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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问题，就该写研究计划了。
研究计划就像是向第三方声明“我接下来要做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自己而言，研究计划则发挥着指南针的作用，指明前进的方向。毕竟，研究一个尚无解答的问题无异于在没有海图的情况下出海。没有指南针，又怎么知道该往哪儿走呢？
研究计划有固定的格式，不能随便乱写。每个研究生都得写，争取研究经费也少不了研究计划。学术界是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不是根据成果给出报酬，而是根据研究者的预告（“我会做出这样的成果”）先行投资，就跟买期货似的。
如今大学普遍经费紧张，研究者不得不去争取文部科学省
的科学研究费（出自国民的税金）与民间财团的资助，名曰外部资金。所以研究计划必须写得魅力四射，引得金主掏钱。
在这里，研究这项个人的极道将与社会产生交集。不受任何人委托的个人研究主题是不是值得第三方投资、有没有公共价值，都将在这个环节得到评判。研究既费钱又费时。尤其是实证研究，单靠纸笔是做不了的，必须出门做田野调查，还得配备录音摄像器材。所以研究绝不是穷人的消遣。要纳税人埋单，就得生产出能够回馈纳税人的研究内容。
由此，专业研究者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写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的基本格式如图表4-1所示。格式基本固定，大同小异，最多就是项目顺序略有调整。
以下将逐一说明。
图表4-1 研究计划（标准版）
妥当表述自己的研究主题尤为重要。主题应控制在一行以内。可以加副标题，但若能在一行内解释清楚，那当然是没有副标题更好。“为什么上门护士难以增加”，像这样言简意赅地表述，就足以让读者明白研究是关于什么的。
最糟糕的莫过于“高大衔接的各种问题”
这样的主题。看到“各种问题”就能直接判出局了，因为它毫无意义。“高大衔接的课题”“关于高大衔接”也让人看不出作者想表达什么。如果改成“为何有必要开展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浅谈高大衔接”，问题就会稍微清晰一些。
研究主题要控制在一行以内，最多两行，然后在两百字以内对主题加以说明。以高大衔接问题为例：
众所周知，许多如愿考上大学的新生因无法适应校园生活出现了种种心理问题。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高中和大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有必要开展新生适应性教育帮助新生完成过渡。本研究将结合实际事例阐明新生适应性教育为何必要，有何效果，有哪些课题尚待解决。
研究内容这样写，读者一看便知你接下来要研究什么。
假设，说白了就是“偏见”与“预判”。因为没有人能在完全空白的状态下启动研究。早在提问的时候，研究者就有了预判，这也是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
继续以高大衔接问题为例，如果研究者预判的原因是“过度激烈的高考竞争导致精力耗竭”，那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如果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大学里没有班主任也没有班级，导致学生孤立无援”，那就是组织层面的问题。如果是素养教育质量低下和上大课造成的负面影响，那就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如果是人人都能上大学的时代背景催生了跟不上教学进度的学生，需要探讨的就是学习能力的问题。问题可能是某个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多个因素的综合结果。每种因素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需要回顾不同的既有研究，收集不同的信息。
如果理论假设是“过度激烈的高考竞争导致学生精力耗竭，难以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那么工作假设就是要把理论假设替换成可检验的经验命题。上述假设可以还原为“过度激烈的高考竞争”的制度性问题，但也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应不良，因此比较有过度高考压力的学生与没有这一压力的学生，便可有效验证结论。由此，工作假设就是“复读生比保送生更难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因为我们可以推断复读生的竞争压力更大。如此一来，便能设定具体的对象并开展检验。如果你预判问题出在组织层面，认为是“入学后的孤立造成了适应障碍”，那就只需证明“班级/班主任制度的有无会影响学生的适应程度”这一假设即可。有些大学引进了班级/班主任制度，有些大学没有，可以比较这两者，或比较同一所大学引进前后的变化。
选择的对象、采用的方法视假设而定。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有一系列问题蜂拥而来：“精力耗竭”是什么样的状态，要如何测定？何谓“适应”？“适应程度”要如何测定？……我们必须做好回答这些问题的准备。
这就是“假设验证型”研究。针对研究问题预先准备可能的答案，再通过出示经验证据来证明其正确与否。如果假设是正确的，便能得到验证。如果假设是错误的，则会在此过程中被推翻。假设也可能部分正确，部分错误。发现假设之外的现象或因素也是常有的事。对于研究者来说，最令人欣喜的报酬莫过于与假设相悖的新发现。
