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丁家弄朱宅

寻访丁家弄

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为此，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

从地图上看，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民国前，绍兴府城内以南北向的府河为界，东属会稽，西为山阴，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而不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四周共有十个城门，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东临水沟营大街，因此从前绍兴人提到它，往往称为“水沟营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绍兴人的记忆里，它还有一个土名，叫作“竹园里”。

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士雄先生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朱家台门他曾去过两次，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里。1979年，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好，石萧墙，栋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说明家里相当富裕。当时有人租了朱鹿琴家一半的房子。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苑。不过，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是因为绍兴有两个丁家弄，所以改了名。

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过校区，从东大门出来，步行约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已改名为丁向弄。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三四米宽的水泥路，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店铺，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在他小的时候，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差不多就两米宽。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

丁香苑在丁向弄23号，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为了那消失的台门，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从出生到出嫁，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过的。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有过哪些悲欢？她后来酸涩的人生、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

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浙江省鲁迅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新时期鲁迅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我遇到了《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经81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当我对他说了自己想写关于朱安的传记，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户，做些调查访问。

周老先生上次来朱家台门是2000年，时隔8年，丁家弄一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们先来到附近的居委会，希望能打听到朱家后人的一些线索。因为是周末，居委会要到下午两点半才上班，但从宣传栏橱窗里可以看到，居委会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见朱姓在这一区域占了不小的比例。

周老先生于是非常耐心地向一些看起来上了岁数的住户打听情况，这里的房子虽然拆迁重建过了，但问下来，居民们不少都是老住户。一位热心的俞先生，今年67岁，他从小听说过鲁迅夫人是这一带的人，在他的记忆中，当时靠南面丁家弄的台门比较高大，而靠北面泥墙弄，即靠近河埠头的都是破台门，房子都很浅，只有一进。这里很多住户是做锡箔生意的。俞先生所知的也就是这些，但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是原先的河埠头，也称为鱼闸，是丁向弄经历了种种改造后留下来的唯一一处遗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原来，在高富小区和丁香苑之间有一条不太起眼的通道，走进去，有一个台阶，下去就是河埠头。这台阶唤起了周老先生的记忆，他记得2000年他来到朱家台门时，大门就在这个位置，在泥墙弄。他记得台门里有弄堂、小天井、花窗、花瓶，还有一口井，虽然已不记得里面有几进，但房子古色古香，台阶很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我们在这几乎被铲平的石板台阶前查看了许久。以此为界，它西面的台门在1992年前后被拆掉了，现在是高富小区。而它的东面，就是原来朱家台门所在的地方，据当年朱家房客陈文焕的回忆，“鲁迅到朱家做姑爷住过的房子，一直保留到1979年年底，后来绍兴地区运粮汽车修理厂扩建，把它和朱宅的多数房子拆去了” 。我想，这应该是丁家弄老宅最终被彻底拆掉的主要原因吧？连鲁迅住过的房间都拆去了，其余的就更不值得保留了。朱宅最终彻底拆除是在2003年、2004年前后，变成了现在的丁香苑。至于朱家台门后门口的泥墙弄，现在也已经被新建的小区所隔断，仅剩下东头的一小段通道，连路名也不存在了。

就只有这个河埠头依旧。当所有高大的建筑都被拆除，唯有它还默默地讲述着当年的风景。从前绍兴人出行，大多是以船代步，河埠头是船停靠的地方，也是洗菜浣衣的地方。俞先生指给我们看，紧贴河岸的一堵石墙，下面是空的，水可以通到盖着的房子里，因为从前的大户人家河埠头是在房子里面的。他还告诉我们，最下面的石板上有一个圆圆的洞，那是用来锁船的。我们仔细查看，果然看见石板上的圆孔。站在河埠头的石阶上，但见河水暗沉，几个妇女蹲在青石板上埋头浣衣。河的对面是凰仪桥，绍兴随处可见的石桥，横卧在如今的鲁迅路上。再向北是仓桥直街，那里还保留着一大片老台门……

俞先生是个热心人，他又为我们找到了住在高富小区的80多岁的周阿婆。周阿婆说，丁向弄原来住着王家、朱家、金家。朱家过去是有官职的，原来房子好大，大门朝北，有两进三层楼，房子都是石头墙，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婆。朱家主人叫朱鹿琴，朱家原来是清白的，土改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了“三九类” ，房子被国家收去归公了。朱家后代到农村去了。这里拆迁时，朱家的孙子，还有两个姐妹都来过，想要房子，但户名也已经没有了，所以分不到房子了。

