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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的舆论学研究可谓热闹非凡，相关论著汗牛充栋，舆情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研究机构、智库犹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但在一片喧嚣声中，舆论学研究很容易流于表面，缺乏理论深度。事实上，舆论学的研究传统源远流长，不仅涉及群体心理、群体行为、群体言论，还触及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横跨了多个学科。遗憾的是，当前舆论学研究的成果中，不同学科间的理论对话还不够充分，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的使用还比较混乱，对于舆论背后深层次的人性、社会与政治因素尚缺乏理论自觉。面对新时代舆论学研究的新特征、新结构与新趋势，现有的舆论学理论与方法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后劲不足。因此，重新审视舆论学研究现状及问题显得十分必要。
广义上的“知识体系”包含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等，它将不同板块的知识点按照某种逻辑有机串联起来，塑造我们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新时代舆论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方法体系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舆论主体是单一抑或多元，至今未在学界获得广泛共识。从词源来看，“舆”意指公众。舆论即公众之言论。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媒体俨然成为公众意见的代言人，未被大众媒体报道的议题不构成舆论，因此出现了新闻舆论的提法。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公众自由、充分地表达意见提供了便利，使得舆论的形成逻辑和表现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将互联网塑造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由于不同主体在立场、知识与利益上的差异，网络舆论场的结构变得日趋复杂。有学者由此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观点，引起了学界较高的关注。但若从舆论的本义出发，“官方舆论”的说法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既然“舆”代表公众，其主体自然非公众莫属，官方舆论不管是语法还是逻辑上都行不通。但现实中，不同舆论场的话语差异性却显而易见，这是片面强调舆论的公众性而忽视了公共性所致，从而将舆论主体单一化，使得官方与民众成为一对主客体对立关系，而非对话、互动与协商的关系。如果引入公共性价值，舆论乃多元主体如政府、公众、社会团体、大众媒体和意见领袖良性互动的产物，这将促使管理范式的变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舆论主体出现了人机协同的新趋势。在 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社交机器人通过标注话题标签# Stronger In，# Brexit和添加网络链接等方式，将特定立场的内容散布到广泛的用户和支持这一话题的网络社群中
，引导选民作出相应的决策。在 2017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由社交机器人发布话题标签#macronleaks，传播不利于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邮件泄露信息，使网民围绕马克龙的阴谋论讨论喧嚣尘上。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数千个自动化的社交机器人账户发布了与选举有关的数百万条内容，其中大多内容涉及阴谋论和政治谣言。一项对社交机器人是否能够产生沉默的螺旋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的数量仅需要占特定议题讨论参与者的 5%~10% 就可以改变意见气候，而它们所传播的观点最终会占主导地位。
社交机器人对舆论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张洪忠等人对政治机器人在政治选举、社会动员、政治干扰等方面的舆论干预功能进行了探讨，发现政治机器人在打造虚拟意见领袖、建立与民众稳固的社交关系、投放针对性的信息和引导舆论讨论等方面作用明显。
