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中的“四川”：新发现英国出版《华西教区简报》考述

基督教文字事业是基督教宣教布道的重要方式之一。自近代基督教传入华西地区以来，基督教即创办了大量的宗教期刊。 较知名的如《华西教会新闻》《希望月刊》《协进》等。近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西地区创办的各种期刊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 然而遗憾的是，仍有部分期刊沧海遗珠，湮没不彰。笔者机缘巧合，意外发现 20 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版的旨在报道中国华西地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英文刊物《华西教区简报》（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由于该刊在海外出版发行，此前并不为国内学界知晓。本文据新发现的这套材料，考释其源流、绍介其内容，以望能为西南基督教史之研究介绍这份珍贵史料，以补遗珠之憾。

一、《华西教区简报》出版概况

《华西教区简报》系在英国印刷出版的英文刊物，刊名最初为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起初并无中文名称，为描述之便，笔者暂将之译作《华西教区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之所以说它是新发现的刊物，是因为无论是王绿萍的《四川报刊集览》《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陈建明的《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还是其他西南基督教史的既有研究中，笔者都没有见到学者对其进行介绍或加以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份尚未被国内研究者注意到的“新”刊物。

“简报”创办于 1904 年，其时正是圣公会在川活动渐入佳境之期。1876 年9 月《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根据该条约，英国获得了“驻寓”重庆的特权，自此，新教在中国西南部的传教活动真正得以展开。 1888 年，华中地区传教士何诗白（J.H. Horsburgh）入川考察，三年后，何诗白率领圣公会传教士正式入川传教。1895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按立曾在内地会工作的盖士利（William Wharton Cassels）为圣公会华西教区会督，主持内地会和圣公会在川教务，并将成都以北嘉陵江以东的地区作为圣公会布道区。在盖士利会督的领导下，到 1903 年圣公会在四川地区已发展到 9 个县。 正是在圣公会迅速扩张的背景下，为了解圣公会在华西的传教状况，便于教区内部的沟通和交流，圣公会在英国创办了此份“简报”。

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简报”最早一期系 1904 年 11 月出版的第 3 期。根据此后“简报”的出版频率推断，最初的创刊号应该是 1904 年 6 月前后。目前所见最后一期“简报”出版于 1957 年 7 月，此后未见新刊出版。考虑到 1958 年中华圣公会终止活动，可以推断“简报”此时应该正式结束。全部“简报”共计191 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 1904 年 11 月至 1951 年 1 月，连续编号，共计 178 期。第二部分从 1951 年 7 月至 1957 年 7 月，另起刊期，共计 13 期。总的来看，从 1904 年至 1957 年的 54 年间，“简报”都坚持连续出刊，并无中断，是一份连续性极强的刊物。“Bulletin”就性质来说，更偏于一种简报性质的内部报告或通讯。翻阅“简报”，其内容主要是圣公会华西教区传教情况及教会人员见闻的简要报告，目的是使英国圣公会和捐赠者对华西教区工作有所了解。“简报”主要是赠阅给捐赠者，仅有少量感兴趣的读者订阅。

早期的“简报”相对简单，篇幅在 15 页左右，时常没有封面和目录，显得较为随意。1912 年前的部分“简报”甚至没有编期，只能通过正文中刊载信函的写信时间推定出版的大致时间。1924 年后，“简报”逐渐规范，每期都有统一设计包含目录的封面（见图 1），篇幅也扩充到将近 50 页。1931 年起“简报”还附加了 where the CMS ， CIM and BCMS are at work 的副名，还在封底更新了由莫如德会督夫人（Mrs. Mowll）设计的华西教区地图。 ^[1] 新增的副名明确表明该份刊物的核心内容主要与圣公会（CMS）、内地会（CIM）和圣经差会（BCMS）在华西地区的传教活动有关。之所以副名中会包括内地会（CIM）和圣经差会（BCMS），主要是因为三个差会在华西地区具有很强的协同性。

