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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是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军乐及军乐队一直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乐队究竟源起于何时，学界一直未有定谳。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大致持两种观点：一说认为最早的军乐队是成立于袁世凯排练的北洋新军（约于 1899 年成立）。此论以美籍学人韩国鐄为代表。
此后一些通史性作品，诸如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等也大致持同样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之洞创办的江南自强军军乐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军乐队（1897 年成立）。这种说法率先由张能政于1987 年提出，陶亚兵此后在《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与《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两书中均举证了大量史料，支持这一说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亚兵虽然认为“目前在史料中最早被提及的中国欧式军乐队，是张之洞自强军中的军乐队”
，但他根据另外两条材料推定“至少在清政府正规的新式陆军建立的十多年前，西洋军乐已经在清军中有了一定范围的运用”。唯陶氏所据的两条史料全系旁证，只可作推论而不能落到实处，他也未能进一步发现直接的证据和材料，故其推论也一直悬而无果。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推进至此亦暂告中断。近来笔者翻检近代报刊，发现学界未曾关注的几条材料，或可有助于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为便于讨论的展开，先枚举《申报》所见材料三则（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史料一
前日招商局之海晏轮船于十点余钟进口，有李傅相之西乐全班附轮而来，行至公家花园时，船中吹弹竞奏，诸西人皆争相观听，探系该西乐在津屡次奏技，集赀以充赈款。听者莫不啧啧称美，故傅相令该西乐来沪，亦将择日奏技以期集赀充赈。傅相之关心民瘼即此可以概见矣。
史料二
前报言李傅相在津所招之西乐班来沪奏技集赀以作赈款一节，兹见西字报登有告白，则言中国水师乐班，知前言李傅相之乐班者误也。其告白内开定于今日下午四点钟起在公家花园奏技，以供西人观听。计奏八套，在津所奏之《妈妈你好糊涂》一曲亦在其内，往听者当不乏人也。
史料三
中国水师乐班来沪奏技曾列于报，该乐班自奏技后，分单集赀以济赈款。本埠赛马之第一日，该乐班亦在跑马厅与沪地西乐班更替迭奏，相续不绝，颇足悦耳。水师乐班本定于礼拜六仍在公家花园开奏，今以适值跑马之第三日，故亦移至跑马厅以便听客之娱耳者，又得悦目也。
上述三则史料均见于 1883 年 11 月前后的《申报》，所言说者为是年 10 月李鸿章所设水师西乐班来沪义演赈灾之事，反映出早在自强军军乐队与北洋陆军军乐队成立的十余年前已有军乐班的活动。透过上述三则材料，更不难对该乐班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该乐班应属北洋水师系统，为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其时被称为“中国水师乐班”。乐班在光绪九年（1883）初冬来沪之前已“在津屡次奏技”。该乐班于 1883 年 10 月 16 日乘招商局海晏轮来沪，曾在公家花园（今黄浦公园）与跑马厅等地定期献技筹款。截至 11 月 3 日，乐班仍在跑马厅演出，在沪演出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在沪期间，该乐班还与在沪的西乐班（估为工部局乐队，1879 年成立）有过交流，两支乐队在跑马厅“更替迭奏，相续不绝”，共同为观众奉献了精彩演出。
这支乐队来沪义演影响甚广，除《申报》为此进行了连续性的报道外，其他的媒体亦有报道。例如《益闻录》即有记载：
史料四
