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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教会新闻》（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作为西南地区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份刊物发行量较小，在国内收藏甚少。该刊的稀缺及不广的收藏，使得学术界对刊物的研究相对有限，一些既有的只言片语的论述往往也多有讹误。近些年来，随着史料的发现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学术界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份刊物非同凡响的价值。
为论述方便，有必要先对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的名称作简单说明。该刊是一份英文刊物，在刊物的封面上，创刊号作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但在 1899 年 1 月 23 日，华西差会顾问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的定名是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笔者所见最早的一份纸本，1900 年出版的第 2卷第 7 期，封面已改作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此后直至终刊，该名称一直未有变化，名称的始终如一反映出这份刊物办刊宗旨较为明确一致，刊物的编辑出版过程也相对稳定。至于这份刊物的中文名称，学界有不同的称法，概而言之，主要有《华西教会新闻》《华西传教新闻》《华西教会月报》等。这份刊物因以英文出版，主要又是给传教士看的，故而刊物本身并没有对应的中文名称，上述几种称呼都是研究者为研究、论述的方便，直接从英文名称翻译过来的，可以说都是可行的。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华西教会新闻》这一称法最为普遍。
《华西教会新闻》于 1899 年 2 月在重庆创刊出版，第一任主编是陶维新夫人（Mrs. R. J. Davidson）。该刊是基督新教在西南地区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也是近代以来在四川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刊物。《华西教会新闻》共出版 45 年，于1943 年底停刊，是基督教在四川创办的最重要、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刊物。就整个近代四川新闻出版史而言，该刊的出版年份亦属最长。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如火如荼，基督教亦追随其步伐广传“福音”。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基督教凭借不平等条约向内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大量涌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四川，始于 1866 年，该年伦敦会杨格菲（Griffith John）与英国圣书公会伟烈亚力（AIexander Wylie）游历四川。1877 年，内地会的麦嘉底牧师（John McCarthy）在重庆建立了基督新教第一个福音传教点。此后的十余年，各差会相继来川，各自建有自己的传教站。到 19 世纪末，基督教差会在西南地区已是“派系林立”，数量甚众。
基督教在华西的各差会为避免传教领域的重叠和传教力量的分散，乃决定联合布道、协作共进。1899 年 1 月，基督教在华西的各差会在重庆召开首次宣教师大会，共有 72 位传教士与 4 位来访者与会。此次大会通过《睦谊协定》，对各差会的传教区域进行了明确划分，决定各差会在事业方面相互协作，并专门成立华西差会顾问部（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Advisory Board），负责协调各差会间的关系。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圣公会何诗白牧师（J. H. Horsburgh）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圣公会如何利用通函（circular letter）加强圣公会内部传教士之间的联系，这给与会传教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与会传教士迫切感到华西的各差会也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媒介来协调各差会之间的关系以增强合作。 [1]
大会讨论并决定为传教士们出版一份新闻通讯类的杂志，陶维新夫人被指定负责这份杂志的编辑和发行。 [2] 大会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像圣公会那样通过传教士游历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因此决定寻找一个中心和负责人接收来自各个传教站的信息，再把收集的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最后以邮寄的方式分发出去。 [3] 杂志的具体工作交由华西差会顾问部负责，杂志的名称和定价由华西差会顾问部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 [4]