1935 年，为回应本色教会发展之呼声，华西圣公会分为东川、西川两个教区。自 1937 年 4 月第 132 期起，“简报”英文名改为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an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简报”封面印上了中文“中华圣公会四川东西教区”的竖排字样，并搭配了约翰·路德（Mr. John Rudd）设计制作的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建筑插画作封面，封底还增添了两个教区的地图。 ^[2] 其时“简报”一年四期，寄赠给向教区基金提供 5 英镑及以上资助的捐赠者，对那些有兴趣的订户则每年收取 2 英镑的订费。 ^[3] 总体而言，“简报”发行量很低，一年总的发行量仅约 1000 份。 ^[4] 1943 年 1 月，受战争影响，“简报”为节省成本再度简化掉封面。1947 年 7 月，“简报”新增封面并定中文名为“四川”，采用了“长江行船”的照片作为封面插图，英文刊名改作 Four Streams ：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an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很显然，传教士误以为“四川”得名来源于其境内的四条江。

新中国成立后，圣公会华西教区与英国方面的联系并没有中断，1951 年 7 月，“简报”封面仍作 Four Streams ，正文刊头则由“简报”（ Bulletin ）改为“新闻信”（ Newsletter ），全称为 Newsletter of the Diocesan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另起重新编期，出版频率也改为半年刊。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 1957 年下半年。该年 7 月，“简报”最终停办，结束其 50 余年的历史，所见最后一期为新编第13 期。

《华西教区简报》系英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简报，最初的编辑和印刷地点显示在英国的斯特劳德乔治大街（George Street，Stroud），不久之后搬至福克斯顿（Lathom Villas，Folkstone）。1930 年代，编辑和通讯地点较多时间都在伦敦特雷波维尔路（Trebovir Court，Trebovir Rd.）。1938 年后，变更为沃林顿伍德科特大道（Woodcote Avenue，Wallington），1951 年后迁至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阿什福德（North Street，Ashford，Kent）。

“简报”的核心内容由圣公会华西教区的传教士提供，但由于“简报”是在英国编印出版，因此这些材料只能通过信件的方式寄往伦敦，最终在伦敦进行编辑。受通信影响，来自华西教区的信函时常不能按时抵达，因此“简报”也时常不能按时出版。在较为稳定的时局下，“简报”基本上按季出版，每年四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版就明显受到影响。自 1940 年起，“简报”出版周期开始变得起伏不定，1943 年仅发行 3 期，最长发行间隔长达 6 个月。1951 年至1957 年则更改为半年期。尽管“简报”出版频率略有差次，但就整体而言，“简报”的出版却相当稳定，每年均有出版，并没有出现空缺。

由于“简报”大多内容源于传教工作的报告，在表达上并无明确规范，因此“简报”每期的篇幅并不固定，少则十几页，多则四五十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抬升也影响到“简报”的篇幅。例如 1943 年 1 月，由于纸张短缺和印刷邮资上涨的缘故，“简报”不得不进行改版调整，把封面去掉。第 154 期“简报”开篇《致读者》中就说道：“委员会经上次会议商议决定，我们必须在没有独特的封面的情况下，把简报的规模控制在 16 页以内；主题类型和排版也相应做出调整。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考虑，订阅卡也不会被印刷出来。” ^[5] 这期杂志篇幅只有 12 页。随后 5 月出版的第 155 期则仅有 8 页。可见，圣公会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这种情况直到战后才有所好转。1947 年 7 月后，“简报”不但新增了封面，而且不再对出版篇幅加以限制。