拄着手杖的周阿婆上了岁数，说一口让我这外乡人难懂的绍兴话，靠俞先生的翻译才勉强了解大意，因此也没能向她追问清楚一些细节。周阿婆见我们对朱家的事感兴趣，向我们介绍一个人，就是住在旁边一幢楼的王嘉瑜，他是当时朱家的住户，今年虚岁77，原在茶场工作，1959年时住到这里，原来是向朱家租房的，后来房产公有化，国家分配给了他。王先生的妻子章国英1960年嫁过来，当时才24岁，她还记得朱家的房主名叫朱鹿琴。他们两人都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且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现在的住房看起来很拥挤，想来他们在朱家台门时的住房更狭小吧？

对朱家台门，王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家有个花园，墙上题着“四时真乐”四个字，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凿掉了。还有一个很大的石池，长两米左右，宽一米多，他指了指家里的一个三人沙发，说大约就是那长度。关于石池，周芾棠先生向我解释说，石池是用来盛水的，绍兴人主要派三种用场：一是天落水（即下雨），积起来可洗衣物，洗菜，如同水缸；二是防火，起火时可以用池中的水浇灭；三是可养鱼，美化环境。在鲁迅故居，也可以看到这种石池。

王先生回忆说，他住进去的时候，朱宅的正厅已经烧掉了，他住在边房，没有看到过正厅。当时朱家有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孙子，那时10多岁。老太太戴了“地主”帽子，不过没吃苦头，虽然年纪快90岁了，但是胃口很好，经常看见她吃带鱼。她死的时候大约是1964年或1965年，总之是1968年以前。老太太的名字叫平家珍。这个姓让周芾棠先生想到绍兴的一位名人平步青，系同治年间进士。周先生推测平家珍有可能是平步青的后代，因为绍兴姓平的不多。如果真是这样，那这老太太也是很有来历的了。平家珍的孙子叫朱力（音），“文化大革命”后到浬渚（兰亭）那里去了，又听说如今在上虞。除了王先生这个外来住户，原来台门里还有个年轻的老师，是城里教书的，名叫沈绍，在阜山中学教过书，教的是数学，现已从一中退休。

显然1949年后朱家台门里主要居住着朱鹿琴这一房。朱安的娘家人因为很早就搬走了，所以大家对他们没有什么记忆。这里简单交代一下朱鹿琴的情况，他名叫朱桐荪（1890—1957），字鹿琴，鲁迅在日记里写作“朱六琴”。他早年师事徐锡麟，与鲁迅堂叔周冠五一起毕业于绍兴府学堂，后也做过幕友。1949年后，朱鹿琴在绍兴丁家弄闲居。据房客陈文焕说，“我晓得朱鹿琴有两三个儿子，小儿子在抗战时当过‘和平军’，后来加入金萧支队，解放初搞‘肃反’，结果被清查出来了。鹿琴有一个孙子叫朱力（音），曾到上虞支农，现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陈文焕的回忆和我从王嘉瑜先生这里听到的大致相仿。又据他忆述，1949年后，朱鹿琴曾感慨地对人说：“鲁迅定亲时送来的红绿帖、他写来的信札等等都没有保存下来。鲁迅从前和普通人一样，来到我家做客，哪里会知道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今天，他会被人民崇敬得这样高啊！”确实，鲁迅一下子成了神坛上的偶像，这是朱鹿琴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

我让王先生画出当年朱宅的示意图，这对他来说显然有些难度，房子的结构有些复杂，根据他的讲述，可以知道朱宅当时进出的大门在泥墙弄，台阶上去，是两扇丝竹门，一般只开一扇门，另一扇门基本不开。正厅已烧掉，房间主要集中在正厅的一侧，里面有走廊、客厅、天井等，楼梯上去还有房间。平家珍和朱力就住在最靠里的小楼上……听王先生在那里费力地讲解，我更为朱家台门被拆毁感到惋惜。

时间已近黄昏，从王嘉瑜家里出来后，我们结束了这一次的寻访。虽然，这里住户所讲述的朱家的往事支离破碎，而且主要是关于朱安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的情况，但对我这个外乡人来说，更高兴的是能接触到这么多与丁家弄有关的老住户，知道他们还生活在这一带，朱家的往事还依稀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通过这些街坊邻里的追忆，朱家台门的历史在我的眼前以另一种方式展开。