1899 年 1 月 23 日，华西差会顾问部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专门对刊物的出版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议定将这份刊物定名为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同时还规定刊物售价为每年 0.5 两白银。 [5] 重庆被选定为杂志的出版中心，陶维新夫人被任命为主编。此外还任命了各地传教站的编辑和通信者，他们负责给《华西教会新闻》提供当地的“新闻”。 [6] 1899 年 2 月，《华西教会新闻》在重庆出版第 1 期。该期共 16 页，包括 10 页正文和 6 页增刊，为手写本。
1900 年，因义和团运动和四川境内不断发生教案，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教活动遇到很大危机，大批传教士被迫撤至东部沿海城市。1900 年 8 月，《华西教会新闻》延期出版至第 2 卷第 7 期后，迁往上海，编务通讯地址暂设上海昆山路34a（34a Quinsan Road，Shanghai）。 [7] 《华西教会新闻》在上海属临时出版，出版的具体期数不详。然而在 1901 年所出第 3 卷 1、2 期合刊封面上，已有“Published at Chungking-West China”字样，这表明在上海出版的时间不超过半年。在 1901年年初，该刊已迁返重庆继续出版。 [8] 《华西教会新闻》迁返重庆后，共在重庆出版 6 卷，卷期从第 3 卷至第 8 卷。1907 年 1 月，《华西教会新闻》由重庆迁至成都出版，卷期续前，为第 9 卷第 1 期。此后直至停刊的 37 年间，该刊一直在成都出版，未有任何迁转。
《华西教会新闻》早期的印刷情况不甚清楚，唯知最早的几期系手写本。然据 1900 年第 2 卷第 7 期来看，此时已改为 16 开铅印，可见初期手写草创的困难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教会方面对该刊的出版甚为重视。自 1904 年起，《华西教会新闻》由重庆的龙门浩书社（The Lung Men Hao Press）负责印刷。1905 年，龙门浩书社与广益公司（音译，Kuang I Publishing Co.）合并为华英出版公司（The Chinese & English Publishing Co.）。从是年 6 月起，《华西教会新闻》也改由华英出版公司负责印刷。1907 年 1 月，《华西教会新闻》从重庆迁至成都出版，此后一直交由基督教在西部地区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华英书局（The CanadianMission Press）承印。 [9]
《华西教会新闻》是针对传教士而办的，并没有打算面向中国的阅读人群，因此它的发行量并不高。刊物最高发行量在 450 册左右，通常维持在 400 册左右。1903 年，杂志发行量为 222 册，1904 年为 230 册。 [10] 1914 年，《华西教会新闻》的发行量达到 400 册，不过，这一数量到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仍不见增长，每月的出版量仍基本保持在 450 册以内。在读者的分布方面，海外和国内的读者数量大体各占一半。以 1937 年为例，确切的订购人数是 424 人，中国各地订户为 195 人，占总订购人数的 46%，美国、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地的订户为 229 人，占总订购人数的 54%。 [11] 考虑到在川各差会及下属各主要传教站都会订阅，因此，国内的销售份额几乎全由传教士占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大化，中国与海外的沟通日渐困难，传教士所需的图书与文化用品无法从海外输入，在华传教士与国外教会的联系被切断，《华西教会新闻》损失了为数众多的海外订购者，国外捐赠也因此中断，经营状况备受影响。在此情况下，《华西教会新闻》仍坚持出版，在加强各教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信息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日益恶化，各教会的经济状况也渐入窘境，《华西教会新闻》最终无力承担印刷与纸张的巨额费用，被迫于 1943 年年底停刊。在最后一期，编辑部这样写道：“曾经打算本年出版 3 期，但事实证明这已不可能。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带着深深的遗憾决定：在财政状况好转或者得到专项补助前，当前除了暂停出版外已经别无他选。因此，本期将是无确定时期的最后一期。” [12]
《华西教会新闻》最初由华西差会顾问部负责，后来华西差会顾问部下设出版委员会，改由出版委员会具体负责《华西教会新闻》的出版工作。《华西差会顾问部细则》规定出版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两人应该分别是杂志的主编和经理。委员会负责所有与《华西教会新闻》相关的出版事宜，重大事宜则与华西差会顾问部下设的当地分部（共设成都、重庆、云南、贵州四个分部）协商决定。 [13] 1937 年 9 月 24 日，华西差会顾问部执行委员会决定终止差会顾问部的运作，由各差会各任命一名代表组成新的《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Publication Committee）负责《华西教会新闻》的出版工作。 [14] 就《华西教会新闻》来看，该刊 1938 年 3 月号封面仍写明由差会顾问部负责出版，是年第 4 期起则改由《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出版。由此至停刊，该刊的出版工作一直由出版委员会负责。
《华西教会新闻》组织系统图
1901 年 1 月 8 日，华西差会顾问部出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华西教会新闻》的具体工作分为出版、管理与编辑三个部门，以减轻编辑的负担，让他们能各司其职、办好刊物。出版委员会议定，由陶维持先生（Mr. A.Warburton Davidson）负责出版工作，希斯洛普（Mr. Hyslop）负责商业管理，陶维新夫人除继续担任主编外，还要招揽各地编辑（sub-editors），负责编辑部总体工作。 [15] 随着《华西教会新闻》出版步入正轨，刊物的内容愈为丰富，文章品质和数量都有明显的提升，这对刊物的编辑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909 年 5 月，因编辑部工作需要，编辑部添设了教育、文学、新闻、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五个专职编辑。第一届专职编辑分别为新闻编辑倪维新（J. Neave）、教育编辑客士伦（C.R. Carscallen）、文学编辑斐焕章（J. Vale）、青年工作编辑唐彼美（C. E.Tompkins）和妇女工作编辑惠爱真（Miss. G. E. Wells）。 [16]
