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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尤其在涉及敏感身份时，更是如此。有学者由此提出了“情感抗争”和“社会泄愤”的解释框架，指出情感是事件发生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愤怒、同情和戏谑成为公众情感共鸣的最佳催化剂。
但是，公众的情绪化表达并不能简单纳入“非理性”范畴，而是要思考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公众情绪并非简单的心智反应，而是社会结构性产物。由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面临利益分化、贫富悬殊、思想多元等诸多挑战，导致负面情绪和刻板意见的产生，并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唤起时，大规模的群体性不满和怨恨性情感就会在特定地域甚至跨区域迅速蔓延，形成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
这种情形下，当公民加入集体行动时，他们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受到了道德的感召，不行动则意味着道德冷漠甚至道德沦丧。
情感能量的聚集与动员一般通过以下三种叙事方式来实现：仇恨叙事、悲情叙事与恶搞叙事。如果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强—弱对立时，容易引发仇恨叙事，公众会将刻板意见和负面集体记忆渗入情感表达中，并对各类信息采用同化、省略与突出等策略，丑化施害者或美化受害者，以达到加深对施害方仇恨的目的。如在“邓玉娇事件”中，媒体报道框架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是“修脚女”的身份，与“招商主任”的身份形成了强烈对比，且“强奸”“杀人”等情境很容易引发公众关注和狂欢。在标题制作上刻意突出了表现弱者身份的词语，如新浪网的《女服务员刺死官员》，搜狐网的《邓玉娇从“烈女”到“凶手”之路》《罗彩霞邓玉娇等事件显示出小人物的胜利》，凤凰网的《修脚女邓玉娇，一刀刺中官场的软肋》等。最终，邓玉娇反被网民们视作英雄、反腐斗士、女中龙凤、“当代的穆桂英”等，并有网民视邓玉娇为女儿之典范，甚至有人用史记的形式撰文《史记·烈女传之邓玉娇列传》，成为网络热帖。
在夏俊峰案中，某媒体在《夏俊峰执行死刑纪实：一个女人的 9 小时 35 分》中，自称使用了“非新闻体”的情感叙事方式进行纪实报道，产生了广泛关注和转发。此文以儿媳、婆婆、儿子的口吻描述这个家庭将要失去父亲的悲惨现状，“儿媳跪求最高院，无人应答。中国传统女性凡遇困难，只好求佛。婆婆点香磕头求佛。两个女人，一个在屋里，一个屋外，哭”；“他（夏俊峰儿子）现在一定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 月 16 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搜狐网，2013）。
愤怒总是与悲情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仇恨叙事旨在唤醒大众的公正之心，悲情叙事则要尝试激活大众的怜悯之心，它往往借助老人、父母、妇女、儿童作为弱者的符号，渲染或夸大弱者或受害者的凄苦，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引发公众的关注与同情，公众借助“同情”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获得与国家“协商”的权力。
如在“京温跳”事件中，有关死者的生平和家庭状况引发网络围观，如“死者家境贫困，父亲重病；袁某极有孝心，是家中的顶梁柱”，“家中母亲听到噩耗已经晕倒住院”；在魏则西事件中，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了一篇文章《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迅速获得了“10 万+”的浏览量，并在微信朋友圈引起刷屏，文章结尾的写法极具情绪感染力：“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期待有报应，我希望涉事的所有人，包括医疗监管官员，百度的人，医院的人，康新的人，柯莱达的人，夜里能听到魏则西和其他受害者的哭声”（微信公众号：有槽，腾讯网，2016）；在江歌遇害案中，江歌母亲在微博中多次使用悲情基调来进行情感动员，“江歌遇害至今 285 天，我没有吃过一口可口的饭菜，看着江歌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饭菜，我都无法下咽，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睁眼闭眼我看到的就是陈世峰在拿着刀子一刀一刀地刺杀我的江歌，我却没有办法替她挡一刀。我付出毕生心血精心培养的优秀孩子，被陈世峰残杀在最美好的年华。”（《南方都市报》，2017 年 8 月 16 日）
恶搞叙事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进行。戏谑化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创作段子。它通过对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形成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
，享受“被禁止的快乐”。第二，制作漫画。如制造讽刺性漫画，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针砭时弊，由此被称为“带刺的玫瑰”。第三，改编诗词。通过编撰或修改诗词对某人某事进行嘲讽，并借助刷屏或比赛的方式来加大传播力度，如“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出现了 60 多万诗词造句，出现了泰戈尔版、普希金版、李白版、特仑苏版、杜甫版、陈楚生版等多个版本。第四，改编歌曲。如将某首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产生新的意义。第五，改编视频。进行二次配音和创作，如网友借助《武林外传》《甄嬛传》《武状元苏乞儿》等高流传度的影视剧进行改编，表达对于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上种种不公平待遇的反讽。第六，人体艺术或行为艺术。如以阿凡达面具抗议野蛮拆迁、策划“孤独沙发”行为艺术、呼吁“8·16 不加班”等。第七，创造网络流行语。如“打酱油”“做俯卧撑”“喝开水”“欺实马”等。第八，制造表情包。如“帝吧远征”中的表情包刷屏现象；“白眼女记者”表情包等。某种意义上，戏谑是一种隐性的怨恨情感表达方式，但是，它又不是毫无节制的狂欢与释放，而是回应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
，是民众“隐性”的抗争策略。
从大量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发现网络舆论的情绪化表达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话语，每当出现公共事件，一些网民就会在底层情绪、刻板意见的支配下，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过滤、选择性记忆，甚至使用谣言作为武器进行身份和情景建构，以达到“安抚弱者、打击强者”的目的，其叙事过程往往遵照如下逻辑：通过底层叙事，美化弱者，妖魔化强者，以此进行悲情叙事，引发情感共鸣；利用哄客叙事，通过娱乐、戏谑、恶搞等手段，引发网络狂欢，加快事件的传播力度，争夺事件的解读权，并对不同意见采取恶搞的方式进行攻击，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以激起网民的愤怒情绪，起到情感共鸣和情感动员的效果。“此时，自发的网络抗争富有道德感，当公民自发加入反对不义行为的抗争时，他们的行动是因为受到了道德的感召。不行动，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反之，自然地表达愤怒，则是有道德操守的表现，事情越骇人听闻，抗争就越呈现出自发性。”
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具有“后真相”的某些表征。在舆情事件中，公众关注的焦点往往不在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冲突，又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本书揭示情感表达背后蕴含的“理性因素”，并非想为“情绪”正名，而是希冀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究社会情绪产生的复杂诱因，揭示其隐藏的功能，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公共舆论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避免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才能找到情绪疏导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