朱家台门

回到清朝末年。那时山阴县丁家弄的朱家台门称得上是殷实之家，“台门”是过去绍兴大户人家的宅邸，造得都很讲究，朱家台门也不例外，它前临丁家弄，后接泥墙弄，里面有台门斗、厅堂、座楼、侧屋、天井等，厅堂内挂着“孝友堂”的匾。此外，台门里还建造有书房、小花园、石池、家庙等，时时可见题字和楹联，透露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

朱宅与一般台门不同的是，有的房屋是上下用三块石板做墙体的石萧墙，既坚固又防火。在绍兴，用二道板打墙已称得上富户，三道板打墙就更显富足了。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曾对人说起过：“房子造得这般坚固、考究，是想开当铺的。” 既然一度准备开当铺，可想而知朱家曾经是有些资产的。

据说朱安的祖上和1919年买进周家新台门屋宇的朱阆仙是同一个祖宗，祖籍原在绍兴城西郭门外的白洋。查清代朱增等纂修的《山阴白洋朱氏宗谱》 ，白洋朱氏为宋代宰臣朱胜非的后裔，奉朱荣一为始祖，世代繁衍，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明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朱燮元，他最主要的功绩是平定了祸乱西南多年的奢崇明之乱，朱燮元本人及其后代还世代执掌锦衣卫。此外也出了一些以诗文著称的名士，如朱纯、朱启元等。朱氏后人因做官或经商等有不少迁居到了外地，谱中记载老大房第十二世的朱振孔（1656—1732）始迁至绍兴城，时间是康熙年间。但此谱只记载了朱振孔长子朱光乾这一房的后人，其余四子均“客外失考”。谱中没有丁家弄朱氏这一支的记载，可能是迁徙到了城里的缘故。

朱吉人 曾追忆：“我们朱家纂修过家谱，记得是蓝面子，放在两只洋油箱里。日本佬打进绍兴来，我们全家逃到外地去避难。等到绍兴重光后，回家一看，发现家里着贼，好些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朱氏家谱，真当可惜！否则，我们只要看家谱就能搞清许多问题了。我记得我家的堂名叫‘孝友堂’，是雍十六房。朱鹿琴是我父亲的堂叔，堂名叫‘濯锦堂’，是敬大房。” 看来就像鲁迅家里有《越城周氏支谱》，迁到城里的朱家也有自己的家谱，只是后来失窃了。

在朱氏后人的记忆里，在1861年太平军进驻绍兴前，朱安的祖父曾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省扬州府的地方官吏，因故未赴任。 可是这样一位人物的名字竟然没有留下来，如今也就难以进一步查考了。

朱安的祖辈曾被清政府任命为扬州府地方官吏一事，朱氏后人常常提起，引以为荣，却都说得含糊其词。有的说是朱安的祖父在扬州府做过官，有的说是祖辈；有的说做过扬州知府；有的又说受到任命但没有上任。 据陈文焕回忆，朱安远房堂叔朱鹿琴对他讲过：“祖上做过扬州知府，时间在太平天国以前。”朱安的侄子朱吉人则说：“我的祖父名叫朱耀庭，听说在江苏扬州做过官，好像未上任，是候补的样子。” 两种说法出入很大，后一种说法恐怕是朱吉人的误记。朱耀庭是朱安的父亲，从年龄上看不可能在太平天国前出仕做官。当然，清代通过捐纳可以进身为候补官员，而这些候补官员数量庞大，很多人根本轮不上实缺，所以也不排除朱耀庭是这种情况。

没有家谱，很难进一步查考朱安祖上的事迹。不过，朱氏祖辈曾有人在扬州府做过官，这在有关朱自清的传记资料中可以得到一些佐证。朱自清的弟弟朱国华曾说及他们与鲁迅、朱安的关系：“我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朱自清祖辈曾得到朱安族人的帮助。据李东轩《朱自清与鲁迅略说》一文，朱自清的祖先本姓余，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在扬州做官，一次酒后坠楼不幸身亡，随之夫人也跳楼殉夫，遗下孤儿余子擎，便由当时的显宦、山阴同乡朱氏收养，遂改姓朱。后结婚生子，为不忘本姓，取名朱则余，就是朱自清的祖父。由于朱氏族人一直认为他们分了朱家的肥，朱则余为躲避朱氏族人的纠缠，后来带着儿子朱鸿均、儿媳周绮桐离开了绍兴。 如此看来，则朱家在更早以前就有人在扬州做官，而且是“显宦”，说明官位不低。