二、《华西教区简报》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份基督教性质的刊物，“简报”的目的主要是便于英国圣公会和教会捐赠者了解圣公会在华西教区的传教情况，并在圣公会系统中做内部的信息沟通和交流。“简报”基本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华西教区的传教士发回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二是在英国的编辑为寻求对华西教区的捐赠而例行组织活动的一些信息。从栏目设置上看，总体上主要以“会督书简”“会堂消息”“个人消息”“布道巡回秩序”“祷告会”“捐献致谢”等栏目最为常规。以 128 期为例，该期“简报”共 8 篇文章，分别为“会督书简”“中华圣公会川西教区会议”“会堂消息”“个人信息”“祷告日及礼物”“布道聚会”“布道巡回秩序”“感恩和祷告的特别主题”。所有的栏目中，“会督书简”“会堂消息”“个人消息”这几个栏目是“简报”最具特色的部分。当然，不同时期的“简报”也略有变化，一些时段也会刊载关于教区会议、专题性的教务讨论等方面的内容。下文兹就“会督书简”“会堂消息”“个人消息”三个栏目略作介绍。

“会督书简”顾名思义即会督发来的信件，这也是《华西教区简报》最重要、最稳定的栏目。该栏目自 1904 年创刊直到终刊，一直是“简报”核心、最具有特色的栏目。栏目主要刊载圣公会华西教区会督的信简，类似于各教区会督定期的教务报告和巡回见闻。最初华西教区只设一位会督，1935 年后划分为川东、川西两个教区，除增设会督外，还任命了多位副会督。每期“简报”都会刊载1~3 名会督的信函。这些信函都由圣公会华西教区会督整理、撰写，并邮寄给杂志的编辑。信函大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会督在教区的工作或者外出传道的见闻。会督在信函中谈及的话题十分丰富，涵盖教区的季度报告、布道情况、新建教堂的使用、基督学校的管理以及教区医院的日常运营等。不仅如此，信简中也多有对中国各地政治局势的相关描述。例如第 8 期的“简报”中刊载了 1906年 1 月盖士利会督所写的信，盖士利在信中描述了他携家人抵达上海的情形。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这种精神往往与排外情绪混杂在一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并非来自与外部世界不熟悉的儒生，而是来自中国教育程度更高、更先进的政党，他们的成员开始感到，他们现在可以摆脱迄今所依赖的外来援助。 ^[6] 第 121 期的“会督书简”则写道，“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几周前又一次引起了极大的焦虑，因为在中国新年期间，遂宁及附近其他地区遭遇军事袭击导致很多地方被毁。” ^[7] 不难看到，会督书简所描述的内容极为宽泛。这些来信不但反映了会督的理解、态度和观念，也通过来信影响到海外对中国的观察。然而，因海外信件邮寄历程较长，加之西南地处内陆通信多有不便，“会督书简”报道的“新闻”往往成为“旧闻”，一般存在 2 ~3 个月的时差。

“会堂消息”主要刊登教会在四川省各个县市所设传教点（station）的工作进展和人员变动情况。与《华西教会新闻》“各地消息”基本由驻地的传教士采写不同，“简报”的“会堂消息”除由驻地传教士所写外，还有很大部分实际上出于会督之手。会督定期会到各会堂巡回布道，这些“会堂消息”也会根据会督巡回布道的时间和路线依次报告。以 1936 年 4 月出版的 128 期“简报”为例（见图 2），左图“会堂消息”皆标记有第几天字样，各教堂报告顺序分别为保宁（Paoning，今阆中）、千佛场（Ts’ien-Fuh- Ch’ang）、新店子（Sintientsi），这与当期“巡回布道”（右图）的安排顺序基本一致。该期“会堂消息”即为宋诚之会督（Bishop Song）1935 年 11 月前往教区巡视后的见闻。 ^[8] 较之于“会督书简”的综合宏观、长篇纵论，“会堂消息”所刊教会工作则延伸到具体的传教区域，主要以各传教站点的消息为主。这类消息较为短小精练，多为教会内部的人事动态，和各地教会学校、医院、教堂的具体事务。例如关于千佛场的报告就称：“杨牧师（Pastor Iang）仍坚持在这里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很多鼓励，教友态度虔诚，最近有不少受洗”。 ^[9]

“个人消息”则是对华西教区传教士近期活动的说明，多是几句话的短消息，旨在说明传教士个人的动态。这部分消息主要是华西教区传教士的动态，但也不乏有英国方面的传教士动态，这表明该栏目具有双向沟通的功能。例如 1930 年10 月第 106 期“简报”就刊载了以下 6 条个人消息，显然是英国方面提供的信息。

