮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潮流。
二是突出“国家与人”这一政治关系的古今之变。这个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在古希腊和罗马，城邦被视为和家庭、村坊一样的自然共同体，代表着共同的善，“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没有城邦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无论是荷马的“神一样”的英雄，还是修昔底德、柏拉图笔下的护卫者，公民们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城邦共同的善，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生命的目的、光荣和福祉。后来的基督教同样设置了至善，但却将其实现放到了天堂的救赎中，要通过信仰和尘世的苦行才能获得拯救；希腊人和罗马人则根本不需要这种个人拯救，他们献身于国家即可实现生活的意义。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翻天覆地的“古今之变”，在“国家与人”的先后关系的理解上也发生了颠倒。从此，个体无论在“发生”还是在“本性”上都被看作是先于国家：首先存在的是自然状态下一个个“孤独的个体”而非“城邦的动物”；个体生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自我保存”，而非自我实现。自我保存因此被确定为个体的自然权利（natrual r ight,自然的正当），也同时即是它的“自由”。如此，国家不再是“自然”生成的，而只是众多个人通过理性契约“人为”建立的，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只在于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国家与人”关系的颠倒，是因为对人性的理解或者说预设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新的人性论的依据，在霍布斯那里被追溯到了作为动物的人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在笛卡尔那里被追溯到纯粹的不可怀疑的“自我”，两者一起构造出了“理性个体”、现代个人的观念，成为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子、第一性存在。而这一理性个体的文学形象我们在哈姆雷特那里看到，他无法再信仰命运和诸神，必须自己负起责任、将一切置于自己理性的决断之下，由此显得彷徨痛苦、优柔寡断，所谓哈姆雷特式悲剧反映了现代孤独个体的困境，而其根源即在此。
“国家与人”关系还有一个层面是国家与人之间的同构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国家是大写的人”。这一观念贯穿在西方历来的国家学说中，但是因为对人性理解的古今之变，对国家的理解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古典的个人和国家都以实现至善为目标，但现代国家正如现代个人一样以“自我保存”为原则；进而，正如个人按自我保存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理性契约建立政治社会，国家作为主体也以此原则彼此构造起国际社会。归根结底，国家像个人一样被理解为理性个体、主体，这样的理性国家，其雏形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被提出来，而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达到了完善的理论表述。
三是以“科学精神”为关切点梳理科学世界观的思想条件。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的强势，以科学之用、技器之强为其重要体现。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非西方？这一李约瑟难题，引导我们在经典的选编讲读中关切西方文明中科学精神起源的思想条件。
如前所述，荷马式的神话世界观，为希腊哲学的理性世界观所替代，既而柏拉图的形式主义也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相融合，此一传统的赓续及其在近代的发扬，或为科学精神的思想条件之一。近代以来，古典和宗教传统中目的论的世界观，为基于因果作用的机械论世界观所代替，随之古典的形式主义发展为可计算的普遍数学方法，而与经验主义注重实验观察的方法相结合，得以成功描述世界演进的过程，此或为科学精神的思想条件之二。基于对人性和自然的重新理解与哲学论证，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获得统治地位，对个人和国家本质的重塑、对诸神的驱逐，最终赋予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体的逐利竞争以全面合法性，“知识”成为了“力量（权力，power）”而不再意味着德性，促成了对科学知识生产最迫切的追求，此或为科学精神的思想条件之三。简而言之，即数学（形式）、实验（经验）、市场竞争三大主要因素的结合。
在近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方面，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笛卡尔是重要枢纽，同时我们也认为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哲学奠基人。通过《第一哲学沉思集》这部经典的讲读，可见笛卡尔倡导的普遍数学方法如何成为科学兴起的重要支柱和方法论；而他关于不可怀疑、不可分割的理性自我的哲学建构，又如何成为了现代政治社会理性个人的哲学基础。近代的西方社会即在这样的理性主义及其科学世界观的统摄之下，在政教秩序和物质技术两方面发展演进，直至危机四伏。由之席勒和尼采等对理性主义的彻底批判，也就有着颠覆近代整体世界观和秩序的重大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各种反思批判潮流，都在试图从多角度开启新的文明更新可能性。
综上来看，本课程对西方经典的编选讲读会有着这样一些特点：经典是历史的产物，要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而历史治乱相仍，文明一直在不断自我更新和演化；沉淀流传下来的经典，恰恰体现着文明自我更新的成果和成就，我们由之可观及一时之文明气象；我们将顺着上述几个重要的内在线索，去剖析呈现所选每一经典的重要义理、基本内容等等。
尽管本教材的第一版中只结集了六部经典的讲读内容，但希望在我们讲读的引导下，大家能真切感受到阅读之“好”、经典之妙、思想视野之宽阔，同时经典也会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和参与获得其绵延的生命力。道路一定会充满困难和晦涩，但读者和经典彼此成就的这样一次精神之旅，还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