尽管杂志添设了五位专职编辑，但专职编辑并不能代替撰稿作者成为杂志的信息来源。《华西教会新闻》的时事消息大部分都依赖该杂志在各传教站的编辑（sub-editors）和通讯记者（correspondents）采写。杂志委任了各传教站（stations）的传教士担任外地编辑和通讯记者。1901 年第 7、8 期合刊上，编辑部即公布了各地的编辑共 19 人。 [17] 1906 年 9 月，《华西教会新闻》公布的各地编辑名单共有 26 人，遍及华西 26 个传教点，其中 24 人都在四川。编辑人数以内地会为最多，共 14 人。 [18]
《华西教会新闻》作为教会内部的英文刊物，主编和经理等重要职务都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只有杨少荃等少数中国基督徒参与了编辑。从 1899 年 2 月第 1号出版至 1943 年底停刊，先后有 10 人担任《华西教会新闻》主编，其中周忠信（Dr. J. Taylor）担任过 4 次，杜焕然（J. L. Stewart）担任过 2 次。主编主要负责文字编撰及其他各项交流活动，经理则主要负责杂志的经济收支、征订、资金捐赠、广告刊发等事宜。在杂志 45 年的历史中，共有 15 人担任过杂志的经理，较突出的有海国禄（A. H. Broomhall）、傅文博（G. M. Frank）、孙秀英（Miss Adelaide Harrison）等人，其详细情况如下表：
《华西教会新闻》历任主编、经理（1899—1943）
3. 1901 年 3 月，毕启（J. Beech）在上海担任过临时主编。
4. 霍德进虽被选为主编，但要到 1910 年 1 月才能加入工作。因此 1909 年 5 月至 12 月缺主编。启尔德离任前已经编好 5 月刊。1910 年 1 月，霍德进担任主编，2 月即卸任，可谓该刊历史上实际任职最短的正式主编。
续表
《华西教会新闻》从创办之初就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刊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杂志的订购费用。《华西教会新闻》的发行量不大，刊物订购数量长期稳定在 400 册左右。这大约 400 册的订购费用是《华西教会新闻》资金最重要的来源。第二，广告收入。广告收入构成《华西教会新闻》另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以抗战中的 1936 年为例，杂志全年收入为 1060.73 鹰元，其中杂志订购费用为 699.13 鹰元，广告收入为 260.50 鹰元。两项收益约占全年总收入的 90.5%，成为《华西教会新闻》主要的经济来源 [19] 。此外，教会捐助也是《华西教会新闻》收入的一个来源。《华西教会新闻》不时得到部分传教士个人及教会团体的捐赠。在困难时期，编辑经常发出请求捐助的呼吁。不过，这样的捐助数量相对有限，并无法从根本上保障杂志的常规运作。总的来看，《华西教会新闻》经济状况并不富裕，资金来源也相对有限，杂志甚至还要寄希望于个人或团体的无偿捐助以协助出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西教会新闻》未来的命运。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印刷、纸张、工作人员的费用日益攀高。1937 年 2 月期的《华西教会新闻》，共 40 页，印刷出版费用为71.80 元。1941 年 2 月出刊的 1、2 期合刊，共 52 页，印刷出版费用高达 452 元。再到 1941 年 10 月出刊的 9、10 期合刊，共 54 页，费用又增长一倍多，达 992 元。 [20] 1941 年 3 月 24 日到 3 月 26 日，仅仅在三天之内，成都生活费用的平均指数就从 1012 元增至 1449 元。 [21] 《华西教会新闻》面对如此规模的通货膨胀，显得办法不多，力量不足。尽管编辑部一再坚持出版，但最终不得不于 1943 年底停刊。
华西基督教差会创办《华西教会新闻》的主要目的是为交流信息和加强合作，这决定了《华西教会新闻》自其筹备之日起就是一份“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传教士圈内的刊物。杂志创办初始，编辑们就选择了基督教教父圣·奥古斯丁的箴言“基于要事，统一；基于非要事，自由；基于所有事，仁爱”，作为杂志的基本原则。 [22]
1899 年 2 月，《华西教会新闻》创刊号的社论表述了其最初的宗旨：“要是没有各地助理编辑们系统、积极的说明，我们的刊物将会失败，因为它是为了‘来自华西所有差会的信息的流通’——而在有效的相互协作下，将会出现最愉快的工作前景：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差会的所有同工互惠的‘紧密团结’，以增加富有同情的理解和‘领悟性’的祈祷。当我们发布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是在写信给‘弟兄们’‘肢体’‘同工’；当我们阅读它们的时候，我们要培养共同的理念并祈祷避免批评的或评判的精神。” [23] 首任主编陶维新夫人指出：“《华西教会新闻》是华西三省传教士的声音，只有依靠大家共同维持才能成功。呼吁地方编辑、普通读者就任何有用的或对传教士来说有趣的文章投稿，才能使《新闻》成为传教士进步的真正记录、思想交流的管道。” [24] 第三任主编启尔德则说：“为什么要等到八到十年召开一次的传教大会才来交流思想和经验呢？唾手可得的《华西教会新闻》就是我们的平台。” [25] 《华西教会新闻》早期所有的言论都表明，杂志出版的目的旨在为华西地区传教士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促进华西各差会的紧密协作。1905 年，在致全体订阅者的信中，《华西教会新闻》更是明确阐明杂志的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华西传教士爱与同情的紧密结合，从而让传教士们感到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或松散的小团体，而是为“中华归主”而奋斗的统一体。 [26]