威尔逊小姐（Miss A. G. Wilson）一行正航行驶向中国，她护送着 13 人的女同道，她们准备前往内地会服务。她们将在扬州语言学校学习后，再被送到东川教区。

T. E.本森牧师（Rev. T. E. Benson），E. M. 本森牧师（Rev. E. M. Benson）之子，他也是普雷斯顿万圣堂（All Saints'，Preston）的牧师，他于 9 月 11 日与另外五人同行前往中国。在进一步学习汉语后，他预计将前往四川，这个团体的另外两名成员伦纳德先生（Mr. Leonard Street）和西蒙兹先生（Mr. W. H. C.Simmonds）也将有望前往圣公会教区。

年底之前，C.T牧师（Rev. C. T.）、邓汉姆太太（Mrs. Denham）、杰克逊夫妇（Mr. and Mrs. C. B. Jackson）和他们的小女儿将启程重返中国。

我们听说R牧师（Rev. R）和巴齐尔太太（Mrs.）明年春天将休假。

埃文森牧师（Rev. A. Evans）在服务教区 40 年后，已经从中国的积极工作中退休了，九月底他仍在中国暂时承担教区的代表工作。

圣公会在茂州（Mowchow）服务的斯普雷克利夫妇（Mr. and Mrs. J. W.Spreckley）已于七月回家。斯普雷克利太太在沿江下行途中受伤，在重庆接受了一次严重的手术，但她康复得很好，希望不久她可以恢复如初。 ^[10]

除上述三个重要的栏目外，“简报”还有“布道巡回秩序”“捐献致谢”“祷告会”等栏目。“布道巡回秩序”属于教区常规的事务活动，系会督定期前往教区巡视的时间安排表（见图 2 右）。“捐献致谢”主要刊载当期捐赠者及捐赠数额列表及教区致谢。“祷告会”（Prayer Meetings）较为特别，它并非华西教区的祷告会，而是英国圣公会出于纪念、募捐的目的在英国圣公会各教堂专门为华西教区举行的祷告仪式。该栏目主要预告各教堂的活动时间、地点，以便有兴趣的教众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1947 年“简报”改版后，其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简报”不再囿于纯粹的事务报告，开始有意识地就传教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较深入分析，各种不同题材的文章在这一时期陆续刊登。这一时期“简报”的内容涉及医疗卫生、教会历史、基督文学、个人传记等多个领域，综合性明显增强，刊登栏目也更为灵活多变，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简报”。例如 1948 年 5 月出版的第 170 期“简报”就是一期“基督教文字”的专题。这期“简报”共有 12 篇文章，除“会督书简”“个人消息”等固定栏目外，有 7 篇文章都跟基督教的文字事业有关。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内陆与基督文学”“书籍饥荒”“张贴和小册子”“小册子的价值和用途”“教育文盲识字”“如何在商店销售基督教文学”“中国主日学校的教材”。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陆德礼（A. F. Lutley）在《书籍饥荒》一文中就反思书籍匮乏的问题，他指出华西地区神学生和神职人员书籍的匮乏，核心的问题在于“传教士的翻译不被中国人认同，但中国人的翻译又存在诸多错误”。他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传教士和中国大学一起翻译，但传教士又苦于工作繁忙并没有时间精力投入。 ^[11] 除了文字专题外，“简报”还曾就医疗、神学教育、教会事务等做过专题性的探讨。第 168 期“简报”刊载了医疗专题，文章包括“一些医疗工作的开端”“目前医疗工作的趋势”“巡回医疗的一般做法”“护士培训工作”“东川教区的南充医务室”“婴儿福利”“医疗工作的未来希望”，对教会医疗工作的发展现状以及医护人员的培训机制均有详细说明。 ^[12] 第 171 期“简报”则侧重基督神学教育，集中刊载了“重庆的神学培训”“成都的神学培训”“妇女培训”“主日学校教师培训班”“圣经学校”等文章。 ^[13] “简报”内容和题材的变化反映出华西教区的基督徒已经有意识地就传教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性地探讨，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事务报告。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并未持续太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来自中国内地的对外通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报告书写者变得谨慎克制，“简报”的内容再度变得单调起来。1951 年改版后的第 1 刊仅有 7 页篇幅，内容又复归简单的事务报告。

