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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有没有燃起成为信息生产者的激情呢？容我再强调一下，做信息生产者可比做信息消费者有趣多了。
我们要做的是“研究”。这项工作的内容可以总结归纳成“查而后写”。这正是研究与“有感而发”“思而后写”的区别所在。
“把你的感受原原本本写出来”——从小学就开始的漫长写作教育中，老师有没有这样教过你呢？我一直认为这样的指导着实教人头疼。“从数据出发，摆出论据，以他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想法”才是更可取的写作教育理念。
仅仅是“思而后写”也不行。没有依据的想法就是偏见的代名词。任你在自身内部如何深挖，也不会有多了不起的发现。别人并不想听你的感受、经历、偏见和信念。你应该很清楚，没有人真的关心别人的人生。成为信息生产者，就是将对自己和他人都有价值的信息纳入“公共知识财产”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产出有相应价值的信息。
借机撒个气，义务教育之后的语文课本多以文学家的作品为主，这让我不胜其烦。散文和韵文本就有多义性，怎么“解读”“鉴赏”都行，语文老师又都是些落魄文学青年，这样的语言教育简直大错特错。正是因为教育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才常有人发表“日语不适合逻辑思维”的谬论，但事实绝非如此。这种人都是没读过、没写过逻辑性强的文章罢了。我认为语文课本应该多收录人文社科学家写的逻辑性较强的文章。
考题也不该问“作者此时的感受是什么”，而该问“这种论证方法是否具有说服力”。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的孩子上了大学，老师就得从文章的写法教起。
逻辑性强的文章不容许产生多种解释。所有术语都要明确定义，避免歧义。敲定了的术语必须从头用到尾，看腻了也不能改。必须缜密地构建论证，确保逻辑严谨。因为文章的目的就是把观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对方。万一出现误读，责任也在作者。这就是研究论文的规矩。
好枯燥啊，真麻烦……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就不适合做信息生产者。当然，从广义上讲，作家和诗人也算信息生产者，但信息只有被消费才有价值。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不见得对别人也有价值。各行各界都有人想生产出对自己来说非常迫切、至关重要、专为自己服务的信息，但如果没有消费者，就只是在唱独角戏而已。没有读者的“壁橱诗人”和“博客作家”有的是，但对研究者而言，不被共享的信息就是没有价值的。
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我们必须从可验证的事实出发，得出有理有据的发现，而不是根据信仰与信条提出主张。我经常提醒研讨组的学生“我没问你的信念”，还会追着他们问“凭什么这么说”。无凭无据的信念不过是先入为主的偏见罢了。如果发表的都是无法论证或反驳的偏见，那么研讨会的气氛再热火朝天，到头来也只能以“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告终，无法得出结论。这称不上是讨论。
某些大学的研讨会看似发言踊跃，讨论的内容其实根本没有交集。在上野研讨组，只要有人回答了问题，我都会问提问者：“这样算回答了你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的学生普遍惧怕噪声，就算对方的回答没有说服力或牛头不对马嘴，他们也会默默接受。
“Did s/he answer your question?”——只要这么引导试探一下，便知提问者并没有心服口服。他们会说“其实只回答了一半……”或“呃，我想问的不是这个……”。如果研讨会设置了主持人，她/他的职责就是引导大家开展有交集的讨论。
细想起来，日本的国会答辩就是不折不扣的鸡同鸭讲。“刚才的发言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才是最该在每一轮答辩中明确的事情。要是让孩子们误以为那种为拖延时间而闪烁其词的对话就是讨论，那可怎么得了。
哟，一动气就扯远了。
说回研究吧。
何谓研究？研究的流程如图表2-1所示。
大略如下：（1）首先提问；（2）回顾既有研究，看看是否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明确哪些部分已经有了解答、哪些部分还没有解答后，再进一步聚焦，设定（3）研究对象和（4）研究方法。（2）（3）（4）的顺序可以视情况灵活调整。接着，（5）针对问题提出可预测的理论假设，（6）再将其转化为可检验的实证性工作假设。（7）收集检验假设所需的一手资料，（8）分析所得的资料，（9）根据分析结果验证或推翻假设，得到新的发现。（10）若能在此发现的基础上构建出适配其他研究的通用模型，那便是大功一件。（11）最后指出发现的意义所在，阐述这一发现对学术界的公共知识财产有何贡献，（12）同时表明你已经认识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
图表2-1 研究的流程
上述研究流程直接反映在“研究计划”（详见后文）的格式上。这正是“论文”这一信息产物（输出）的基本结构。上野研讨组以“成为信息生产者”为宗旨，教学计划也直接套用研究流程，没什么秘密。课程安排详见图表2-2。
研究始于提问。研究层面的问题被称为研究问题。“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是每个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问题。
提问也许是难度最大的环节。因为解答问题的方法可以教，提问的方法却教不了。而且，提出没人提过的、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很考验提问者的人生态度与个人品位。
这个环节以前也被称为“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不会有问题。借用信息科学的术语，也可以将问题意识描述成“捕捉噪声的敏感度”。噪声是对现实生出的别扭感、疑问和执念。在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停止思考的人是不会产生噪声的。
