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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启示

国内学术界对于public opinion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普曼 1922 年所著的 Public Opinion 被翻译和引入,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如林珊(1989,华夏出版社)翻译的书名为《舆论学》,阎克文(2002)翻译的书名为《公众舆论》。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于public opinion 的翻译,不管是何种译法,都把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公共性”给遗漏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新闻传播学的著作中,研究“公共”价值的文献很少,就算具有奠基地位的李普曼所著的 Public Opinion ,其书中内容更多是在讲新闻与真相、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与公共舆论关系并不大,倒是其另一本著作《幻影公众》中对舆论特性有较多精彩的描述,但是此书与《公众舆论》相比,无论是在知名度还是影响力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舆论学的代表性学者如陈力丹、刘建明等认为public opinion可以直接翻译成舆论,无需在舆论前面加上公众一词作为前缀,否则会有语义重复、画蛇添足之嫌,这样把“公众”一词省略的同时,自然也把“公共性”给“屏蔽”了。如陈力丹认为“舆”即公众,“论”即意见。公众舆论、公共舆论、社会舆论等说法,同义反复。 刘建明认为:“把舆论翻译成公众意见实在和说‘人是动物’一样,纯属文字游戏。” 这种翻译将“公众”省略的同时,自然也将“公共性”“遮蔽”了。

2003 年,华中科技大学程世寿教授出版了《公共舆论学》一书,该书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一本冠以“公共”前缀的舆论学教材,作者将公共舆论界定为“社会公众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主题,在社会与国家之间这个广大空间——公共领域内进行意见的自由交流而形成的舆论,因此公共性是它的重要特性” 。并指出:“public一词的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因此,中文翻译中不能随意忽略公共性,公共性在公共舆论中至关重要,没有公共性,舆论就只是人们私下的议论,是一般的舆论。”

程世寿的呼吁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太多反响,国内有关舆论学的研究仍是以管理主义取向为主导,侧重于公共性价值的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这可以从论文发表的情况得到证实,通过中国知网论文检索:标题冠以“舆论”“舆情”一词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内容多为危机管理模式,频率出现最多的词组是“舆论热点”“舆情规律”与“舆情引导”,极少有文章提及“公共性”。

对舆论“公共性”特征的忽略直接带来了“舆论”概念的混乱,也导致了研究范围的模糊。本书通过梳理和总结public opinion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流变过程,证明了舆论的“公共性”特征一直是其核心价值,这对于我国舆论概念的本土化和重构具有启示意义:“公共性”意味着公共舆论关乎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关乎对社会道德的是非对错判断、关乎对公共政策的协商式参与过程。同时,“公共性”也意味着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公众、社会团体、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等多元主体的动态过程,政府与公众并不是舆论的相互对立面,而是协商对话的主体,舆论治理应从危机管理模式走向协商对话模式,舆论应是政府、公众、社会团体、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等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过程的产物,这既可以避免把舆论的内涵无限放大,又可以摒弃把政府与公众对立起来的僵化思维。 NiyoI7++FIu2NGYRGnF74P/vV4GMxJTvh+WEGDKHwqqbvPWu0EXAJUdM9D534D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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