三、《华西教区简报》的史料价值

《华西教区简报》的发现为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四川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简报”的史料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简报”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简报”本身就是基督教文字事业的重要内容，是基督教文字事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简报”出版时间持续之长在近代基督教文字事业史上极为罕见。学术界一般认为《教务杂志》（ Chinese Recorders ）是近代以来创办时间最长的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创刊于 1867 年，1941 年底停刊，持续了 74 年。其次当推《华西教会新闻》，该刊从 1898 年创刊，1943 年停刊，持续了 45 年，它也被认为是近代西南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与这两份刊物相较，“简报”从1904 年创刊至 1957 年停刊，跨度长达 54 年，无疑在基督教文字事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另外，“简报”的制作过程独具特色，“简报”作者群体既包括海外传教士，也包括中国基督徒，他们以华西为共同的报道区域，在四川采写，最后邮寄至英国编辑出版。这种出版流程与学界所熟知的基督教在华编印出版的期刊杂志截然不同，形成了近代期刊出版史与文化传播史的一道“奇观”。就此而论，“简报”为基督教文字事业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样本，也扩充了中国新闻史或中国基督教出版史的研究边界。

“简报”还为基督教区域史、基督教人物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历史素材。基督教入华后，各差会为协作配合提高传教效率，避免传教过程中的矛盾和摩擦，曾对中国进行区域划分。譬如 1899 年华西传教大会就通过“睦谊协定”重新调整了各差会在华西的传教区域。基督教的活动都在特定空间中展开，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性的色彩，其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普世性”与“本地化”的内在冲突，因此基督教史的研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基督教区域史研究的集合。“简报”提供了圣公会华西教区这一特定区域基督教会的详尽活动，成为基督教区域史研究的典型样本。再者，“简报”中刊载了大量的会督书简，这些书简同样也是研究相关基督教人物、思想的重要材料。“简报”所收书简起至圣公会华西教区第一任会督盖士利，迄至建国初期第六任会督蔡复初，其间还包括大量副会督的书简。这批书简数量之庞大，内容之系统、完整，在已知的基督教史料中极为少见。可以肯定地指出，这批书简对于研究盖士利、莫如德、侯礼敦、宋诚之、古鹤龄、蔡复初等中外基督教人物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同时，由于长期性、持续性的特征，这批书简也是观察基督教与地方社会互动乃至探寻基督教思想发展脉络的绝佳文本。

（二）“简报”是圣公会在川活动最直观的历史见证

“简报”是圣公会华西教区向母会的直接报告，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圣公会华西教区在川活动的历史，是研究圣公会华西教区的必备材料。如果说《华西教会新闻》是一份反映西南地区基督教多个差传教会活动的刊物，那么“简报”则是专门针对圣公会在川的活动，并不涉及其他差会。“简报”共计 191 期，跨度五十余年，除 1904 年前圣公会在川初创之时并无记载外，持续见证了圣公会华西教区的发展全貌，可谓是圣公会华西教区的编年史。

