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朱安只是一个边缘人物,鲜有人关注,不料这本传记出版后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很大反响。我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朱安”已然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去年,值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发布2016鲁迅文学大数据,其中“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中,“朱安”榜上有名。
本书出版后将近8年间,我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来信和读者的反馈,许多读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朱安这样一位旧女性寄予深深同情,为之唏嘘、感慨。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杨绛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她在报上看到《朱安传》的介绍后,给朱正先生的信中提到我的这本书,说:“我觉得这是血泪的呼声。”朱正先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并在信中不无幽默地问我:“你愿意送一本大著给这位热心的读者吗?”我立即按照朱正先生提供的地址寄出拙著,并附了一封信,表达一个后辈的仰慕之情。书寄出后我从没有想过杨绛先生会给我回信。在我想来,钱锺书的夫人、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且已届高龄,对于不知名作者寄来的书,翻两页大致了解一下,大概已经很够意思了吧。唯其如此,当有一天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随意地拆开,却看到落款是“杨绛”两个字,别提有多惊喜了。杨绛先生在回信中写道:“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杨绛先生关注女性的命运,她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本书出版后,得到鲁研界诸多前辈的肯定,有些学者则指出朱安对鲁迅的影响至为深刻:“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陈丹青语)也有研究者围绕鲁迅与朱安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种种疑问……总之,在鲁迅研究的领域,就像“周氏兄弟为何反目”始终是个未解之谜,“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也是个道不尽的话题。
当然,2009年底《朱安传》出版后,也有细心的读者向我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由于时间仓促,个别地方没有仔细核对所产生的差错。这次再版,正好能把这一类的讹误加以订正,而更主要的是能对本书做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杨绛先生生前就此书与作者的通信
此书出版后,叶淑穗老师对于我用“弃妇”一词描述朱安婚后的状态提出了不同意见。她在信中说:“我认为鲁迅对朱安,虽然是不喜欢,只作为母亲送他的礼物,供养而已。但从鲁迅对她的态度来说,始终还是尊重的……当然在鲁迅的心里确实也是无奈。但鲁迅没有抛弃,所以我看到您有一个标题用‘弃妇’我感到心里有些接受不了。鲁迅对这桩婚事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他始终都是承认的,在日记中也将她写成‘妇’。这个意见仅供您参考。”
叶老师的这个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可以说,当初用“弃妇”这个标题完全出于我的直觉,感性的成分居多。虽然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过分,但也必须承认它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记得有一年我赴外地参加一个鲁迅研讨会,席间遇到一位老师,她直言不讳地认为《朱安传》过分同情朱安,贬损了鲁迅。尽管我并不能接受这位老师的观点,但也使我反思:我的有些用词是否表现出过多感情色彩,从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这次我把标题《弃妇——落地的蜗牛》改为《深渊——落地的蜗牛》。“深渊”一词,同样表达了朱安跌落谷底后的悲苦处境,也更符合本书的宗旨——用资料说话,不做过多的阐述。
叶淑穗老师还向我指出了一处差错。关于初版本第124页的一幅合影的说明,她在给我的信中指出:“P124,左起第二人认为是许羡苏,实际上左起第四人才是许羡苏。此事余锦廉和我也做过讨论。他曾对此发表了文章,可查《鲁迅研究资料》。”查《鲁迅研究月刊》,确实刊登过多篇余锦廉先生关于他母亲许羡苏的文章,还有叶老师的《许羡苏与鲁迅文物——记许羡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等文,某种意义上也侧面提供了朱安在西三条的生活背景资料。对于叶老师的指正,我非常感谢!