有些问题可以回答，有些则不能。比如，“灵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就无法在经验层面得到验证或反证。经验科学属性的社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处理没有经验指涉（empirical referent）的概念（如上帝、灵魂）。再如“人活着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对提问者而言也许非常迫切，但却是一道无解的题。而社会科学家会尝试将这个问题脉络化，改成“人会在什么时候感受到活着的意义”，这样就可以回答了。
图表2-2 研讨组课程安排
顺便一提，社会科学家不会使用“本质”这种非历史性的概念。例如，我们无法证明“女性的本质是母性”，却可以回答“女性的本质是母性这一认识是何时形成的”“什么样的人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母性”。
信息 生产者必须提可以回答的问题。而回答总是一时的，迟早会被新的回答取代。学问的发展便是如此。前人早已做过研究，你却要再次提问，这表明你对以往的解答并不满意。
问题有“老套”与“独特”之分。老套的问题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因此很可能已经有许多人研究过并给出解答（详见第3节中“何谓既有研究”的部分）。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感兴趣而且无法预测，也还没有解答。可无论你多关心这个问题，如果更了解特朗普的专业人士已经做过深入分析，你的研究怎么可能比得上呢，赶紧抽身才是明智之举。
独特的问题则是没有人提过的问题。你只要给出解答，便能成为该领域的先驱。而且没人跟你竞争，该领域的最高权威就是你。不过，如此独特的问题自然是稀罕，可能没有文献可查，甚至资料都没有。在女性学的草创期，曾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江户时代的女性都用哪些月经用品？日本的卫生巾出现于1961年。如果问“卫生巾诞生之前的月经用品都有哪些”，倒还能搜集到老年女性的证词，可一旦追溯到江户时代，人证就别说了，也没有书面记录，只能根据民俗学资料或为数不多的花街史料进行推测或判断。资料称，当年的花街女性使用形似兜裆布的丁字带，或将红绸卷成纺锤形用作卫生棉条，洗净后反复使用，但花街的资料只能反映花街的情况。当时的“处女”不能用这样的“卫生棉条”。那普通女性都用什么呢？看重贞操的武家女性和有青年男女婚前混住习俗的农家女性又有怎样的差异？……想解开的问题不少，可惜都没有资料。
能否获取资料是提问环节的一大要点。无论你多么想了解死刑犯的内心世界，也无法进入监狱采访。如果问题是“死刑犯的最后一餐是什么”，说不定还能通过采访狱警找到答案。想研究瘾君子也一样，无法接触到研究对象就只能作罢。研究秘密社团或封闭的当事人团体，或许还能打入内部获取资料，但后面要想公开掌握的资料，又会让难度更上一层楼。
问题还有大小之分。“全球变暖将走向何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恐怕在你有生之年都无法得出解答。在自然史的时间维度发生的事情对人类来说也许是大问题，但对地球而言可能无足轻重。不过我们可以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因为大问题往往由一系列小问题组成。
好比“日本大众媒体是如何报道全球变暖问题的”，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做出解答。毕竟“全球变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不长。大众媒体种类繁多，可限定为“拥有数据库的全国性报纸”，检索有“全球变暖”一词的资料即可。近来有了搜索引擎这一利器，收集资料还是相对轻松。不过，一个人能处理的资料量很难过千。
20世纪90年代，上野研讨组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以“AV的社会史”为主题的毕业论文，他的提问思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众所周知，AV在70年代前后才在日本出现。家用录像机在同时期问世，早期的AV就是作为它的促销赠品普及开来。因此，他只需要追溯最多二十余年的历史。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篇论文也带来了喜人的“赠品”，让他一跃成为该领域的先驱。
我不厌其烦地提醒学生，“提可以回答的问题”，“提自己搞得定的问题”，“选择可以获取资料的研究对象”。
越是缺乏经验的初学者，越是容易把包袱皮摊得太大。要想提好问题，关键在于掌握“叠包袱皮”的诀窍。这就是所谓的“聚焦”或“缩小范围”。
也许有些学生想挑战更高难度的问题。但研讨组的“演习”旨在让大家体验提出问题并给出解答的过程。一旦掌握解题方法，便能灵活运用。先用简单的问题练手，再逐步提高难度，挑战更大的问题就是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要提不属于他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
在指导研讨组时，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无论学生提什么问题，都不评判其价值大小或优劣。因为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没人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话，而我的观点是It is your question，but none of my question（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这似乎与“生产信息就是生产对知识共同体有价值的公共财产”相矛盾，但我之所以强调要提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皆因研究是一项烦琐、耗时又费力的工程。没有想解开的问题，就无法坚持走完这个麻烦的过程。哪怕一个问题对其他人没有意义，只要对研究者自己有意义，就能收获名为“满足感”的回馈。“哦，原来是这样！”——对做研究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豁然开朗更有价值的回报。
