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价值

不知道长城的中国人大概绝少，但真正知道长城的中国人我敢断定也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下令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地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拉到了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赞叹这“二千年来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艺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公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恐怕连长城的影子也不会看到。北宋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市的南郊，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而到它的北面去打游击。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至多有五六百年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遗迹。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宇航员在太空唯一能够用肉眼看见的地球上的建筑物。这是否提高了长城的身价呢？我看且慢得意。仔细分析一下，漏洞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长城早已不是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毫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的区别。一句话，时至今日，长城早已不是地球上目标最显著、绵延最长、规模最大的建筑物了。而地球上有不少建筑物的形象不知要比长城明显多少倍，例如：贯通西欧、北美的高速公路都是至少有四至六车道宽的高出地表的混凝土建筑，车辆不绝，标记林立，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宇航员的眼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宇航员是用肉眼而不是用什么仪器看到长城的，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长城或它的遗址对人的视觉有什么特异功能，那么这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如：这段长城正好没有被云雾遮盖，当时的光线正适宜观察，宇航员正在工作，并且他事先就知道地球上有长城这玩意儿。只要缺少其中的一项条件，宇航员就不可能宣布这一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什么也没有看到，或者他看到的竟不是长城，而是别的什么建筑物，或者不是中国的建筑物，那么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因此就会降低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确立，不必借助洋“伯乐”来重新发现。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我想这位太空人只是如实陈述所见所闻，绝无有所褒扬当伯乐之意。我甚至怀疑是有人在翻译上做了手脚，只是没有看到过这条报道的原文，不敢妄断，但这样的事已出现不止一次了。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建筑史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因此将长城及其遗址保存完好，并适当作些修复，供考察研究、参观游览是完全必要的。在某些地段依照民间传说做些布置，增添些趣味性、娱乐性甚至商业性也无不可。从爱护文物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一角度讲，保护和维修长城的确是一种爱国行为。

但是由此引申下去，把长城同中华民族联系起来，把长城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歌颂它在历史上起过如何大的作用，并得出修长城就是爱中华民族的结论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是无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在历史上，长城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在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长城更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战国时期秦国、赵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也没有完全达到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并不像有些人所描写的那么理想。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人就越过长城，占领了河套地区；明朝后期清军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首都北京不时告急；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北方和西北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曾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

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年），离明朝最后一次修筑长城已近百年，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总兵官蔡元上疏要求修筑，主管的工部等部门建议康熙皇帝予以批准。可是康熙却指责蔡元糊涂，“未谙事宜”，他说：“帝王治天下，不能专靠地势的险要和工事的坚固。秦朝筑长城以来，汉、唐、宋都经常修理，那时难道就没有边患了吗？明朝末年，我们的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率领大军长驱直入，明军望风瓦解，没有一路敢阻挡。可见巩固国防的根本，在于修德安民。民心顺了，国家就安定，边境自然巩固，这就是所谓‘众志成城’。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我都亲自巡视过，长城已损坏的很多，要修的话工程浩大，能不给百姓带来损害吗？况且长城绵延数千里，得养多少兵才能守得住？”他认为蔡元认识不到这样的道理，提出的意见“甚属无益”，要有关部门注意。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又明确表示：“以往秦朝是靠建筑工程来修筑长城的，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他们防备北方边疆，较长城更为坚固。”这种气度比明朝皇帝不知恢宏了多少，这一政策也不知比秦始皇、汉武帝、明成祖英明了多少！持续近两千年的修筑长城从此画上句号，三百年的风雨沧桑破坏了长城的雄姿，这固然使人遗憾，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是一项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如果没有长城的废弃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如果讲秦朝人、汉朝人或明朝人爱长城是爱国，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所爱的国只能以长城为界，长城外面就不是他们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所以讲唐朝人、清朝人爱长城是爱国就显得莫名其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早已把长城南北的各族人民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长城来象征中华民族？精神上的长城早已没有存在的基础，清除得越彻底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越有利。而物质上的长城之所以不拆，并且还要适当修复，乃是因为它还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作为象征，长城一方面可比喻为巨大、坚固、可靠、刚毅、不屈，所以一千多年前的名将檀道济就自比为国家的“万里长城”，在我们的国歌中就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的词句，我们也常将国家的军队比喻为钢铁长城。但另一方面，长城毕竟意味着封闭、保守，绝不能代表开放和进取。有人举出历史上曾经在长城沿线发生的经济文化交流，来证明长城并不影响开放，甚至还能促进和繁荣交流，这实在是强词夺理。凡是在长城起到防卫作用时，沿线就是这个政权的边疆和军事要地，而且长城沿线都不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要在这里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呢？这正说明正常的交流得不到发展，双方只能在边界有限的几个地点作有限的交流。在长城沿线出现若干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一些的军事据点和贸易口岸，正是这类畸形繁荣的产物，而且这只有在双方保持和平时才有可能出现。还有人说，长城并没有阻挡人员的来往，不是有很多人出入于长城，还有不少人迁往长城外面。这话更是信口开河，因为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没有官方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城上的关口，迁往塞外的人基本都是逃亡出境的。凡事总有优点和缺点，长城也不会例外，大可不必作这类画蛇添足的辩解。如果长城真的能促进开放，莫非我们今天也得再造它一条？

曾记得若干年前，因为外国有人说长城是中国历史上的边界，我们的政府文件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都曾作过严厉的批驳。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许含糊的，类似的解释都会被指责为迎合“帝修反”的阴谋。所以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上没有一个朝代是以长城为界的，总得在长城以北再画出一点，就连长城作为农牧业分界线的说法也要受到批判，似乎古代花费了极大人力物力修筑的长城，只是为了今天让人们发思古之幽情。可是今天却又要把长城同抵抗外敌、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不知如何才能自圆其说？

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长城毕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还是放在中国历史中来认识它的价值吧！

1988年8月，1995年7月略作修改
原载《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