总体而言，学界对社交机器人的角色和功能多持质疑态度，认为它是“舆论操纵的机器”，将破坏现有的舆论生态，扭曲政治传播过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机器人将可能摆脱工具角色，成为具有一定自主思维能力的有限人格主体，“社交机器人将越来越人性化，当人类十分自然地将‘他们’视为身边的社会行动者时，‘他们’仅仅是服务于人类的社会行动者，还是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行动者，或是能够成为其他更多充满想象意味的社会行动者，这都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地思考。”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结构的圈层化特征愈发明显，使得广场式的“众声喧哗”逐渐演变为“圈子内的窃窃私语”，陷入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重新部落化”过程。圈层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费孝通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时提出的“差序格局”现象，后兴起于城市地理规划研究，曹传新等人将城市地域、交通、产业等地理要素视为不同圈层，从圈层“一个核心、四周扩散”的特征出发，探讨了城市在圈层化状态下的整合发展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一概念被引入有关网络空间的研究，指代网络社区的社群聚集现象。
关于舆论结构圈层化的弊端，国内学者认为：圈层内的“抱团取暖、内外有别”引发了不同圈层间的摩擦、对抗与竞争，导致圈层间沟通的困境，而稳定在相似价值观、立场与态度“同温层”中的“心理共同体”也给公共对话的顺畅进行，社会协同、社会共识的形成设置了巨大障碍。
在这一格局下，任何一种跨圈层的传播行为都存在着巨大的圈层间阻力
，圈层的“硬壳”抵挡着不同意见的输入，导致偏见和价值冲突。
因此，如何利用横向关联实现圈层间的互动、沟通和认同，便成为这一社会形态下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与协调的实践逻辑。
舆论的圈层化对舆论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圈层传播的动机非常复杂，远非传统亚文化理论的解构、反抗、狂欢、规训、收编、资本控制等理论工具所能解释，其背后可能与“沉默的螺旋”、“信息茧房”、政治效能感或政治冷漠等因素相关；另一方面，由于圈层传播的私密性，研究者想要获得大数据样本将会非常困难，还会遭遇来自隐私保护伦理与法规的挑战，未来的舆论研究应把握不同圈层的话语特征、情感符号、行为逻辑以及圈内秩序、层级关系、沟通仪式、社会网络关系等，“既要从整体性的大众舆论转向分众舆论，做文化族群式（如知识分子社群、底层民众、黑客、小粉红等）的圈层舆论研究，也要从显性舆论走向隐性舆论，关注被主流研究议程有意无意遮蔽的部分”
。
互联网激活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为自由表达提供了技术便利，使舆论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除了公开发表言论外，网络空间的文字、图片、表情包、视频等文本形式，以及搜索、浏览、关注、点赞、转发等行为方式，都可以纳入舆论研究的范畴。此外，在算法推荐技术的作用下，公众的注意力时长也变成了“舆论热度”的重要指标，使舆论学的测量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舆论学以民意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将逐渐让位于大数据统计分析以及智能监测技术。
除了表达方式的隐蔽化外，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具有隐喻化特点。如使用多模态手段将图像、漫画、流行语、表情包、短视频、米姆等进行二次创作、改编与重组，实现对意义的建构和争夺，形成一种图像舆论。“这种文字变异、图片拼接、混剪、另类修辞、隐喻等写作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敏感语境下，是舆论表达的另类方式”
，且各种“头脑难以想象”与“文字无法言喻”的情景都能够通过图像这种特殊的形式加以表达，图像舆论的奥妙在于能否通过图像“刺点”激活公众的“集体记忆”，完成“意义定格”，其“刺点”往往指向强者的凶残和弱者的伤痕或官员的奢侈穿戴、出格言行及夸张表情。这种“展示政治”（politics of display）通过在舆论面前展示当事人的正当权利与所遭遇的“不正当对待”倒逼当权者矫正其不当行为。
然而，过度的视觉展演可能沦为能指的狂欢而造成意义的缺失，参与者如若只信奉狂欢即抵抗原则，一方面作为弱者的武器形成舆论倒逼态势，获得了矫正权力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容易走向另类与过度诠释，弱化公共讨论的严肃性。这是未来舆论学研究在图像转向中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