创刊伊始，《华西教会新闻》秉持的办刊宗旨就相当明确，在该刊出版的45 年历史中，该刊的办刊宗旨虽偶有调整，但其基调却一以贯之，基本上没有变化。启尔德总结刊物“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特点可谓贯穿始终。这一点从作者群体及讨论主题上也可以清楚看到。作为华西基督教差会的“喉舌”，加之又是一份纯英文出版物，刊物文章大多出于西人手笔，华人文字寥若晨星。
早期的杂志中，仅刊载过一位陈姓中国人（Ch’en Chang-sin）的通信，那还是因为该期出版时传教士大部分都从四川撤离，杂志为了解内地情况的无奈之举。
[27]
有学者作过统计，《华西教会新闻》出版的 45 年中，共有约 90位中国人士在刊物中发表各类地方消息、通知、报告、诗歌、散文、专论等文章约 140 篇。在 1919 年前，华人发表的文字不超过 20 篇，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华人撰写的文章才逐步增加。这些中国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会领袖，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基督教工作经验，关键是能用英文写作。一些较有名望的教会领袖如吴耀宗、刘廷芳、张伯怀、韦卓民、赵紫宸、张雪岩、孙恩三、刘龄九、沈子高、张凌高、方叔轩、顾子仁、蔡咏春、杨少荃、王俊贤、费宗之等都曾在刊物发表文章。尽管华人在刊物上有所发声，然而较之《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全部文章而言，华人作者的声音无疑极为微弱，刊物仍旧把持在传教士手中。而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华人作者，文章讨论的议题显然都是以“传教”为中心展开的。
《华西教会新闻》长期秉持的以“传教士”为核心的办刊宗旨虽然有利于刊物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刊物变得相对封闭而保守。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刊物上表现得极为明显。1929 年 1 月，何体道担任《华西教会新闻》主编，他上任后试图对刊物的办刊方针做出大胆改革。他在担任主编后发行的第 2 期《华西教会新闻》中，即 1929 年的 2 月刊中，第一次以刊物主编的身份在社论中明确地宣告了他带领下《华西教会新闻》的组稿方针：“我们的政策是为对宣教工作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有可能通过阅读了解任何一位——无论中外、激进或保守——撰稿者的观点。” [28] 何体道的意图是使刊物变得更开放，然而他的做法挑战了刊物的原有宗旨，因而遭到了部分传教士的强烈质疑。有的传教士对刊物邀请中国作者撰稿的思路质疑，他们声称既然刊物的名称为“传教士”（missionary），那就是为传教士团体而办的刊物，中国人无权对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传教成效指手画脚。 [29] 尽管何体道随后对这种论调进行了驳斥，并坚持相对开放的办刊理念，鼓励刊登不同意见、不同来源的稿件，然而不难看到《华西教会新闻》从创办伊始即坚持的办刊宗旨将刊物局限在了“传教士”的小圈子里，哪怕是偶尔、局部的变化都可能遭遇巨大阻力，以致刊物的性质、风格、特点长期沿续，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随着近代中国时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基督教徒的日益增多，《华西教会新闻》是继续代表传教士、停留在封闭的小圈子，还是代表整个华西教区，正视中国基督徒的成长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37 年 9 月 24 日，华西差会顾问部执行委员会决定终止差会顾问部的运作，改由各差会各任命一名代表组成新的《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1938 年 3 月 21 日，在新的出版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就提出杂志风格应该更加中国化，希望得到中国基督徒的合作，使刊物能够代表整个教会而非只是传教士团体。 [30] 《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委员会的这种意图反映出《华西教会新闻》对传统的“为了华西传教士，由华西传教士所办”的这一既定办刊宗旨的反思，透露出杂志企望朝向“为华西教会”转变。同年 11 月，新闻出版委员会再度召开会议，委员会提出建议将杂志刊名改为《华西基督教新闻》（ The West China Christian News ），虽是从Missionary到Christian的一词之易，却反映了委员会希望刊物能涵盖更为宽泛的内容，代表整个华西基督教而非仅是传教士小团体。 [31] 上述的意见都显示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华西教会新闻》不应故步自封，仅仅作为传教士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而应该肩负起整个华西基督教会沟通、交流的重任，这就要求《华西教会新闻》从传统专为“传教士”服务转向为包括中国信徒在内的整个华西基督教会服务。尽管杂志的管理机构已注意到杂志有变革的必要，不过就实际来看，杂志名称最后还是没有改变。在刊物的最后几年，杂志虽努力更为开放，也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但由于语言的障碍，杂志的读者群体始终还是曲高和寡的“小众”，而不可能真正面向中国“大众”。