李傅相水师中向有西乐一班，以中国人为之。惟吹唱之间，悉系西调，呜呜哑哑，别有新声。傅相以直隶灾，故特令该乐班到申，在公家花园吹唱得资助赈，初二三四三天因西人跑马，故移乐班于跑马厅中与西班更唱迭和，过此数日，仍在公家花园云。
与前几则材料不同的是，《益闻录》的报道明确指出，这支乐班成员全由“中国人为之”，吹唱之间“悉系西调”。如果《益闻录》所载无误，那么可以肯定这支水师西乐班是一支纯粹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式军乐队。
此外，史料二也曾提及该乐班在公家花园演出时“西字报登有告白”。所谓“西字报”，是指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笔者仔细翻检了 1883 年 10 月前后的《字林西报》及其附赠周报《北华捷报》（ North Chain Herald ），再度发现几条相关材料。这几条材料全系英文，牵涉问题重大，为避免差误，影印如下：
史料五 [1]
史料六 [2]
史料五所示之图即前揭文所称西字报刊登的“告白”，刊载于 1883 年 10 月24 日，是演出的预告。该告白所揭示的内容甚为丰富：其一，西人称此乐队为“Chinese Imperial Naval Band”，简称为“Chinese Imperial Band”，且不论其译法是否妥帖，这反映了西人对该乐班的一种看法。其二，10 月 25 日是该乐班在上海公家花园的第一场音乐演奏会。其三，最重要的是告白刊登了乐队所有预演的曲目，使我们得以了解这支乐队的演奏内容。全场演奏共有 8 首，除前述《妈妈你好糊涂》外，还有进行曲、雷多瓦舞曲、多尼采蒂的歌剧《吕克莱斯·波尔吉》节选、巴赫康塔塔《我神乃大能堡垒》、波尔卡、中国唢呐等。
史料六所示之图为《北华捷报》报道水师乐班于 1883 年 9 月 22 日在天津公家花园为赈灾募捐献艺的节目单。这份报道是《北华捷报》驻津的记者从天津发回上海的报道。对比这两份演出节目单，其中有三首曲目是重复的，分别是开场的进行曲、巴赫康塔塔《我神乃大能堡垒》、中国唢呐，天津所演的另外五首曲目则是幻想曲《最美的奥古斯塔》、《天津回声》圆舞曲、瓜德利尔舞曲集萃、波尔卡舞曲、德国小新兵进行曲。乐队在津、沪两地演出时间仅间隔不足一月，但两次演出曲目仅有 3 首重复。由此可以判定，水师乐队抵沪演出时，至少已能较熟练地演出十余首中西方曲目，而且乐队可以与外国西乐班“更替迭奏”，在公家花园为西人演奏，说明乐队对这些曲目的演奏应该相当纯熟。无论从曲目的演奏，还是演出的形式上看，李鸿章所办的这支水师乐队已经相当成熟，至少其水平不应被低估。
不仅如此，该条史料还清楚地表明，德国人毕格尔（M. A. Bigel，又译作毕格俚）曾出任北洋水师乐队的艺术指导，这也解释了为何乐队的演奏单中会有不少的德国曲目。对于毕格尔，学界一直只知他曾担任赫德乐队的艺术指导，后来通过赫德书信方得知在毕氏担任赫德乐队艺术指导以前，其实就曾经担任过乐队指挥。
但是，赫德书信并没有言明毕氏担任的是哪家乐队的指导，学界对此问题也未曾留意。此篇报道则明确证实毕氏在任赫德乐队指导前，就在李鸿章的水师乐队担任艺术指导。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北洋水师乐队与后来的赫德乐队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或许，赫德就曾亲聆水师乐师在天津租界公家花园的演出，并受其刺激萌生了创办乐队的想法，这才有了后来有名的“赫德乐队”。而北洋水师乐队 15 名被裁撤的乐童，他们其中是否又有人直接加入了赫德乐队，这似乎也值得考证。虽然这些都只是推测，但却也不无可能。因为毕格尔的关系，北洋水师军乐队与赫德乐队之间的关系确实让人浮想联翩。不过，这些问题显然还有俟后来者的研究。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不难了解水师西乐班在津、沪演出的大致情况。同时也可以确定，在光绪九年（1883 年）之前，天津水师西乐班就已经成立。此外，天津水师西乐班的存在也可与陶亚兵提及的天津海关道周馥日记所记淮军行营制造局仿制“洋鼓吹”的史料相互印证，进而可以推定淮军行营制造局仿制的“洋鼓吹”极可能就是供水师西乐班所用。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证据无疑都坐实了陶亚兵先生的推论，“至少在清政府正规的新式陆军建立的十多年前，西洋军乐已经在清军中有了一定范围的运用”。同时，这些证据也明确证实了天津水师西乐班的活动时间远早于张之洞的自强军军乐队与袁世凯北洋陆军军乐队。更因天津水师西乐班的存在，中国近代最早军乐队成立的时间也将大大提前。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支西式军乐班究竟成立于何时呢？