作为社会监督力量，舆论关涉公共权力与公共道德，因而天然具有公共属性。但出于对抽象舆论观带来的多数暴政的警惕，学界长期回避对舆论的公共性价值研究。公共性缺失导致了“娱乐至死”的局面。流量为王时代，自媒体塑造了娱乐化、功能化、感官化的传播环境，娱乐明星的私人事务长期霸占舆论头条或热搜榜，蚕食了对严肃、紧迫、重大的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而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的传播模式又使得有限的公共议题讨论容易走向立场优先的泛道德化与泛政治化，如各种“门”事件以及从普通维权事件中引申出来的“阴谋论”、对事件的标签化与污名化解读等，“这种本来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事件或私人物品，因为被公共媒体广泛炒作而获得了可见性，进入公共场合并成为所谓的公共事件”
。公共议题的泛娱乐化炒作不仅遮蔽了事情的真相，对公共问题的理性讨论无益，还可能引发社会道德恐慌，导致舆论的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指一定社会语境下，舆论表达过度活跃，溢出社会正常的可承受限度，致使舆论表达过剩，导致系统超载，存在风险之忧。
就当前的舆论态势来看，一旦涉及官、富、警、星等群体，舆论的燃点极低，容易引发情感动员和群体狂欢效应，弱传播效应非常明显。弱传播理论认为，舆论世界是一个弱传播世界，与强传播的现实世界相反，弱传播的舆论世界遵循弱者占优势的定律，即现实世界中的弱势群体在舆论世界中会变成强势群体，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强者毕竟是少数，弱者最大的优势或唯一优势就是人数”
。由此在弱传播中奉行情胜于理、避重就轻、主次颠倒的传播策略：舆论世界奉行情感传播，公众并不关心事件的真假，而只关心道德的对错和情感的共鸣
；痛、惊、怒、恨四种情感对舆论的引爆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痛苦”是弱势群体进入公共空间的“媒介”和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同情”会推动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
，“愤怒”则是公共情感失范的表征
；舆论总是关乎“轻”的道德议题，避开技术、知识、理性等“重”的门槛。即便是一件较为复杂的公共事件，公众总是能在刻板意见、集体记忆、政策沉淀等因素作用下，迅速提炼出强与弱二元对立的道德话语情境。这将促使舆论学研究从过去的信息、内容视角转向关系和情感视角，悲情叙事、情感动员、情绪传播、关系认同等议题将是重点关注对象。
当前，舆论学作为一门显学，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产业发展都呈欣欣向荣之势，但新媒体颠覆了传统舆论学的知识体系，凸显出“范式危机”。为了对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总体现状有一个直观认识，本书绘制了 2001—2021 年舆论学研究的发文量图表，以“舆论”“舆情”“民意”为关键词，在CNKI共检索出文献 116433 篇，学位论文 21922 篇；从年度对比看，2016 年最为突出，计 9905篇，但文章发表的总体层次并不高，其中CSSCI期刊论文只有 16500 篇，占比14.17%（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0 日）。（图 0.1）
图 0.1 我国舆论研究的发文趋势图
在研究主题上，排在前五的议题依次是网络舆情、网络舆论、新媒体、舆论引导、新闻舆论工作，多数研究服务于政府危机管理。（图 0.2）
在学科领域方面，虽然舆论学研究涉及政治、传播、管理以及个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等问题，具有跨学科属性
，但绝大多数研究来自新闻传播学，有部分研究来自政治与行政学，学科交叉性较弱，相关研究散见于各学科中，知识结构分散杂乱，不成体系。（图 0.3）
图 0.2 我国舆论研究的主题分布图
图 0.3 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学科分布图
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具体的案例。如“8·12 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舆情研究就有 50 余篇，议题分布于次生舆情的演化规律、舆情引导中的政府公信力危机、舆情发展规律、舆情应对能力等。“药家鑫案”的舆情研究也有 10 余篇论文，议题分布于热点事件的法律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中的舆论生成及演化机制、舆论审判对突发事件的影响、公共舆论中的政治道德考量等。此外，还有“魏则西事件”“江歌案”“山东非法疫苗案”“温州乐清滴滴打车遇害案”“于欢案”“红黄蓝事件”“昆山反杀案”“上海‘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聂树斌案”“深圳山体滑坡事故”“东方沉船事件”等案例成为研究的热点选题。类似研究多材料堆砌和现象描述，还有部分研究过于细碎，得出的结论不具普遍价值。
也有部分研究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仿真模拟，在舆情演化、情绪感染、集群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提高了研究者对舆情传播规律的科学认识。如宗利永构建了一个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多主体模型，得出了舆情演化呈“S”形曲线状态特征的结论。
