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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主要围绕政治选举而展开，能否获得公共舆论的支持是其成败的关键，“选举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不如说是舆论的统治”
。班尼特（Bannett）和恩特曼（Entman）曾在 2001 年提出“政治中介化”（Mediated Politics）的概念。所谓政治中介化，是指政治已经丧失其自主性，开始依赖大众媒介的中心功能，并持续被大众媒介所形塑的现象，“中介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当今民主中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在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眼里，大众媒体和代议民主通通被纳入为工业化时代理性化产物，他把工业时代特征概括为：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并认为“这些相互联系的原则，组成了工业化文明的法则，统筹安排了千百万人的行动，影响着分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理性、客观、中立、程序化、规范化等价值被认为是好民主、好新闻的根本保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民主选举，公众会如此看重各大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分析，事实上，新闻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调查分析的学术机构，所从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都是严格按照教科书式的方式来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获得的数据没有弄虚作假，是真实有效的。
20 世纪 70 年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借助“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开启了民主政治的理性分析范式。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将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分析扩展到政治投票领域，他们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提出了诸多颇具影响的理论如“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公地悲剧”等，从而实现了理性法则的广泛覆盖：从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到经济领域的企业管理模式，从大众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到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再到政治选举中的“理性选民”。
尽管“理性选民”的假设作为民主选举中投票心理研究的重要前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情感却从来都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甚至很多时候还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我们回顾 20 世纪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就会发现，候选人使用夸张、戏谑、诋毁的情感策略其实一直都存在。
从 1924 年无线电广播技术被第一次运用于总统选举到 1932 年罗斯福总统借助无线电波展开的“炉边谈话”，从 1952 年电视第一次介入大选到 1960 年电视辩论首次成为竞选的宣传手段，情感对总统选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历届总统或通过声音广播来感染公众情绪（富兰克林·罗斯福），或通过电视屏幕来塑造平易近人和淳朴谦逊的形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或在电视辩论中展露政治智慧和个人风采（约翰·肯尼迪）。此后，候选人的仪态形象、言谈举止成为获得选民好感的重要因素。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表明，政治选举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诉诸竞选纲领的政治选举逐步让位于候选人的媒体形象展示，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选举与其说是政治纲领的获胜，不如说是个人魅力的获胜，与其说是政治议题造就了选举，不如说是外在形象造就了选举。与其说是双方在治国方策上争高下，不如说在风度形象上比高低”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白宫助理索伦森曾抱怨道：“对于具有舞台效果的竞选来说，智力与经验并不比候选人的发型、牙齿、微笑等更为重要。今天，新闻媒体很少报道候选人就他们的纲领正在说什么，他们宁愿报道一场赛马比赛：哪匹马跑在前面，哪匹马最有体力，哪匹马是瘸腿的，哪匹马最吸引人去赚大钱。”
在 2008 年美国大选中，被视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在竞选中把互联网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选举时代：他是首位将募捐渠道转至互联网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首位成功利用网络募捐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奥巴马通过网络打造了颇为可爱的形象，他的一个支持者制作了一段名为“不同的选举”（Vote-different）的视频。该视频以奥维尔小说《1984》为背景，暗喻竞争对手希拉里上台将成为小说里独裁的“老大哥”，这段 74 秒的视频，获得了上千万的点击量，拥护者的捐款从四面八方的网络终端涌来。尽管捐款多是低于 100 美元的小额资助，但是由于支持者众多，奥巴马的网上募捐最终总额突破了 5.2 亿美元，是历史上筹集竞选资金最多的总统的数倍之多。而被视为他竞选神秘武器的妻子米歇尔，在面对媒体时也大打温情牌，甚至还不断“揭短”，负责“打破神话”。她告诉选民，奥巴马早上醒来有口臭，曾在马桶堵塞时匆忙逃跑，将烂摊子留给妻子。奥巴马则透露，自己在竞选时仍然坚持回家与妻子共度结婚纪念日。这种平凡有趣的家庭生活，为他赢得了不少女性的选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超级网红”，拥有大量“激情粉丝”。他发现影响舆论的最好方式，不是告知信息、阐释纲领和传经授道，而是挑起争议，制造话题。而能激起高度关注的话题，或是没有证据的猜测，或是煽动情感的主张。他洞察到选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传统政客形象的厌恶，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反建制、反移民和反自贸的政策主张，并为公众提供一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考框架。