你说你提不出假设？有个小窍门不妨一试。假设是预判与偏见的别名，没人会不带海图贸然航行……话是没错，但面对一个不太了解的对象时，“这到底是什么啊”“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好奇心也可能成为探索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被问到“你的假设是什么”时，确实难以回答。假设不一定出现在研究之前，也可能在研究过程中甚至在研究之后才浮现。箕浦康子女士给这种研究起了一个绝妙的名字——“假设生成型”
。所以以后再有人问起“你的研究假设是什么”而你又答不上来时，回答“我做的是假设生成型研究”就行了。（笑）
敲定了问题和假设，为证明或推翻假设服务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会随之确定下来。对象与方法是“成套”的，其组合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
以“高大衔接问题”为例。如果以报刊媒体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会如何呢？媒体是别人加工过的二手信息的集合。我们通过媒体获取的都是经媒体加工的信息，只能从中了解到“高大衔接”从何时开始被视作问题，媒体又是如何描述相关现象的，而这充其量不过是“媒体研究”。只需检索关键词就能获得大批相关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是有限的，分析起来也很容易，但再怎么研究媒体（之后会谈到这其实是一种“话语研究”），了解到的也只是媒体的情况，而不是大学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要获取一手资料，我们可以采访各所大学致力于解决高大衔接问题的负责人，或者开展问卷调查。研究先进案例也是方法之一。不过能通过这些方法掌握的仅限于校方的对策。我们能借此了解到大学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但其观点是否恰当、衍生的对策对学生是否奏效等，则须另行验证。
高大衔接问题究竟出在大学这边，还是学生这边？莫非两边都有原因？……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对学生完全放任自流，无论是天天窝在宿舍不出门还是干脆辍学，都是学生自己的责任。大学把学生视作成年人，因此不设班级或班主任制度，更不会向家长通报学生的成绩或出勤情况。现如今却是学生带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参加入学典礼的时代。“学生幼儿化”的说法由此而来，认为心理年龄偏低的学生难以适应传统的精英养成型大学的放任式教育体系。这个观点可称为“心理还原假设”。在这个假设下，我们需要收集用心理量表测定学生成熟度的实证数据，并对比往年数据，考察“幼儿化”是否加重。此外还需要证明学生的成熟度与入学后的适应程度高度相关。即便是简单的假设，证明起来也费时费力。
大学升学率一提高，客户（市场）随之改变，大学也不得不做出应对。高大衔接问题的例子足以体现出，只要假设一变，对象与方法的组合也会随之骤变。
与研究对象成套出现的研究方法又称调查方法（survey method），指收集资料的方法，这与研究的方法论（methodology）是两回事（详见第6节）。
如前所述，资料有一手和二手之分。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加工过的二手资料。因此在图书馆收集既有信息的行为被称为图书馆调查。现在大概得改称互联网调查了吧。
信息还有流动（flow）和库存（stock）之分。图书馆是存放“库存信息”的地方。信息不被调用就会沦为滞销货，所以流动信息显然优于库存信息。图书馆调查也是调查，但获得的信息终究是经第三者之手的二手货。总结归纳得再精妙，也算不上原创性研究。以不同的方法重新分析既有信息，得出焕然一新的结论当然也是可行的，不过既然要做经验研究，那还是努力收集不属于任何人的一手资料吧。
在这个环节，我们需要规划向谁（从哪里）收集什么资料、收集多少、如何收集。关键在于之前提到的获取资料的可行性：需要的信息在哪里，有多少，能否获取，数量与质量是我们能驾驭的吗……假设你对“性侵加害者的研究”有兴趣，但接触研究对象的机会非常有限。无论你多感兴趣，这种研究的资料都无法获得或障碍重重，放弃才是更稳妥的做法。在选择研究对象与方法时，瞄准可达性更高的领域才是明智之举。在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个对象”时，回答“因为可达性高”一点都不丢人。
“烦恼咨询反映出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常见的研究主题。感谢时代的发展，如今我们可以检索报纸的资料库，获取资料的难度大大降低。那应该选择哪个媒体呢？《读卖新闻》的“人生指南”专栏在2016年迎来百岁生日，是历史最悠久的烦恼咨询平台之一，而且咨询者和回答者都挺正经的，因此我们不妨假设“该专栏内容反映了社会状况”（千万别选《朝日新闻》周六版be面的“烦恼熔炉”，看名字就不像个正经专栏）。搜索出来的结果足有几十万条，这么大的量显然是搞不定的，需要进一步细化。
细化的方法包括限定时间、主题、咨询者的性别和年龄等等。如此一来，便能研究“从烦恼咨询专栏看日本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之后的照护问题”等主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出台对照护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时间限定在制度推行后的十八年间，咨询内容限定为照护相关，这样便能有效控制需要分析的资料量。