我总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也因此提出了绝不会在其他研讨组出现的主题，有些天马行空，有些直教人皱眉。从“如何度过平安夜”这种无关紧要的主题（但我从不会说问题毫无价值）到“（对自己来说）最色情的性行为是什么”“顾客在恋爱风俗店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嗯，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自己收集资料了。”我这样说着，鼓励学生自己研究，而他们也根据一手资料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离巢毕业。
据说有些研讨组是老师设定主题分配给学生，但我从不这么做。与所谓“调查学习”不同的是，我也从不会让学生收集现成的二手信息，弄出几篇谁来写都大同小异的报告。从这个角度看，上野研讨组营造出了少有压抑（即容易产生噪声）的环境，个性人才辈出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再聊聊“当事人研究”吧。
当事人研究源于北海道浦河町的“伯特利之家”
，不过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是“那不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法子嘛”。当事人研究，说白了就是“我的问题我来答”。女性学就是一门由女性自己来解开“女性”这个谜团的学问。如今回想起来，我们也算是当事人研究的先驱了。
回顾一下女性学遭遇过的阻力，就不难想象当事人研究在学术界面临怎样的障碍。阻力是认可的反作用力。如果连阻力都没有，那就证明当事人研究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只是被看作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种“生存技巧”，类似社交技能训练的心理疗法，只是自称作“研究”罢了。如今，女性学在学术界已经站稳脚跟，成立了学术团体，拥有了学术期刊，争取到了研究所、讲座、职位和研究经费，但当事人研究能否走上同样的道路还是个未知数（上野，2017）。
提问就是提出一个问题，而问题可以是question，也可以是problem。女性学从女性问题
出发，但它不仅是关于女性的问题（problem），也是女性提出的问题（question）。
对我来说，身为女性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只因为是女性，就会在社会上遭受他人不合理的对待。我想解开这个谜，却发现以往的研究尽是些“男人教你识女人”的玩意儿，“老子最了解女人，你乖乖听着就是了”的态度跃然纸上。那些研究不仅无法说服我，还充斥着男人对女人的妄想，让我十分反感，心想“你们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啊”。
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她们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女人自己最清楚。由女性开展的女性研究之所以少，是因为学术界的女性研究者的绝对数量少。于是我们开创了“由女性开展、为女性服务、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by women, for women），女性学就此应运而生。
“女人研究女人过于主观”“不中立就不算学问”“男人怎么就不能研究女人了”……女性学刚成立就遭到各方批判。学术界对“中立”与“客观”的信仰至今根深蒂固，甚至有人当面对我说：“女性学？那算哪门子的学问？”
当事人研究的立场便是“我就是我自己的专家”。女人最了解女人，那就让我们女人来研究女人吧——女人从学问的客体转变成主体，于是才有了女性学。“我居然能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我在初次接触女性学时的茅塞顿开还历历在目。因为在那之前，我也一直认定学问就应该是中立和客观的。
所以，问题首先得是自己想问的问题。
研讨组曾有个学生抛出这样的疑问：“老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越能直白地引出最根本的答案。我下意识地回答：“就是揪着你不放的东西。”这个脱口而出的回答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
从小到大，“身为女人”就是揪着我不放的谜团，所以我决定把它当作研究问题。再加上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还是个不幸的家庭主妇，我接二连三地发问：“家庭主妇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女人会成为主妇？”“成为主妇会遭遇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家庭主妇”是一个深奥的研究主题。我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1990/2009）正是通过家庭主妇，揭露了近代社会的结构。女人当家庭主妇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从未有人认真提过这个问题，既有研究也很少。
同理，身为身心障碍人士、在日韩国/朝鲜人、性侵受害者……也可能是揪着你不放的问题。在外国出生长大的日本女性说，“身为日本人”是比“身为女人”更大的谜团。每个人想要解答的问题形形色色，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和人生经历。遇到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研究者莫大的幸福。不是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也无法全身心投入研究。
我常说学问是一条只求自己痛快、至死方休的极道。有人把做学问比作“穷人的消遣”，但做学问费时费力又费钱，与“穷人”实在不搭。而我之所以用“极道”“消遣”这样的字眼，其实是为了告诫自己：别以为和音乐戏剧等各种各样的“极道”相比，学问能有多少特殊的价值。因为若是不加约束，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自高自大，误以为学问处于人类各种文化事业的金字塔尖。
提问永远意味着“提自己的问题”。那个问题不能是谁塞给你的。所以我时常提醒那些抱怨研究得不到回报、换不来职位的研究生：“你走的是解答自身问题的极道，问题又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你又能怨谁呢？世上还有比这更奢侈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