陈福集等学者引入G模型分析，认为网民的公共偏好影响着网络舆情演化的终极方向，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可控性。
李卫东等人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互联网中微博舆论传播的复杂拓扑结构模型，分析其结构特征和演化机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许可团队通过抽取互动频繁的微博用户群体组成的社交网络，分析了 20 万新浪用户的 7000 万条微博历史数据并进行情绪分类（高兴、愤怒、悲伤和厌恶），发现愤怒的情绪相较于其他情绪更容易在微博传播，用户间的情感关联随着互动的增多而增强，拥有更多朋友的用户与所属社区的情感关联也更为显著，此发现有助于对社交网络中的情感传播和影响进行建模。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在积极探讨舆论学研究的一些热点与难点，对于学科的良性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首先，关于对舆论的公共性价值的讨论。过去学界普遍认为舆论作为公众意见是政府管理的对象，而非对话和协商的主体，但是若舆论仅限于公众意见的话，就不存在多个舆论场，更不应有官方舆论场这一矛盾的说法。舆论的公共性价值可以拓宽公众作为单一舆论主体的范围，将政府、媒体、意见领袖等都纳入舆论的多元主体之中，摒弃政府与舆论的二元对立关系，建构一种新的舆论引导范式。其次，针对网络舆论场的治理思维比较僵化、手段单一、体制不顺、协调困难等问题，有学者借助复杂世界理论、小世界理论、自组织理论、网络生态理论等对网络舆论场供给侧改革提出一些建议，如强调网络舆论作为一个复杂的非平衡的生态系统
，政府的治理应尊重它的内在规律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因为“舆论场是一个有机体，其内在的成分相互关联，无法分割，网络生态系统要尊重和估计多样性的共处和兼容”
。这表明网络舆论不光是一种政治民主化手段或官方采集民意的手段，而展现出顽强的自主性结构力量，这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助益作用
，因此，一个有活力的网络舆论场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有差异、有竞争、有对冲，同时还有交流、有互动、有协商，最后在动态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底线共识。再次，对舆论聚集、网络群体性事件等概念的梳理工作，对于厘清当前一些思想误区，打破治理惯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认为，当前网络舆论表达多被视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原罪”色彩，提出的对策自然就是强化管控之类。有学者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当前冠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之名的诸多网络公共事件本质上是一种舆论聚集现象，多数能起到正面的舆论监督作用，由此呈现出概念内涵的价值立场与所表述对象的事实不相吻合的问题，此研究尝试重塑现有的路径依赖，对于创新相关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舆论研究的情感转向、后真相等议题的讨论，打破了情感—理性二元论的困境，重新发现了情感在公共舆论中的积极意义
。有学者提出“情感融入性公共领域”“情感融入性协商民主”“情绪性理智”等概念
，或从认知心理学出发，将情感视为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融入理性协商之中。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舆论学的相关成果数量庞大，研究主题、视域和方法都在不断更新，但总体而言，高水平论文较少；对个案的微观研究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忽略了对舆论的抽象层次的理论建构，“或停留在现象描述、举例说明的初级阶段，低水平重复；或思路不清，内容笼统，表述模糊，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与个人见解；或自说自话，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或忙个不停地提出应对策略，缺乏冷静而深入的学理探讨。尤其是其中的各种学理问题，更是盘根错节，头绪纷繁，难得要领”
。因此，基于网络空间的复杂性、生态性、开放性环境，我们亟需从概念、理论、话语、方法等入手，重新思考舆论学知识体系的转向与重构问题。
如上所述，新时代舆论的概念、核心要素、表现形式、测量手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诸多重要议题，需要我们在认识论、方法论、对策论、价值论等方面更新思维，实现知识转型与方法创新。