“简报”出版的目的是供给圣公会内部交流，以便英国圣公会和教会捐赠者对该区域的传教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简报”的报告可谓事无巨细，极为详尽。“会督书简”保存了圣公会华西教区历任会督的通信，这些通信长达 50 余年，翔实地记录了华西教区教会领袖的观察、态度和行动，这些连续性的通信本身就构成一部编年史；“会堂消息”则较具体地展现了圣公会在川各教堂的教务状况，详细记载了教区各地的布道、医疗、教育等事务性报告，是研究圣公会华西传教活动的重要资料；“个人消息”则记载了传教士的个人活动，包含传教士个人的婚姻、生育、调动、休假、死亡等工作与生活动态，勾勒了在川传教士生动的生活图景，若结合《华西教会新闻》相关栏目参详对照，当可为华西地区传教士群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此外，“简报”对圣公会的内部组织、会议记录、教务发展、经济状况等各方面都有报告，甚至也不乏对圣公会华西教区历史的自我书写。例如 1905 年第5 期上，“简报”刊发了圣公会华西教区成立以来逐年的发展统计。 ^[14] 1924 年刊载的《遂宁教区报告》开篇就是“早年工作的回忆”，详细记载了圣公会进入遂宁开堂的经过。 ^[15] 1935 年至 1938 年，“简报”连续几年刊登了华西教区的年度资金报告。1947 年第 166 期起，“简报”三期连载了圣公会华西教区简史，这是最早关于圣公会华西教区历史的自我书写。 ^[16] 显然，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圣公会在川传播活动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简报”还刊载了大量华西教区的照片。笔者埋头检视这批材料时，这些照片每每于烦琐的文字叙述之中带来极大的视觉和情感冲击。“简报”从 1907 年 10 月起，至少到 1919 年年底（该期为 62 期，63-78 期已散佚不可见）的十余年间，基本上每期都配发各种照片。例如 1917 年第 56 期，简报配发了 3张关于“绵州（绵阳）寄宿学校”的照片，生动再现了当时教会中学学生旗操、修建操场以及体操活动的场景，并绘制了学校的地图。1919 年第 63 期“简报”刊登了保宁女信徒的照片，盖士利夫人（Mrs. Cassels）撰文就着照片逐一介绍了照片上的信徒，另一篇介绍保宁医院的文章则配发了新修的病房照片。作为阅读者，这些照片显然消解了读者对特定人物、时空的陌生感，拉近了与阅读对象间的距离。而作为研究者，这些照片生动记录了圣公会在川活动及近代四川的历史影像，留下了直观地理解过往的影像史料。

（三）“简报”是传教士对四川近代社会的他者观察

“简报”五十余年对四川近代社会持续的观察，本身就是一套视角独特的历史材料。传教士置身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必然与地方社会、区域文化产生紧密的互动。他们对“地方”的持续性观察是理解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简报”对西南地区政治发展提供了持续性的观察和富有意义的评论。例如在 1911 年 8 月、10 月的两封信中，盖士利会督描述了由于铁路路权的纷争引起的社会不安。 ^[17] 1918 年第 57 期“简报”则记载了“四川的内战”，盖士利在信中描述了四川境内川、滇、黔各军事势力混战的情形。 ^[18]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会督书简”中，侯礼敦会督（Bishop Holden）的通信生动地描述了工农红军进入四川的情形。1933 年至 1934 年，在川传教士曾因此三次部分地撤离。例如 1934 年 7 月的简报中，侯礼敦报告说，在宣汉的一些新教徒加入了红军。仪陇的教堂墙壁上写满了红军的标语。 ^[19] 侯礼敦描绘了川陕红军攻克宣汉、通江等地后给成都造成的巨大震动。 ^[20] 由于工农红军的迅速壮大，川陕苏区的红军大致从 8000 人增加到大约 7 万人，侯礼敦甚至怀疑这些人是苏联直接或间接提供的。 ^[21]

另一方面，中央红军 1934 年从江西瑞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 1 月底渡赤水进入川南，随后转战四川 10 个市（州）。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侯礼敦会督也对中央红军的动向有适当的关注。1935 年 4 月出版的“简报”中，“会督书简”刊载了侯礼敦对此的观察和评论。直到 1935 年底，侯礼敦的信函中都不断报告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央红军的观察。除会督的来信外，其他派驻各地的传教士也有类似报告。1935 年 7 月的“简报”就刊载《红军经过后的保宁》一文，对红军经过后地方社会的反应作了直接的描述。由于红军的到来往往会有征用教堂等革命活动，所以这些观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偏见的评价，甚至不乏道听途说的色彩。当然透过这些材料，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共产党褒贬不一的评价也反映出基督教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看待中国政治局势的不同态度。这些观察、言说无疑都构成理解特定时代下社会环境的重要材料，诚有陈寅恪所谓“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样可贵” 的价值。