根据前述材料可知，这支“中国水师乐班”成立于天津，早在来沪之前已在津“屡次奏技”，因此这支乐队组建的时间应在 1883 年前。查考李鸿章在天津筹建北洋水师之举措，笔者判断这支被西人视为“中国水师乐队”的西乐班与北洋水师学堂有关。
1870 年至 1895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极为重视海防，积极筹建北洋海军，并以天津为中心举办了一批早期的近代军事和实业学堂。1876年至 1880 年，李鸿章先后从外国购到八只炮舰，并订购了两只炮舰、两艘巡洋舰（1881 年到华）、两艘铁甲舰、一艘钢甲舰（1885 年到华），这些战舰后来成为北洋舰队成军时的主力舰。与战舰的购置相比，更困难的是驾驶战舰的人才极为匮乏。李鸿章曾感慨，“铁甲船非难购，难在驾驶之不得其人与法”。
为解决人才供给的问题，李鸿章于 1880 年春夏间，在天津筹建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于 1881 年 8 月落成，完全仿照西国章程操练。包遵彭在《清季海军教育史》和《中国海军史》中曾引用《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一档，该档提及该校驾驶学堂“计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文案一员，操练习一员，司事一员，汉文教习一员，医官一员，书识二名，洋号手一名，洋鼓手一名”。
因而可以确知，在北洋水师驾驶学堂中已有洋号手、洋鼓手各一名。这反映出在北洋水师学堂已开始使用西式军乐，北洋水师驾驶学堂中的洋号手与洋鼓手可能就是西乐班的教员。不过因为无直接的证据，这仅仅是推测，也无法具体落实西乐班成立的时间。
最核心的材料来自李鸿章本人在光绪十四年所上的《查覆海防报销折》。该奏折本是李鸿章向清廷请求报销筹备北洋水师所费款项的折子，李氏为请款计，事无巨细地罗列了筹备水师所耗各类款项，其中就明确提及这支乐队的成立初衷、演变、建制与用费。
史料七
又水师军乐乐童一款，兵部以营制所关应令奏明核办。查西洋各国水师皆有军乐以壮声威，光绪八年先后募到乐童三十五名，各月给口粮银三两六钱，又购买乐谱及油浊等费银一百两。业于十三年十月择定二十人派上铁舰，设立领队一名，月给银十二两，帮领队一名，月给银十两，一等乐军六名，各月给银八两，二等十二名，各月给银六两，余均裁撤。
李鸿章的这道奏折清楚表明，水师军乐之创设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西洋各国水师皆有军乐以壮声威”，故而循例而设。军乐乐童于光绪八年（1882）招募，共招乐童 35 名。经过五年的训练培养后，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选定 20 名乐童正式上舰，并组织成制的军乐队，设领队、帮领队各 1 人，一等乐军 6 名，二等乐军 12 名，此外的 15 名乐童则被裁撤。结合前述《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档，可以基本推定，这 35 名军乐乐童由北洋水师学堂负责训练。军乐班大致经历了北洋水师学堂军乐班、北洋水师军乐班两个阶段，而 1883 年赴沪义演则可能是这支军乐班的第一次外出演奏，因其隶属水师系统，故而被外人视为“中国水师军乐班”。由是，这支为学界长期忽视的水师军乐队全然浮出水面。
从时间上看，李鸿章 1882 年设立的水师乐班远早于张之洞的自强军军乐队和袁世凯北洋陆军军乐队。那么，李鸿章的水师乐班又是否是中国最早的西式军乐队呢？笔者认为这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因为在水师乐班成立之前，清军中似已有西式军乐的运用：
史料八
冬至后三日，天有微雪。两湖总督李制军、鄂抚潘中丞同赴校场大阅，观者塞途。已午正，两宪暂退用膳，又见抚标中军汪参戎引凤字营张金龙红绫旗两面，督率四百名洋枪队列校场之两旁。未正，洋枪队奏西乐以迎，悠扬可听。两宪出自声震雷霆之门，各登高座，洋枪队已排成一字长蛇阵，三百八十四杆洋枪一齐轰发，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该条史料中有“洋枪队奏西乐以迎，悠扬可听”的描述，明确显示早在光绪戊寅冬武昌的军事操演中已有西式军乐的运用。尤可玩味的是，此条材料所示校场大阅的组织者两湖总督李制军实乃是李鸿章的长兄李翰章，鄂抚潘中丞为湖北巡抚潘霨，而“凤字营”“洋枪队”则表明这支操演的军队极可能是从李鸿章的淮军系统分化而来。若此论成立，则可判定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淮军中，已有近代西式军乐的运用。而李鸿章之所以在北洋水师中设立西乐班，除仿效西国水师外，也不排除是延续淮军使用西乐的传统。