他既可以用谣言做幌子大打温情牌，如为想离开美国的人提供免费前往非洲和墨西哥的单程票、曾经把他的私人飞机开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军营运送 1991 年从海湾战争归来的 200 名海军陆战队军人；也可以用谣言对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进行诋毁，如“希拉里曾向 ISIS出售武器”“希拉里助手胡马·阿比丁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纽约警察局刚刚搜查希拉里的家”。此外，他还对媒体“口出狂言”，如“所有的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堕胎的女性应该受到惩罚”等。这就产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社交媒体忙着写段子，主流媒体则忙着甄别虚假事实——对辩论信息进行核查。然而，媒体（PolitiFact网站）对辩论信息的核查结果表明，特朗普的谎言比例为 71%，希拉里的谎言比例为 28%，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77%的选民不相信媒体提供的信息核查资料，新闻业陷入失去公众信任的尴尬境地。
一旦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其正面信息或者报道了其所不欢迎的事实，如关于“特朗普常年私通俄国”“俄罗斯长期以来培植、帮扶特朗普以助他赢得美国大选，俄罗斯介入特朗普事务至少已经有 5 年时间”等，特朗普马上会通过Twitter进行反击：“假新闻！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并给这些媒体冠以“fake news/liar”的帽子，其对抗的媒体范围几乎囊括美国所有主流媒体ABC、NBC、CNN等。他无视现代政治的规则，用最直白、简单甚至粗俗的大白话和选民对话，而不像其他政客一样根据不同群体和商业广告等各种数据做出分析，然后斟字酌句，讲得口吐莲花。但是，其口无遮拦的言论和绝对化的表达方式却容易吸引公众眼球，他把爱憎分明、桀骜不驯、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目了然，如此反而省去了很多伪装和修饰，争取到了更多支持。正如马丁·蒙哥马利所言，“真实性”而非“真理性”话语为特朗普对其选举基础的诉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石，尽管我们可以在他的竞选演说中找到独裁民粹主义的一面，但它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还有叙事风格。
民主选举中的情绪化现象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从而损害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把选民视为“理性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且即便每个选民都具备充分理性，也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选举结果代表多数人的意见。195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他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进行了研究。结论却出人意料：民主的制度下选民的偏好聚合的结果并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这可能是民主的宿命，但是，阿罗指出选举结果的偏差不能被认为是选民“冲动”和“非理性”的结果，而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与阿罗所揭露的现象相似，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提出了“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观点，为民主选举中情感的功能带来了新的认识。他首先质疑了“理性选民”的假定，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的“一种幼稚的公共利益观”的一种“神话”。选民无知乃人类自私的天性，任何试图修复民主的通行办法都很难增强选民使自己了解真相的动机。
有调查显示，在 1992 年总统大选中，有89%的公众知道副总统丹·奎尔对墨菲·布朗这一电视剧中的角色不满，但是只有 19%的人知道比尔·克林顿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86%的公众知道布什的狗叫米礼，然而只有 15%的人知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支持死刑的判罚。
大约有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3/4 的人不知道他们任期有多长，超过一半的人不知道本州的议员是谁，40%的人不知道两名参议员中任何一位的名字。
除了集体无知外，情感和偏见也会对选民的判断产生影响，因为“对于那些我们并不关心其真相的事物，我们会选择关闭自己的理性思维”
。对此，卡普兰称之为“理性的胡闹”，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论断：99%无知条件下的民主要更接近完全知情条件下的民主。他的假定是：在大规模的选举中，99%的无知选民通常犯的是分散的、随机性的错误，这些个体错误可以相互抵消，民主最后结果仍然取决于 1%的理性选民。从这一点来看，民主的真谛并不取决于每个选民深思熟虑的选择，而在于分散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危险，选民的无知看似荒谬，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聚合的奇迹”，“即便在无可救药的无知的情况下，民主仍然能够运行良好。民主赋予了理智者和不那么理智者平等发言权，但做出决策的是理智者。因此，对选民无知的穷追不舍进行反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
由是观之，西方民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并不是“理性选民”深思熟虑的结果，反而充满了偏见、无知和情绪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走向了异化，更不意味着“后真相”时代来临。事实上，选民的情绪并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它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不能简单把某一时刻中的情绪迸发现象简单归结为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交媒体的助推或者新闻业的沦陷等，而应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生态系统下去考察，把它视为情感与理性不断矫正与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完全基于事实搜集和数据分析的理性化选举可能导致偏差；另一方面，诉诸情感和价值观立场也不必然导致真相的丧失。“它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民粹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复兴，而是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