随着战争的推进，西部地区青年学生的抗争热情也被观察记录下来。“直到最近，政府还坚持认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正确的态度是继续学习而不是参军。……上周有中学生示威游行，一些学生认为应该多一点言论自由少一点束缚……大学生也受到影响，但他们试图通过理性来解释问题而不是像中学生那样。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昨天一个基督学生跑来说一群学生志愿者即将离开去参军”。 ^[22] 1945 年 5 月“简报”所留存下来的关于成都校园情景的写照成为华西地区战时社会变迁的重要见证。

此外，“简报”还有部分文章对四川地区的社会、民俗有所记载和刻画。例如 1924 年第 79 期“简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婚礼》的文章，宣称是专门给青年读者写作的。文章讲述了当地教会收养的一位叫“恩典”（En Day）的女孩子的婚礼，对下聘、订婚、准备嫁妆到最后的结婚仪式都做了详尽介绍。作者不仅亲身参与了这场中国式婚礼，还拍摄了婚礼新人照片，生动地描绘了这场充满传统仪式感的典礼。 ^[23]

四、结语

作为一份纯粹的内部宗教刊物，《华西教区简报》显然有其局限。譬如它的内容主要以圣公会华西教区为主，“简报”解读、理解社会的视角和眼光都受到自身立场的左右与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份“简报”在基督教史研究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持续性地记录了圣公会华西教区的发展变迁历史，是研究圣公会在川传播史不可或缺的绝佳材料。再者，“简报”历时 54 年之久。如果将这份“简报”纳入中国新闻报刊史的序列，那么它还将改写近代西南报刊史的出版记录，超越《华西教会新闻》成为西南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简报”时跨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段，对近代以来四川社会生活有着独特的观察和理解。这种超长的“他者”视角，持续性地对区域社会的关注与书写，无疑也使得“简报”可能成为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宝藏。综上所言，《华西教区简报》是一份有重要价值的珍贵史料，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诚望这份新发现的材料有益于四川基督教史的研究，这也是笔者介绍此刊的初衷。

（原刊于《宗教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

[1] Editorial Not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1（108）：30.

[2] Editorial Not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7（132）：28.

[3]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7（132）：33.

[4] Editorial Not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7（132）：28.

[5] Editor’s Note［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1943（154）：1.

[6] The Bishop’s page［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1906（8）：1.

[7] The Bishop’s Letter［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1934（121）：5.

[8] Station Not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1936（128）：12.

[9] Station Not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1936（128）：10.

[10] Personal Not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of Western China ，1930（106）：37.

[11] A. F. Lutley. A Famine of Book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1948（170）：10.

[12]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1947（168）.

[13]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1948（171）.

[14] Comparative Statistics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Diocese［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05（5）：13.

[15] Rev. Arthur Polhill. One of the Parishes in the Diocese-Suiting［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24（79）：28.

[16] History of the West China Dioceses［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1947（166）：3-6 ;1947（167）：4-7；1947（168）：3-9.

[17] The Bishop’s Letter［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期号不详，写信时间分别为1911 年 8 月、10 月.

[18] The Bishop.Civil War in Szechwan［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18（57）：2.

[19] The Bishop’s Letter［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4（122）：6.

[20] The Bishop’s Letterr［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5（123）：2-3.

[21] The Bishop’s Letterr［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35（123）：8.

[22] Letter from Rev.D.N.Sarget［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for Western China ，1945（161）：8.

[23] E. H. Allibone. A Chinese Wedding［J］. The Bulletin of the Diocese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hina ，1924（79）：31-36. n6hSHckVf3l8kTcTcsjiz7o1hYWptje+JwOQKuLptWi6iuRormJyI6P2VaIaPb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