朱家“祖上曾经阔过”，朱安的祖父或许得到过一官半职，但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冲击后，绍兴的世家大族境况大多已不如从前，朱家似乎也不例外。作为朱家台门的主人之一，朱安的父亲朱耀庭也只是个师爷，并且经过商，这已是台门子弟的末路了。1948年3月24日的《新民报》上刊载有一份“朱安小传”——《鲁迅夫人》，说他“精刑名之学，颇有声于郡国间”。可以证明他主要是在各地做幕僚。陈云坡写于1958年的《鲁迅家乘及其佚事》一文中提到朱耀庭：“我在幼年时代没有机会来认识朱耀庭先生父子二人，单知道朱耀庭先生是逝世在赣浙道中的。”也可见他经常奔波在外地。张能耿《朱安家世》中说朱耀庭终年尚不到50岁，有研究者认为朱家不久破落的主要原因在于朱耀庭过早去世。

朱耀庭的生卒年不详。周作人辛丑年（1901年）六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还提到过他，写作“朱印亭姻长”，那时他还健在。朱耀庭夫人俞氏，裘士雄根据朱安内侄朱吉人的回忆，对俞氏有这样的介绍：“俞氏（1854—1929），旧时以朱俞氏称，绍兴张家溇人。她嫁到绍兴丁家弄朱家后，养育了朱安、朱可铭等子女。据其长孙朱吉人函告：‘生于1854年十月十七日（阴历），于1929年秋冬之际去世。’朱俞氏系传统女性，一生操持家务……” 照理朱吉人的说法是应当被采信的，但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一文则说：“1932年，祖母中风去世。” 而这也是根据朱吉人本人的口述加以整理成文的。因此，俞氏的卒年究竟是1929年还是1932年？看来只能存疑。

关于俞氏的生年，朱吉人的记述是重要的依据。不过，在周作人1915年11月日记里有往朱宅拜寿的记载：“廿三日雨。上午丰丸往朱宅拜寿，下午归。”查公历1915年11月23日，正是农历十月十七日，与朱吉人所说的日期吻合。

又鲁迅1925年11月13日的日记：“下午寄朱宅贺礼泉十元。”朱安的父亲朱耀庭去世较早，1915年前后朱家的长辈就只有母亲俞氏，且其余年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都没有朱宅贺寿的记载，也就是说，很可能1915年是她的六十大寿，1925年是她的七十大寿。按照旧时的习惯，一般采用虚岁，因此笔者推测她的生年是在1856年前后。

朱耀庭夫妇子女不多，朱安是长女，长辈们称她安姑或安姑娘。胞弟朱可铭，原名鸿猷，后改天蒸，字可铭，又字筱云，《周作人日记》中又写作小云。他学过法律，做过师爷，当过司法承审员，先后娶过两位夫人，生有四子一女。据他的长子朱吉人回忆，“父亲朱可铭是一子兼祧 二房。他有一个弟弟叫阿兴（音），我在家庙里曾经看到父亲所书写的有‘亡弟□□’等字样的红纸。看样子，叔叔死得很早”。 朱吉人曾说他的父亲属蛇，比朱安小几岁，可知朱可铭出生于1880年或1881年，与鲁迅年纪相仿。 到朱可铭这一代，朱家迅速败落，但这是后话了。

朱安的生年

旧时的妇女，一般来说，她们的生卒年应该记载在夫家的家谱中，可惜朱安的这一愿望落空了。因此，这里不得不费些笔墨对她的生年做些交代。

朱安出生于哪一年？历来有不同说法，至今未有定论，较常见的是这两种说法：一说生于1878年，如绍兴的研究者裘士雄、张能耿等均认为朱安生于清光绪四年即1878年，比鲁迅大三岁。这是对朱氏及周氏后人的采访调查所得。这一说法最为流行，但口述者的记忆是否准确无误，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另一种说法认为朱安生于1879年，比鲁迅大两岁。这一说法也有不少证据：其一，当年在北京砖塔胡同与鲁迅家人一道居住的俞芳说：“关于朱安夫人的出生年月，我写成1879年的根据是：当年和鲁迅先生一家同住在砖塔胡同时，鲁太夫人告诉我，朱夫人比鲁迅先生长两岁，鲁迅先生属蛇，朱夫人属兔。鲁迅先生1881年出生，那朱安夫人的出生年就是1879年了。”其二，周作人长子周丰一1986年1月7日给裘士雄的信中说：“关于朱安生肖，我确记系兔年，推算之，则应是光绪五年己卯年，即1879年了。”其三，朱安去世后，报纸上发表的由亲友撰写的《朱安小传》（署名森君，可能是阮和森）中说：“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于清光绪五年七月。”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此外，有研究者根据鲁迅北京寓所的家用账指出，1928年11月22日记载朱安收到胞弟朱可铭邮寄来10元礼金，这在当时是比较重的礼，很可能是因为朱安五十寿诞。如果说1928年是她的五十寿辰，那么推断起来她应出生在1879年。 但小传说生于农历七月，而收到礼金是在公历11月，似乎又对不起来。

