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历史上来看，情感与理性多被视为两种对立并列的力量存在，尽管有些学者并不认同此现象，但实际上操作时通常会把情感和理性分离开来。正如莎伦·克劳斯（Sharon Krause）所言：“在过去二十年中，在道德哲学与哲学心理学中兴起了一场关于情绪的热烈对话。哲学家们以新的方式刻画情绪，从而挑战理性与激情之间传统的两极对立。”
与理性相比，情感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在现代化进程开启后，“情感”常常被描述为偏见、派系利益的载体，而被视作应该驯服和压制的对象，甚至被谴责为“坏的东西”“民主的敌人”。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于三种：传统型、魅力型（克里斯马型）、法理型
，他认为只有摈弃情感、习俗、偏见的法理型才是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因为法理型的认同对象不再是人格化的君主或精英，而是非人格化的法典，这更符合现代民主的契约精神。就此，激情要么被压制、要么被隐藏、要么被转化，所用手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通过科层制来实现非人格化管理，主要诉诸强制手段来压制激情，阻止激情滥用之后果；另一种是用利益来驯化和利用激情，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名的“利己导致利他”的推论，成功地把人的自私、贪婪、野心变成了一种美德，并转化为一种国民财富增长的驱动力，实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做法。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一种利益驯服激情的机制，“因为利益兼具激情和理性之优点，利益的这种角色在于借助信息经济和奖励机制的正常发挥作用而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
。
但是，情感作为人性本源的冲动，不能一味去压制，否则容易造成人性的异化。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资本主义对传统情感的破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科层制称为“披上合理化外衣的技术控制，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一种由技术带来的控制新形式”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机能或能力，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中心化的国家呈现为对人的异化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力量和能力越来越被一种无名的、科层化机制所制约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全景监狱”来比喻现代社会中权力无孔不入的状况。以上对现代化的“控诉”表面上是要解构现代化确立的理性原则，但实质上却是在唤醒被压制的情感，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选举中越来越走向娱乐化和仪式化。因为相比于政府官僚制程序的严肃呆板，政治选举具有“情感释放”和“情感补偿”之功能，它能够在理性官僚制之外给民主政治带来情感活力。
如果说公众的情感释放主要体现在周期性的民主选举方面，行政管理领域仍然务必遵循韦伯笔下的“理性官僚制”模式的话，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旨在对理性化过度引发的“官僚病”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十大原则是（1）掌舵而非划桨；（2）从服务到授权；（3）从垄断到竞争；（4）从规章到使命；（5）从投入到效果；（6）从官僚到顾客；（7）从浪费到收益；（8）从治疗到预防；（9）从集权到分权；（10）从计划到市场
，旨在打造四种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式政府、企业家政府、弹性政府、解制政府
，尝试打破科层制的束缚，提高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参与性。我国学术界曾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予以极大的关注，乐观者赞其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蓝本。谨慎者则告诫称由于中西发展存在阶段性差异，不能照搬照抄，因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前提是理性过度，旨在适度释放情感，以增加官僚的自主性、回应性和责任性。但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仍然需要不断增强其理性化、制度化水平。
在新闻业，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客观真实一直被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情感被认为是影响新闻客观性的“罪魁祸首”，常常和坏的新闻实践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新闻业并不是处于真空环境中，必然要受各种复杂的因素所制约，仅强调专业化无法解释新闻媒体如何与其他社会组织互动和博弈的复杂关系。某种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偏向
，因为无论在何种情景下，价值都无法被排除在外。虽然在新闻专业主义价值的制约下，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受到比较严苛的限制，但如果没有“引人入胜”和具有感染力的叙说方式，新闻业就会面临市场萎缩的风险。在市场盈利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作用下，部分新闻从业者已经尝试通过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外包给一些不是记者的人，如故事的主人公或其他消息源，这些人被认为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情感表达，记者可以描述他们的情感并避免自己卷入进来。
可见，情感并非真相的对立面，而是获得真相的必要手段，记者在采访时如果能够恰当运用情感，更容易拉近与被采访者的距离，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但是，记者的情感投入又需要有所节制，它不能影响事实和真相，如果一味通过编故事、雇演员、人为制造情感冲突等不正当手段来增加收视率，这无疑挑战了新闻伦理和职业底线。2011 年，石家庄电视台的《情感密码》栏目，由于雇佣临时演员炮制虚假节目《我给儿子当孙子》，讲述了一个极端的 80 后小夫妻“啃老”的故事，让众多观众信以为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该节目被紧急叫停。
同年，贵州卫视的王牌栏目《人生》也遭广电总局叫停。通报指出，贵州卫视《人生》栏目因单纯追求收视率，不顾及当事人的心情和处境，并缺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过度放大个人隐私和刻意渲染苦难和悲情，传播负面情绪，被要求立即停播，不再复播。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真相的获取面临“信息泛滥”的挑战，信息核查将成为未来新闻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人工智能技术、VR技术的发展，使得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未来的新闻形态中会融入更多的沉浸式参与和情感体验，如何来平衡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也将继续成为未来新闻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命题。此外，新闻业还将承担搭建公共论坛的使命，情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显著，但无论是情感体验还是情感融入，都必须以获取真相为前提，否则可能会导致无休止的纷争。正如科瓦奇所言：“新闻必须为公共评论提供论坛，但是在新时代，公共讨论必须建立在和其他新闻工作相同的基础上，必须以真实、事实和核实为前提，这些原则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强。公共论坛无视事实，就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陷入偏见和猜测的争论只会演变成激烈的意气之争。”
可见，情感是认知心理的一部分，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资源，简单地将情感视为“非理性”是片面的。如果没有情感作为辅助，理性计算只会沦为“无效率”的简单重复劳动；没有内疚和羞耻，人类的反社会行为将会更加普遍，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人类行为的控制能力将会降低。达马西奥（Damasio）通过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明了情感是理性系统的构成要件，情感对理性促进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所考虑的可行的选项数量，使慎思变得更加集中。二是让慎思最终随指向的欲望或目标所具有的情感力量保持鲜活。如果情感中枢遭到损伤，会对理性思辨产生负面影响，他举一个得过脑部肿革，试图把过去视作“非理性”的企业家的精神如创造力、激情、冒险等带入到瘤的病人爱利奥特为例，由于他失去了情绪体验的能力，尽管具有强大的理性计算能力，但结果只能不断进行简单重复工作。“他阅读材料，虽然知道如何进行分类，但是，他又冷不丁从已经分类整理工作转向细又明辨地阅读其中的一篇文章，并如此耗上一天。或者，他可能耗上一个下午去考虑应当采取何种分类原则：应当根据日期、文件大小、与事情的相关性，或是另一种标准”，这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有正常理智但却不能恰当做决定的人，尤其是决定涉及个人性的或社会性的事物时尤其如此”
。
总之，如何将情感融入理性中（而不是排除在外），是一项有趣而充满挑战的尝试。事实上，公众的情绪表达并不必然会沦为勒庞所揭示的“乌合之众”，也并不必然导致桑斯坦所揭示的“群体极化”现象，只要引导得当，公众也可以形成情理交融的公共领域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产生自我净化能力。我们需要避免将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僵化思维，转而在情感与理性中寻找一种动态平衡，进而实现情感与理性的共融机制，以此来洞察人性，感受社会政治生态的“变”与“不变”之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