不过抽样偏差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报纸的读者”是怎样的群体？《读卖新闻》的读者又有怎样的特征？什么样的人会特地给烦恼咨询专栏投稿？年轻人早就没有读报的习惯，也许这项研究只能揭示中老年群体的动向。而且专栏呈现的内容是报社筛选和编辑之后的结果。说不定这项研究会带来出乎意料的发现——“报纸已无法反映社会状况”。
学生给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时，我会追根究底地问，“要问谁”“样本有多少”“可达性高吗”“是你搞得定的数量吗”……总之，做“能做的”，而不是“想做的”。从眼前搞得定的课题做起，品味“哦，这样就能研究出来了”的成就感才是重中之重。
既有研究的要点详见第3节。关键在于充分了解可获取的资料（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在哪里、有多少。提前了解这些情况，会让即将开启的无海图航行更安全。站在研究计划评估者的角度看，这就是判断提问者有多少知识储备、问题提得是否恰当、有没有可能得出解答的依据。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做研究费时费力又费钱。在争取研究经费时，这个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是学生的研究计划，我也会让他们写上这一项。虽然写了也拿不到什么钱，我提这个要求不过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做研究也是有成本的。如果研究主题颇有吸引力，说不定还能拉到赞助。此举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性价比意识，让他们掂量掂量自己的研究值得投入多少成本。
研究日程在我这儿也是必写项目。因为用一年解答的问题和三年、十年及至一辈子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规模。
大学的研讨组原则上以一年为期。学生必须在这一年时间里走完“提问→选定对象和方法→收集并分析资料→得出解答并写成论文”的整套流程。所以我要求学生把问题聚焦/缩小到能在一年内解答的程度。聚焦/缩小问题，说白了就是“叠包袱皮”。初学者提问题往往偏宽泛，必须学会如何将摊开的包袱皮叠小。在这个环节该舍弃什么、留下什么，衡量的标准永远都是问题的“初衷”。这就是为何我要不断强调必须提出明确的问题。
通过一年亲身体验并掌握问题的提法与答法之后，只需不断积累，就能解答更大的问题。能分析一年的烦恼咨询资料，分析战后七十年的资料也不再是天方夜谭。撇开数量不谈，方法总归是一样的。一年的研究成果大致能写成一篇期刊论文，篇幅约莫三四十页的四百字稿纸。近年来，论文和报告的篇幅要求往往以字数为单位（比如六千字、两万字），但就好像有些人更习惯用传统度量单位而非公制单位，我们这代人更倾向于把字数换算成四百字稿纸的页数，这样更容易对篇幅有一个直观的把握。
东京大学社会学专修课程的本科生需要在两年内写出一篇两百页稿纸篇幅的毕业论文（相当于一册新书开本
的书）。先学会写三十页的论文，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写上七章，每章三十页，加起来就够两百页了。本科生在新生说明会上听到这个篇幅要求都会瞠目结舌，而我总会安慰他们：
“放心吧，你们的师兄师姐都是这么过来的。（笑）”
这话不假。毕竟写不出来就毕不了业啊。
研究计划到这儿还不算完，“研究意义”和“局限性”还没写呢。研究计划好似广告气球，用来昭告天下“我接下来要研究这个”。也许有人会问：八字还没一撇呢，哪来的意义跟局限？“研究意义”这个环节，是要提出这项研究成果会带来怎样的研究效益，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毕竟研究还没正式启动，怎么宣传都行。
除了说明研究可以达成的目标之外，还要写明自己认识到研究有什么遗漏、问题能解答到哪个程度、哪些部分还无法解答。因为这样能体现出，你有能力明确自己的研究在学术界的定位。无须第三方评估，自己心里也有数，这种状态也有助于防御可能出现的种种批判。
假设你基于问卷调查研究“当代学生的性意识”。意识调查这种方法有天然的局限性，只能把握意识，无法了解行为。就算问卷中对意识和行为都有涉及，能搜集到的也仅限于自我申报的资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作答者只会回答被问及的事项，哪怕回答了问题，也可能掺杂美化或歪曲的成分。更何况是性这种私密性极高的主题，绝不能将问卷回答与事实轻易画等号。
在研究性骚扰这样的敏感主题时，尤其需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性。我们固然可以用“以下哪些行为构成性骚扰”这样的问题开展意识调查，但若要开展“你经历过多少此类行为”的行为调查，则需要对不同性别设置不同的问题，比如问女性“有没有遭受过此类行为”，问男性“有没有做过此类行为”。而且，此类调查的结果能反映出男女之间的认知落差。回答“做过”的男性明显少于回答“遭受过”的女性，换言之，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存在性别导致的认知落差。如果将此解读为事实，就很容易招致“瞧瞧！性骚扰就是女人的被害妄想”之类的言论。但反之也可以解释为“性骚扰的加害者往往不认为自己伤害了他人”，反倒证明了加害者的麻木。总之，能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的仅限于“自我申报”——这才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对象和方法造成的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样本量的大小、抽样偏差、样本代表性，有些能提前预见，有些则不然。