除以上两种年份外，还有认为生于1877年、1880年的，但都缺乏有力的依据。本书姑且采用《鲁迅夫人》中的说法，即生于1879年农历七月。因为朱安后半生主要生活在北京，北京方面的亲友如周丰一、俞芳等与她有较多接触，且这篇小传发表于朱安去世后不久，相比时隔多年后的追忆或推断，似更值得采信。

朱安出生于1878年抑或1879年纯属细枝末节，但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匮乏，这一点是肯定的。值得一提的是，朱安和秋瑾年岁相差无几。秋瑾生于1875年（一说生于1877年），号鉴湖女侠，祖籍绍兴山阴，出生于福建，曾随父旅居湖南、台湾，小时候在绍兴住过一年左右。她自幼喜好诗文，尤慕剑侠，豪爽奔放。稍长，随表兄习棍棒拳术、骑马击剑，性格倔强，一如她在闺中写下的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从少女时代起，秋瑾就表现出惊世骇俗、敢作敢为的一面，有巾帼英雄之气概。

然而，秋瑾在那个时代只是一个特例，绝大多数的妇女，只能静守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着女人该做的事情。在《山阴白洋朱氏宗谱》中，列出了一些妇女的传记，这些妇女要么受过诰封，要么得到旌表，属于家族妇女中“有懿行淑德者”。她们中一些人在闺中就具备了柔顺端庄的美德，受到父母长辈的称赞。如陆太君是一位五品官之妻，在出嫁前就“不好华孅，遇宗党必正容”，看见家中的女性穿着艳丽就会加以劝诫：“女子当不出闺门，古云冶容诲淫，裙布钗荆，分内事也。”（《诰封宜人陆太君传》）又如一位同样被诰封为宜人的潘太君，她出嫁前就谨守闺训，十分端庄：“宜人自幼勤俭，能以礼自持，足迹不履户，内言不出梱，家人未尝见色笑。”（《诰封宜人潘太君传》）还有一位三品官之妻陈太君，传记中这样描述她：“淑人幼而端庄，不苟言笑。长习女工，通书传、孝经，内则尤喜文公、《小学》，日讽诵不置。而天性俭素，施膏泽耀珠翠者过其前，不屑视也。”（《诰封淑人陈太君传》）

这些后来受到诰封、表彰的女性都有共同的特点：她们态度端庄、不苟言笑，衣着俭朴，不好妆饰，也看不惯那些打扮过分的女人，平时从不轻易跨出闺门，恪守着作为女人的本分。她们中一些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耳濡目染，略通诗文，为妇德更增加了一些光彩。当然她们在婚后更是家族女性中孝顺公婆、相夫教子、无私奉献的典范。

有意思的是，在朱安去世后也留下了一份小传，里面也有对她闺中生活的描述：“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 这些字眼虽然笼统，但与上面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朱家台门内显然并不鼓励女孩子读书识字，最多读点《女儿经》这类的闺训。朱吉人曾对人说起：“姑母没有读过书，但《女儿经》里的许多话语能讲得出来。我听人说，在封建社会里，《女儿经》是女人的必修课，大姑娘虽不能上私塾，但一定由父母或其他人讲给她们听，千方百计地灌输。”

朱耀庭常年奔波在外，想来是由俞氏或族中其他长辈口授，一字一句把《女儿经》教给她：“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女儿经》是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教材，在明清时代广为流行，全文一千一百多字，语言朗朗上口，内容宣扬女性“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义”。朱耀庭夫妇膝下仅一子一女，他们一片苦心，替唯一的女儿缠了足，又教她读《女儿经》，让她牢记这些训诫，无非是希望她将来嫁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可惜的是《女儿经》里那些相夫教子的至理名言，安姑娘这一辈子都没能用上。 de6hUnmcD7km2QuuIbDF/vJIf8o6ddmUUCZxcknlBw+/gLouBMTlnCEjpKKrYm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