纵观刊物 45 年的创办历程，《华西教会新闻》“互通生气、加强协作”的办刊宗旨及“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办刊特点未曾出现明显的变化，这虽然有利于杂志内容与风格的稳定、连续，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局限了杂志的发展，导致了杂志长期封闭在传教士的小圈子之中，未对其时的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华西教会新闻》出版历史较长，出版期数众多，为更好地展现杂志的编排设置与主要内容，下面以 1899 年 2 月创刊号及其后每十年第 1 期（1909 年第 1 期、1919 年第 1 期、1929 年第 1 期、1939 年第 1 期）为样本，对各期刊载的具体内容略加介绍，以望能管中窥豹，让读者对该刊的基本样态及主要内容有大致了解。
1899 年 2 月出版的创刊号登载的内容有：社论，华西传教士大会报告，华西顾问部记录，外国儿童学校（消息），重庆新闻。在正刊之后，还附有一个长达 6 页的增刊，记载了首届华西传教士大会对传教领域的划分与协作的决议。
1909 年第 1 期的内容：类似社论的编者前言、加拿大信徒传教运动、美以美教区会议、华西圣教书局月会、诗歌箴言：“文”的国度、展望与回顾、邮政式罗马拼音法、昭通传教站新闻、成都传教站新闻、摘要、协合中学工作、要闻节选、出生启事。
1919 年第 1 期刊载文章：社论、华西圣教书局、华西圣教书局的组织结构、早期的小册子发行、书册发行成果、“在水边播种”、医院布道的小册子、布道与小册子、书局将来的展望、成都会议对华西圣教书局的意义、至理名言、布道消息、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荣县的妇女布道工作、富顺的妇女布道工作、重庆消息、感恩节、医务人员的请求、为公众利益、通信、建筑消息、医学论文、流感的疗法、出生启事。
1929 年第 1 期内容如下，社论、巨人的工作、我的杯子：你能喝吗？川东之行、华西差会顾问部、何谓进步？附注、重庆新闻、出生启事、华西边疆研究会计划、罗泉井教会：困难时期的发展。
1939 年第 1 期文章目次如下，马德拉斯来电、一条教义、信仰宣言、进入新的一年、诗歌：生命的长河、布道试验、侯礼敦主教、杨少荃、成都的工厂、满足需要？一封来信、义务祷告、昆明成为“难民城”、重庆新闻、“但这就是永生”、书会新成员、大学博物馆、黑门、下江新闻、华西教会新闻、上海给马德拉斯的建议、成都市区新闻。
从编排设置上看，《华西教会新闻》各期并没有明确固定的栏目划分，但每期杂志在编排上的大致分类还是有迹可寻的。例如创刊号有的“社论”和“新闻”，在其后的每一期基本上都会出现，成为相对固定的栏目。从整个编辑的体例来看，杂志基本上遵循社论、纪要、专文、各地新闻、通信、杂录（分类名称为笔者所加）这样的大致体例进行编排以让杂志显得较为规范、连续。笔者根据对该刊的阅读，对杂志刊载内容进行了大致分类，介绍如下：
社论：主要是杂志编辑部对差会、杂志及其他重要的事件所作评论、发表意见，或对该期杂志涉及的重要文章加以介绍。该栏目是杂志较常规的栏目，杂志通常会以“社论”为名编排一组文章作为开篇。
纪要：主要刊载华西差会顾问部、华西基督教各差会、各基督教团体的各类会议、报告、会议纪要、参会印象、会议评论等。此类文章如华西传教士大会报告、华西顾问部记录、中华圣公会新闻、云南的加拿大卫理公会、成都会议的印象、会议详情等。
专文：传教士对各类问题的分析、评论、研究。如发生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惨剧、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万县方言、泸州的洪灾、早期的中国传教事业、成都的社会环境和工业环境等文章都属此类。
各地新闻：杂志基本上每期都会以一定的篇幅刊载来自各地的新闻，这些消息按地点排列为一组文章，基本都被安排在专论文章之后、读者通信之前。例如第 19 卷第 7 期的 News Notes 就刊载有来自西藏、叙府（今四川宜宾）、重庆、铜梁等地的消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刊载的新闻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万县等大中城市，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张，各县镇的消息也有所报道。
通信：该类信息通常被编排在各地新闻之后，旨在让读者透过信件了解各地情况、交流思想。与各地新闻相较，该类报告主要以“通信”的形式出现，内容不仅有各地见闻，还包括传教士对杂志办理、传教方针、时事问题等的交流和讨论。
杂录：主要是传教士个人的一些启事、通告等，包括出生启事、讣告、婚礼、休假等信息，通常安排在杂志的末尾。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仅是笔者对杂志刊载内容进行的大致划分，事实上，每期杂志并不严格按这种分类编辑，即使一些常规设置的栏目，也并非每期固定不变。例如最后一期就没有社论。但若将几十年的杂志作纵向比对，则不难发现，上述分类与杂志内在的编排逻辑基本上还是吻合的。
再从杂志刊登的内容上看，作为基督教华西顾问部的机关刊物，《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基督教在华西各差会的传教信息。《华西教会新闻》是基督教在华西各差会为协调传教力量、加强事业协作而创办的沟通与交流平台，这决定了杂志是华西基督教各差会共同的财产。“差会联合创办”的特点使得《华西教会新闻》能以较平等、包容的态度代表各不同差传团体的利益。《华西教会新闻》对华西地区各差会的会议计划、安排、事业都有报道，堪称是华西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全书”。刊物内容既包括华西各差会传教布道的会议、决策、方案、报告，又包括各传教团体及传教士在华西兴办教育、设立医院、推进宗教文字出版、从事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与详细活动，完全体现出“由传教士所写、为了传教士、关于传教士”的特征。例如创刊号所载华西传教士大会报告、华西顾问部记录，1909 年第 1 期所载美以美教区会议、华西圣教书局月会，1919 年第 1 期关于华西圣教书局的系列文章都属于此类。这些与传教活动直接相关的文章在刊物上比例最大，构成了杂志的主体，这也决定了《华西教会新闻》是一份地道的宗教刊物。