韩国鐄曾在《清末民初西乐的输入》一文中判断说：“目前还未能充分证实十九世纪中叶由洋人领导的几支洋枪队是否用到西式军乐队。所以一般皆以1895 年年底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军不久之后所组成的军乐队为中国的第一支西式军乐队。”
然而据史料八所示，19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淮军已有使用西乐的洋枪队，而且此时的洋枪队已不由洋人领导，完全由中国人掌握，只是大部采用西式火器。查考洋枪队史实，早期的洋枪队确由洋人领导，最有名者为美国人华尔所率的常胜军。但因常胜军不好节制，故李鸿章于 1864 年 5 月将其裁撤。至于常胜军中是否有军乐队，不得而知。但史料八所示的洋枪队显然是此后淮军自设的洋枪队。
那么，淮军的洋枪队有无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采用西乐的清军呢？综合前述各种材料，并结合淮军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就 19 世纪 60 年代清军的配置来说，淮军自入沪之后逐步西化，可谓是当时最为西化、近代化色彩最浓的军队。淮军西化的典型就是自设洋枪队，开清季各军“练兵”之先声。淮军之设洋枪队始于同治元年（1862 年）。李鸿章入沪之后，极感西式装备之精良，故而亟须对淮军加以改造。是年九月，淮军改“各营之小枪队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二队”。
同治四年（1865 年）十月，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由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
可见其时淮军已大部使用洋枪。不仅如此，淮军还聘募洋教习，教演洋枪操法，淮军除了营伍编组未加改变外，其操练枪炮，均采西式。
所谓的西式，一是训练时间加长，二是指阵法、号角、口令俱为西式，绝不同于别军。
淮军名将周盛传便讲道：“卑军马队各营，一律仿照洋人马队阵式操法，并画出图阵，译出口令，每日分中晚两操，营哨各员，一体督队学习。”
由此可见，淮军的演操至少在形式上已非常西化。因其阵法、号角、口令全采西式，因而亦不排除在操演过程中率先采用西式军乐，而陶亚兵提到的 1877 年江南制造局译出的《喇叭吹法》一书也极可能就是供淮军军乐队学习之用。故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乐队可能产生自淮军之中，唯因直接证据的不足，只能暂作推测。
总之，早在 1882 年，李鸿章就在天津设立水师西乐班，乐班全由中国乐手组成，并在津、沪两地多次演出。学术界目前视自强军及陆军军乐队为最早军乐队的看法极不严谨，亟须修正。但是 1882 年成立的水师乐队仍可能不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式军乐队，中国最早的西式军乐队极可能源于淮军，与淮军洋枪队的组建有关。至于其中的内在关系，因限于史料的不足，笔者暂无法对其做详细的考述。学界有必要系统检视西式军乐在淮军中的传播历程，重新审视李鸿章与淮军、北洋水师在中国军乐史上的地位。在无更深入具体的史料发现之前，学界无妨暂以李鸿章的水师西乐班为中国近代西式军乐队之发端。
（原刊于《音乐研究》，2014 年第 3 期）
[1] Chinese Imperial Band［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Thursday，1883-10-24.此外，1883 年 10 月 25 日该报 today doing 栏目中还有“Concert—Chinese Imperial Band in the Public Garden. 4.00 p.m”的一条提示。参见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3-10-25.
[2] Outports：Tientsin［N］. North China Herald ，188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