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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中的情感与理性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现有研究多将“情绪”视为非理性病症，缺乏将情绪视为社会资源的想象力。2016 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意指“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后真相”概念亦被界定为我国当前社交媒体时代的某种社会病症和社会文化异化现状，这一新颖时髦的词语似乎非常契合研究者们分析某些重大突发事件中情绪传播的理论诉求。然而，理解“后真相”的关键点不能仅仅局限于情感与事实孰轻孰重，而应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置于历史长河中，并对不同的政治生态下情感的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对其合理定位，才能把握其实质。
本章以“后真相”现象引发的争议作为切入口，借助情感社会学“理性的胡闹”“情感补偿”“情感动员”“聚合的奇迹”等概念，指出西方民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不是“理性选民”深思熟虑的结果，反而充满了偏见、无知和情绪化。但同时，选民情绪并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它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不能简单把某一时刻中的情绪迸发现象简单归结为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交媒体的助推或者新闻业的沦陷等。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表达虽然具有“后真相”时代的某些表征，但与西方的逻辑有所不同，情感是一种道德能量和社会资源，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冲突，又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需要抛弃把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思维，转而在情感与理性中寻找一种动态平衡，进而实现情感与理性的共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