除上述与传教活动密切相关的文章外，《华西教会新闻》也有部分文章涉及中国西部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及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在整个杂志中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但总数不少。仅以 1916 年的杂志为例，涉及四川地区的社会风俗、人文地理的文章大致就有《成都的社会环境和工业环境》（18卷 2 期）、《四川的桐油树》（18 卷 2 期）、《成都城墙的历史》（18 卷 9 期）、《四川的史前石器》（18 卷 9 期）等篇。此外，杂志还刊载了一些传教士对西藏、贵州和云南等地的考察报告。1901 年的第 1、2 期合刊中就刊载有名为《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一文，对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11 年 1 月，内地会茂尔夫妇（John R. Muir）在其《漫游西藏边境》的文章中则对该地区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地理测量。斐焕章对“占卜、算命和巫术”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加拿大传教士穆里儒（W. J. Mortimore）讨论了《中国的丧葬风俗》（17 卷 4 期）。类似的文章还有《苗族的季会》（19 卷 1 期）、《川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人民》（19 卷 2 期）、《中国西部的风土人情》（19 卷 5、7 期）等。有学者进行过初步的统计，《华西教会新闻》所刊论述西藏的文章不下 40 篇，内容涉及西藏政治、地理、宗教、民俗、妇女、建筑、疾病、藏文献、差传工作等方面，当属新教传教士对西藏较早期的初步认识，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华西教会新闻》作为近代四川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记录了近代以来传教士在华西地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较完整地保存了西方传教士对西南地区的观察和认识，其价值无疑非常重要。以笔者陋见，《华西教会新闻》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华西教会新闻》是研究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传播史、研究近代西南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载体。
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内陆，近代以来，与外部世界接触沟通相对有限。西南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教士作为中间人来完成的。无论是获得世界和平奖章的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还是在博物学界享有盛誉的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以及开创中国牙科事业的林则博士（Ashley W.Lindsay），他们都拥有华西传教士这个共同的身份。《华西教会新闻》这一记录华西传教士事业、活动、生活轨迹的重要文献，无疑是研究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传播史、近代西南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最直接、最核心的第一手资料。
《华西教会新闻》作为华西差会顾问部的机关刊物，是华西地区基督教差传工作的权威指南和时代见证。1906 年 5 月，华西差会顾问部年会决议将《华西教会新闻》作为华西顾问部的机关刊物。 [32] 此后，《华西教会新闻》协调各差会之间利益及加强各差会相互协作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条件下，《华西教会新闻》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发布决议、传递消息的作用，华西地区的传教差会几乎都将《华西教会新闻》作为重要材料置于案头。作为时代的见证，《华西教会新闻》致力于刊载华西各基督教差会的各项事业以促进相互协作。杂志主编启尔德将杂志的内容概括说：“我们的杂志首先是一份报纸，我们想获得华西（四川、云南、贵州）各个传教站的信息。当然，我们想得到的信息是传教士的信息，由传教士为传教士写的关于传教士的，特别是关于传教方法和传教工作的信息。” [33] 确如启尔德所言，刊物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与传教士相关联。刊物不仅刊载了华西各差会的报告、决议、消息，而且报道了各传教团体在川兴办教育、设立医院、推进文字出版、从事社会救济等事业。这些文章内容丰富、范围宽泛、报道详细，勾勒了近代以来传教士在西南地区生动、细致的活动画卷，弥补了中文世界中相关材料不足的缺憾。
作为传教士之间“互通声气、加强协作”的英文刊物，本刊明确以传教士为阅读对象，这虽然致使杂志封闭在传教士的小群体之中，然而语言的相对“垄断”以及刊物内部交流的性质却又增强了刊物的史料价值。就负责编辑刊物的传教士而言，他们多多少少是本着保留档案、记载历史的心态来面对这项工作的。当时编辑部在给华西差会顾问部的报告中就自信地说：“在将来，一些勤奋而执著的历史研究者势必通过《华西教会新闻》获得华西教区基督教发展的原始材料。” [34] 编辑们在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严谨的态度无疑给后世治史研究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毫不夸张地说，《华西教会新闻》是今天我们了解、研究传教士在西南地区活动的大百科全书。如果在研究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传播史、西南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回避或忽视了《华西教会新闻》，这将是莫大的遗憾。
