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启示

国内学术界对于public opinion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普曼 1922 年所著的 Public Opinion 被翻译和引入，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如林珊（1989，华夏出版社）翻译的书名为《舆论学》，阎克文（2002）翻译的书名为《公众舆论》。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于public opinion 的翻译，不管是何种译法，都把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公共性”给遗漏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新闻传播学的著作中，研究“公共”价值的文献很少，就算具有奠基地位的李普曼所著的 Public Opinion ，其书中内容更多是在讲新闻与真相、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与公共舆论关系并不大，倒是其另一本著作《幻影公众》中对舆论特性有较多精彩的描述，但是此书与《公众舆论》相比，无论是在知名度还是影响力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舆论学的代表性学者如陈力丹、刘建明等认为public opinion可以直接翻译成舆论，无需在舆论前面加上公众一词作为前缀，否则会有语义重复、画蛇添足之嫌，这样把“公众”一词省略的同时，自然也把“公共性”给“屏蔽”了。如陈力丹认为“舆”即公众，“论”即意见。公众舆论、公共舆论、社会舆论等说法，同义反复。 刘建明认为：“把舆论翻译成公众意见实在和说‘人是动物’一样，纯属文字游戏。” 这种翻译将“公众”省略的同时，自然也将“公共性”“遮蔽”了。

2003 年，华中科技大学程世寿教授出版了《公共舆论学》一书，该书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一本冠以“公共”前缀的舆论学教材，作者将公共舆论界定为“社会公众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主题，在社会与国家之间这个广大空间——公共领域内进行意见的自由交流而形成的舆论，因此公共性是它的重要特性” 。并指出：“public一词的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因此，中文翻译中不能随意忽略公共性，公共性在公共舆论中至关重要，没有公共性，舆论就只是人们私下的议论，是一般的舆论。”

程世寿的呼吁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太多反响，国内有关舆论学的研究仍是以管理主义取向为主导，侧重于公共性价值的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这可以从论文发表的情况得到证实，通过中国知网论文检索：标题冠以“舆论”“舆情”一词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内容多为危机管理模式，频率出现最多的词组是“舆论热点”“舆情规律”与“舆情引导”，极少有文章提及“公共性”。

对舆论“公共性”特征的忽略直接带来了“舆论”概念的混乱，也导致了研究范围的模糊。本书通过梳理和总结public opinion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流变过程，证明了舆论的“公共性”特征一直是其核心价值，这对于我国舆论概念的本土化和重构具有启示意义：“公共性”意味着公共舆论关乎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关乎对社会道德的是非对错判断、关乎对公共政策的协商式参与过程。同时，“公共性”也意味着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公众、社会团体、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等多元主体的动态过程，政府与公众并不是舆论的相互对立面，而是协商对话的主体，舆论治理应从危机管理模式走向协商对话模式，舆论应是政府、公众、社会团体、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等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过程的产物，这既可以避免把舆论的内涵无限放大，又可以摒弃把政府与公众对立起来的僵化思维。 ElkN+99wz17dsMiKfZN6fpPdXGN9SciJn8UdcN7JDg1qmEnyuZZBbE0MvSTRQc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