认识论方面：新时代舆论学研究应重新思考舆论的概念、核心要素、呈现方式、评价体系等，并整合情感社会、图像传播、媒介动员、情绪传播、协商民主、社会治理等理论，开展跨学科对话，重新审思公共性与公众性、情感与理性、情绪与真相、情绪与公共领域、情绪与协商民主、情绪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关系，并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学经典理论如沉默的螺旋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框架理论、媒介动员理论等开展批判性反思，力求结合本土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舆论学知识体系。
方法论方面：新时代，网络用户的情绪、态度、认知、行为模式都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得到较为准确的测量，这可以优化舆论学的研究方法。其一，与传统的舆论呈现方式不同，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多以阅读、转发、关注、搜索等方式出现。新舆论研究不能仅仅只关注媒介技术和媒介内容，还要善于从用户潜藏的行为中提取真实的民意。舆论测量方法应结合新媒体时代舆论的新特征进行多维度的测量：包括在线表达与评论、多模态的视觉载体（如表情包、图像、视频等）以及其他隐性的数据行为（如搜索、点赞、阅读、转发、打赏等）。其二，图像传播时代，舆论的文本形态丰富多样，图像、视频、表情包、米姆等是舆论呈现的重要形式。但目前有关舆论的分析对象多为结构化文本数据，对多模态、非结构化静态和动态视听觉通道数据（图片、视频、表情包、音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图片、视频、表情包、流行语等多模态文本进行编码和量化统计、分析舆论特征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具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其三，线上舆论与线下民意的建模关联。网络舆论不能代表全部民意，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建立线上与线下的关联模型，如通过收集网络行为数字记录（譬如在微博等SNS网站上的用户行为数据）建构网络用户行为指标，与在线问卷调查数据（譬如社会心态中的社会认知多维度测量）进行线性或非线性建模关联，建构“问卷调查——SNS数字痕迹”关联预测模型，推导出更大范围的社会心态和舆论现状，实现测量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策论方面：在情感与理性、正面与负面、过程与结果、秩序与活力、管控与对话等方面找到动态平衡点，将协同联动理念、智能化理念和差异化思维应用于舆论引导实践中。协同联动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利益共同体需要互相配合、相互协调、协同合作，是对传统科层制的纵向线性治理模式、辖区式治理思维的扬弃。差异化体现为不同的事件类型、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涉及人群，应有不同的舆论引导手段。智能化是将智能化技术融入舆论引导实践中，建立包括社交机器人、网民、政府、媒体、意见领袖与社会组织等在内的非对称多元主体协商制度，实现人机协同、人员协同、组织协同、平台协同、线上与线下协同的引导策略。
价值论方面：以情感沟通能力、互动协商能力、协同合作能力、内外联动能力为内核，建立情感融入、智能沟通、协同合作的新型舆论引导观。从历史经验上看，我国对舆论引导的研究经验总结多，但较少能上升到价值论高度：首先，要对“舆论引导观”的本质做出科学的界定与阐释，将舆论引导的科学认识、操作路径、方法举措、经验教训的探讨上升到价值论的高度加以研究。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舆论引导的论述加以系统梳理，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形成舆论引导的理论指南。再次，对我党百余年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的经验加以总结，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历史镜鉴。最后，要对舆论引导实践中的一些方式方法进行理论反思，探讨其操作手法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从而为改进与创新舆论引导开辟道路。
总之，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研究概念、内容、理论和方法正在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丰富的变化，研究舆论就好像去瞄准一个随时移动的靶子，有所收获的，必定是那些不断瞄准靶心的人。正如社会学家库利所言：“公共舆论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对一些问题普遍同意的状态。实际上它是一个复杂的成长过程，总是由过去延续而来，从来不会变得简单，而且其中只有一部分偶尔会与确定的行动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