常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指责研究“这个点没问到”“那个对象没采用”，因此很有必要学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防守。研究者必须清楚自己“本就没有要问这个点（自然也没有得到答案）”“此次调查没有采用某个对象”等研究设计中本就不存在的内容（所以也不会出现在结果中）。如此一来，在面对“缺了这个”“少了那个”的指摘时，就不会惊慌失措了。明确了局限，同时也意味着你清楚研究的下一项课题是什么。
百密难免一疏，万一被人指出遗漏的局限性怎么办？分享一个防守妙招：
遇到这种情况时千万不要胡乱找借口，不妨如此回答：“多谢指教，请允许我用作今后的研究课题。”
最后分享一个实例吧（图表4-2）。这是2009年从东京大学本科升入研究生院的上间爱同学在研一那年向研讨组提交的研究计划，虽没有完美到用作范本的地步，但足以说明，只要在大学参加过上野研讨组，就能写出这个水平的研究计划。研究主题是“探讨‘非婚生子平权运动’中，家庭、个人与近代家庭之间的距离（异同）——在‘近代家庭’之后到来的是什么”，将范围限定在“非婚生子平权运动”，副标题“在‘近代家庭’之后到来的是什么”却是野心勃勃，暗示着小范围内的个案分析也有发现普遍规律的可能。这份研究计划的优点在于问题明确，研究对象和方法都在搞得定的范围，容易触及。研究的理论框架是近代家庭论，研究对象与方法是针对非婚生子平权协会的会报及相关文献开展话语分析，时间跨度为协会成立后的约四十年。因为跨度较长，研究做了时期划分，研究计划中也有相关预告。
图表4-2 上间爱同学的研究计划
顺便聊聊时期划分吧。选择对象时，需要指明研究的是“什么时期的什么”，像“占领期的家庭法制（1945—1952）”“《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后的女性劳动”这样限定研究对象的时期。如果时间跨度为十年到数十年，时代大背景必然也有变化，需要进一步细分。因为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会在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呈现不同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时期划分。
最不可取的时期划分方法就是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样以十年为单位划分，因为公历的十进制对历史而言不过是巧合罢了。时期划分应当使用划时代的指标。顾名思义，“划时代”（epoch-making）就是“标记时期”的意思，指标可以是统计转折点（由升转降的节点）、制度改革或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媒体的热点事件。
如果研究对象与经济波动深度相关，那么1973年石油危机和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就是重要的划分节点。如果你研究的是人口问题，就绕不过日本总和生育率跌破1.57的1989年。性骚扰问题的里程碑则是1989年和1997年：“性骚扰”一词在1989年获得流行语大奖，成为媒体热议和家喻户晓的概念；1997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的修订案出台，明文规定雇主有义务预防和处理性骚扰，导致性骚扰问题的范式转变。
划分时期后，还需要分别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名称。如果研究1986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施行前后的女性工作方式的变化，则可使用“前《均等法》时期”“后《均等法》时期”这样的称法。
说回上间同学的研究计划。虽说尚在计划阶段，但展望研究成果（目标）必不可少。最终结果不符合预期也无妨。因为对研究者而言，最令人欣喜的报酬莫过于研究结果超出或完美颠覆预期。
上间同学以假设的形式阐述了她的预期发现：偏离近代家庭标准的非婚生子的当事人们高举“家庭多样化”的旗帜，却可能在无意中复制了近代家庭暗含的家庭规范。高呼“后近代家庭”的我们真能走出近代家庭的话语磁场吗——这就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因为有些决定非婚生子的伴侣选择事实婚姻，在实践层面落实了支撑近代家庭的浪漫爱意识形态（爱、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体）。这些伴侣不过是跳过登记结婚的法律程序，通过“我们才是用真爱维系的家庭”这种理想化，再度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兼顾比较异同也让她的研究更显平衡。尽管本书因篇幅未收录，这份研究计划还在既有研究一栏列出了近三十册相关领域的主要著作，可见她阅读了大量的近代家庭论。
该研究的意义是最终为运动做出贡献。这项研究从运动支持者的立场出发，有行动研究
的一面，并非局外人的批判。局限性则在于，通过研究了解到的东西可能无法引领我们超越近代家庭。作者的初衷是批判近代家庭，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入点很多，包括同性恋家庭、领养、集体生活等等。“批判近代家庭”好似一座无法独自攀上的高峰，登顶的路线不止一条，因此作者的微小尝试也算得上是一条路。我之所以在此引用上间同学的研究计划，就是想告诉大家：再不起眼的研究都要放眼未来。这项研究出于种种原因没能完成，但我坚信上间同学定会矢志不渝，不忘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