还有已故的高信先生,作为鲁研界的前辈,看了这本传记后,热心提供给我周作人的外孙杨吉昌(周静子之子)写的《回忆外祖父周作人及其他》一文,文章对八道湾11号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有“大外祖母”一节,很短,内容如下:
大外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吗?或许她偶尔也来过八道湾,我幼时见到大外祖母,留下的印象并不深。记得她的头发向后梳结成一个髻,椭圆形的脸,下巴较尖,矮个子,底下一双旧社会常见的小脚,说话声音很细,自然是绍兴口音,我见到的她也在六十岁左右了吧!而我却没有见过大外爷,他去世在我出生之前。
大外祖母指的就是朱安。杨吉昌此文发表于1995年,发表在《华山天地》上。这篇文章前面有高信先生的《写在前边》一文,对杨吉昌及其家人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从高信先生和杨吉昌的文章可知,周作人的长女周静子于1935年与留日回国的数学教师杨永芳结婚,次子杨吉昌生于1938年,所以他从未见过鲁迅,却见过大外祖母朱安。1949年后杨永芳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周静子随杨永芳去了西安,主要料理家务,他们的一双儿女(杨美英和杨吉昌)都曾在秦岭电厂子校教书。周静子大约去世于1984年。此外杨吉昌还提到阿姨周鞠子(周建人之女)去世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
尽管杨吉昌的回忆主要讲述周作人一家的情况,但跟朱安不无联系。据高信先生说,杨吉昌曾给高先生看周静子的两张结婚合影,照片上都有朱安。高信先生还将这两张照片复印给了我。事实上,尽管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但后来朱安与八道湾11号并未完全断绝往来。有研究者注意到新披露的周作人1939年1月9日的一则日记,里面写道:“下午大嫂来。”由此指出:这里的“大嫂”,显然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女士。周作人同年1月1日在八道湾寓所遇刺,“为暴客所袭,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也。启无左胸重伤。均往同仁医院。旧车夫张三中数枪即死,小方左肩贯通伤”。得知周作人遇刺之后,朱安女士还是抽时间前往探视。
我在书中引用了周作人早年在绍兴时日记里关于“大嫂”的记载。其实周作人到北京后也是有记载的,如1932年就有几处提到“大嫂”:
8月16日 阴……旧中元,午祭先祖,母亲、大嫂来,下午去。
9月8日 晴,上午大嫂来,托代交佩弦贺礼。
9月19日 阴雨……大嫂来即去。
9月21日 阴雨,下午晴……下午往商务买书……大嫂来……
从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像中元节这样的日子,鲁迅母亲和朱安会去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祭拜先祖。而送朱自清(佩弦)的贺礼,朱安也托周作人转交。另外9月周建人之子丰三住院,这段时间鲁瑞和朱安婆媳俩多次前往八道湾。自然,日记中也多次记载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前往西三条看望母亲。这些虽是微末小事,但知者不多,故趁此机会在这里写一笔。可惜的是周作人日记还没有全部影印出版,仅能看到1934年以前的部分,如全部影印出来,对于周氏兄弟及周氏家族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这些年网上关于朱安的文章屡屡见到,其中陆波的《在保福寺桥下,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一文挖掘了关于朱安最后的埋葬地保福寺的一些情况。根据陆文,从明朝起,在中关村这块永定河故道的低洼地区,就开始兴建寺庙,特别是明清两朝太监偏爱在这一带购买“义地”(墓地),后来普通人也愿意埋葬在这片抬眼即看到西山的土地上,形成了中关村一带寺庙、坟地众多的格局。保福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清朝道光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都进行过重建。清代《日下旧闻考》载:“南海淀之东二里许有保福寺,东柳村有长寿寺、观音庵……”民国时期进行寺院统计,做记录如是:“此寺位于保福寺村六十四号,占地二亩零四厘,有九间瓦房,土房两间,附属瓦房一间……泥像九尊,铁五供一堂,铁钟一口,另有石碑两座,井一眼,楸柳四棵。”属合村公建。被村公所及小学占用。原有鼐公禅师灵塔,20世纪30年代塌了一半,但仍有香火。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这座寺庙成立了保福寺小学。保福寺小学1958年搬迁后,保福寺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可以判断,保福寺于20世纪50年代末废弃,最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
陆文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保福寺这块坟地属于周作人家私产,1948年国民党政府将其私产予以没收。从1951年起,中关村地区就已确定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城,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平坟拆迁,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我曾说朱安的坟毁于“文化大革命”,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查证,不排除它毁于更早之前。这虽然也属于细枝末节,但考虑到朱安作为一个旧女性,临终前对于身后事曾有慎重的嘱托和安排,如此结局不免让人兴叹。
朱安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也只是在鲁迅去世后才受到媒体的关注,初版本引用了《北平晨报》《新民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并将《世界日报》的报道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其实,还有一些刊物当时也对朱安有所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段:
一、1936年10月鲁迅刚刚去世不久,上海的《电声》周刊等关于鲁迅身后作品版权的问题做了一些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些内容并不符合事实。
二、1944年9月至1945年,上海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刊物关于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所做的报道。
三、抗战胜利后,除了北平的报纸外,上海的《海光》《快活林》《吉普》等刊物也报道了朱安的生活情况。当然有些小报只是将朱安作为谈资,如1946年12月1日《新上海》刊登的《许广平故都访鲁迅前妻》一文,虽然许广平去北平西三条一事是实有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出于臆想,完全是小报手法。
这次再版,我经过甄选,增补了三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同时在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以上报道的目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此外,增补了几幅图,如朱安住过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及西三条故居的平面图等。总之,这次的修订本,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弥补了初版本的不足,也能将这些年来我发现的一些新资料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了却了我心头的一件事。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同行的帮助,特别是本书刊用的朱安的书信及照片,绝大部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在此特致谢忱!
2017年4月于上海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