附带说一句，20 世纪 40 年代燕京大学新闻系古廷昌曾发表“ The Protestant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其时中文译为“中国基督教抗罗系出版之期刊的研究”），对基督新教出版的期刊作详尽的调查与统计。古氏说其时基督教在华出版时间最久的期刊首推《教务杂志》（ Chinese Recorder ），而次之的，即为《华西教会新闻》 [35] 。由此，也可以看出《华西教会新闻》在基督教传播史及出版史上的地位。
第二，《华西教会新闻》为研究西南边疆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回顾西南边疆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近代西南边疆研究乃是由西方学者发其端绪。对于传教士在早期西南边疆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学术界已有不少的论述。民国边疆史学家徐益棠回顾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时就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
传教士在早期西南边疆研究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在早期由外国研究者主导的西南边疆研究中，传教士学者往往身兼“学者”与“传教”的双重身份，在实际活动中，他们也多是传教兼及科学考察。而在近代传教士对西南边疆的学术研究进程中，《华西教会新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华西教会新闻》的内容虽以传教事业为主，但也刊载了大量关于西南边疆的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传教士对中国西南最直观的认识，从别样的层面展现了传教士对西南边疆的印象和情感，映射出传教士在认识西部中国的过程中所持有的立场、态度和逻辑。这些文章中不少是后来在西方较有影响的汉学家、博物学家早期的研究成果，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比如葛维汉博士在杂志上就陆续发表了《四川省的宗教状况》（30 卷 6 期）、《世界屋脊之行》（32 卷 12 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35 卷 1 期）、《川苗之行》（38 卷 10 期）、《羌族的宗教》（44 卷 3、4 合期）等文章，对西部地区的宗教及民族风俗有详细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博物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叶长青（H. Edgar），则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康藏地区的见闻、介绍、研究，包括《人类崇拜：佛和菩萨》（25卷 4 期）、《藏区尼庵和觉姆》（31 卷 12 期）、《西藏的土匪》（32 卷 1 期）、《理塘之行》（35 卷 4 期）、《喇嘛教》（39 卷 5 期）等，这些文章通过《华西教会新闻》这个平台，不仅引起了在华传教士的关注，也将神秘的康藏介绍给了西方，引起了西方读者对西南边疆的兴趣。
《华西教会新闻》上刊载的有关西南边疆的文章涉及范围甚广，包括语言学、生物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就文章的价值观之，其中不少文章堪称近代西方学者对西南边疆进行的最早的科学研究，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华西教会新闻》作为一份典型的宗教刊物，传教士片断的描述大多带着“西方中心”及基督教的偏见。然而，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到，这些文章同时也构成东西方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对近代西南边疆之最初印象。刊物为今日的西南边疆研究提供了来自“他者”的重要材料，无疑是研究民族学的珍贵文献。
不仅如此，《华西教会新闻》更提供了有关传教士研究者丰富的个人信息。《华西教会新闻》虽是一份地道的宗教刊物，但因该刊是西南地区传教士最方便、最直接的交流平台，故而杂志包含大量传教士个人的信息。较之于纯粹研究性的刊物，诸如以传教士为核心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华西教会新闻》更多刊载传教士的旅行笔记、感想见闻，兼及短小的研究文章。以前述传教士叶长青为例，叶氏是近代在西南边疆从事博物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但学术界对其了解极为有限。《华西教会新闻》不仅刊载了叶氏的若干见闻录，而且还刊发了关于他生平、事业的重要文章。叶氏逝世后，杂志第 38 卷第 4 期即刊发了讣告，次期又刊载了在西南地区传教的数位传教士对叶长青的纪念悼文，较为详细、全面地总结、回忆了叶长青的一生，其中披露的诸多细节对我们了解这位长期为学界所不熟知的博物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与传教士相关的旅行日程、休假安排、研究计划、书信、札记、见闻、启事、讣告、追思纪念等内容，或可于不同层面揭示传教士的个人经历、知识背景、性情喜好、人际网络。透过研究者本身的“人”与“事”，想必更能展示这些传教士学者于学术研究之外的情感、态度与思想。
第三，《华西教会新闻》是研究近代四川社会的珍贵文献。
《华西教会新闻》虽是一份宗教刊物，然而其价值与意义并不局限于宗教研究。作为西南地区最早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同时也是四川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华西教会新闻》以传教士的视角记录并保存了四川社会的点点滴滴。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西教会新闻》是四川社会近代变迁忠实的旁观者、记录者，是一座研究近代四川社会的史料宝库。
近代的传教事业与国际政治有紧密的关系。蒋梦麟即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蒋氏的论述代表了近代人士对基督教的基本判断。部分传教士虽极力强调政教分离，但传教活动受近代政治的强烈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基于此，传教士对政治、时局、地方态势往往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对近代较重要的政治事件，传教士几乎都有观察。例如：
1911 年，四川首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作为事件的目击者，传教士就提供了许多对事件的亲历报告。杂志于 1912 年第 4 期就刊载了《革命与宗教事业》一文，分析了革命活动给基督教带来的机会，指出“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颁发告示，但这些告示却远没有革命宣言有力”，传教士评论说，前者是被迫的，而后者是自愿的。 [36] 同一期，杂志还以《四川事件》为名，以编年史的叙述方式对保路运动的前因后果及事件经过作了非常详尽的报道。 [37] 此外，杂志还报道了许多传教士提供的四川各地参与运动的地方性观察，记载了各地民众参与政治变革的情况。
1926 年 9 月，万县“九五惨案”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排外运动，陶然士（Rev.T Torrance）观察到重庆、成都两地对英、美两国传教士的不同态度：“在重庆，英国传教士被驱逐。在成都，传教士却得到了最仔细的照顾和保护。在重庆，美国的传教士拥有更多的特权，但在成都官方和半官方圈子里却形成了一个亲英俱乐部。” [38]
1927 年，华西传教士记录了他们对国民革命北伐的反应。1927 年 3 月，长江下游各地还处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动荡之中，成都的传教士已经报告“四川是中国当前最平静的省份之一，成都肯定比上海更为安全” [39] ，因此他们建议那些撤离四川的传教士，至少是男性传教士应该计划返回四川继续未尽的“福音”事业 [40] 。他们对北伐持以相对谨慎的认同，但是他们发表在杂志 1927 年 7、8 月期的一封信却表明他们强烈指控国民革命军挑起了南京事件。 [41]
面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传教士既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又是作为“他者”的观察者，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观察、判断，虽然有其局限性，却是研究地方政治的重要材料。若能将这些不同的观察、判断综合观之，当能接近复杂多变的历史真相。例如《华西教会新闻》中也有传教士对地方军阀的认识。在传教士心目中，四川军阀既是典型的黩武主义者，又是多变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还因为在危难时期给传教士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而成为传教士笔墨中传颂的对象。这些形象在《华西教会新闻》中都有呈现，但哪一个是真实的呢？如果将这些印象抽离出来，或许任何一个形象都不尽可靠，倘若能综合观之，则当不难看到地方军阀在传教士眼中复杂多变的形象。
《华西教会新闻》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活动情况。1933 年第 3 期、第 4 期，杂志即刊载了《川东北的共产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初进川东北地区发表了评论。此后的十余期杂志中，刊载了多篇关于工农红军的报道，反映出工农红军进入川东北后对西南政局的影响，并引发了传教士的高度关注。1933 年第 9 期《华西教会新闻》还发表了以《共产主义对基督教的挑战》为题的专题社论。这些文章虽然不乏传教士对共产主义的误读与曲解，然而却为我们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与资料。
此外，传教士对各地情况的报道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地方史的珍贵资料。例如清末的城市管理，成都的警员曾对“无业游民”和乞丐进行清理，他们设置了教养工厂以安置乞丐，让他们自食其力。对这样的“乞丐工厂”，研究者以往知之甚少，《华西教会新闻》却为我们提供了工厂工作条件、内部管理、收容者的生活状况等方面的详情。 [42] 再者，在一篇关于新都土匪的文章中，传教士观察到在一些因军事冲突而造成的权力空白地带，政府甚至转而求助土匪来维持社会秩序。地方当局与盗匪的武装对抗导致了地方局势长期的混乱，而政府通过贿赂盗匪反而能维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43] 这些饶有意义的记载为我们考察地方社会史提供许多新的视角与材料。
总之，《华西教会新闻》不仅是传教士群体交流的平台，还以“他者”的视角记录了西部社会的变迁，成为历史忠实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在当时，杂志充当了华西各差会交流的纽带，以及西部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而在今日，我们则可以透过它看到近代四川从清末直至抗战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原文题为《珍贵的文献 研究的宝库：〈华西教会新闻〉概览》，原刊于《华西教会新闻（1899—1943）》，32 卷本总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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