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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于噪声——这是信息工程的基础。没有噪声，就没有信息。
何谓噪声？噪声就是别扭、执念、疑问、疙瘩……因此，当一切都理所应当、毫无疑问时，不会产生噪声。
有些噪声能催生出有意义的信息，有些无法发展成信息，只能止步于噪声。所以，尽可能营造产生许多噪声的环境，就能有效提高生产信息的效率。
当你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毫无疑问时，不会产生噪声。社会学术语“自明性”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相反，在离自己太远、超出接收范围的领域，噪声同样不会出现。社会心理学称之为“认知失调”
——听得见却没听进去，想必许多人都有过类似“选择性重听”的经历。
图表1-1 信息源于噪
因此，噪声出现在不证自明的领域和疏远的外界之间，出现在自身经验边缘的灰色地带。要想提高信息生产效率，就得先打造“噪声发生器”。因为有意义的信息就源自噪声（图表1-1）。
激活噪声发生器非常简单。
第一，缩小不证自明的领域。第二，缩小疏远的领域。由此扩大产生信息的领域（灰色地带）。要实现这两点，只要让自己置身于“理所当然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环境即可，难度并不高。投身于语言和习惯不同的异文化就是个好方法。如果觉得成本太高，多接触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的人或身心障碍人士也行。
换言之，信息产生于系统与系统的边界。跨越多个系统或站到系统的边缘，都有助于提高信息生产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E.帕克所谓的“边缘人”（marginal man）
很适合当社会学家，因为站在多个系统边界的人更能洞察各个系统。
人类学家也是异文化中的局外人。正因为是局外人，他们才能收集到圈内人看不到的信息。圈内人也可以在参与其中的同时，通过观察者的视角将自己变成局外人。常人方法学
就是一种将日常世界转化为异文化的方法。
说起边缘人，我们很容易想到不属于任何社会的犹太人。社会学家中的犹太人占比很高，说社会学就是犹太人的学问似乎也并无不可。
生产信息的重中之重在于提问，而且必须是没人提过的问题。可以说，有了好问题，研究就成功了一半。所谓提问，就是如何呈现你剪裁的现实，讲究的是角度犀利和切口鲜明。
提问离不开品位与技巧。技巧可以磨炼和进步，品位却不能。因为品位体现了一个人的活法，呈现出你对现实的距离感和态度。
“来，提个问题看看”——许多初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会被老师的要求搞得不知所措。因为上大学之前，从没有人对他们提过这样的要求。让学生批判性地阅读文献，也常有学生一脸茫然，告诉我他们被文献说服了，不知道从何批判起。不过凡事都需要训练和学习，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养成习惯。无论是提问本身，还是提出有品位的问题，经验积累到位就能学会。
提问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提可以回答的问题。第二，提你搞得定的问题。社会科学并非形而上学，而是研究形而下现象的经验科学，因此我们不能提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的公理性问题，例如“上帝是否存在”“可不可以杀人”。若给这些问题添加脉络，改成“什么样的人认为上帝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杀人，什么情况下不允许杀人”，那就可以解答了。其次，人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有些问题一天就能解开，有些需要一个月或一年，还有问题穷尽一生都无法解答。认清问题的规模，提出能在有限时间内解答的问题，才能体验从提问到解答的过程，明白“解答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经历过这个过程，就算问题规模扩大、问题对象改变，你也可以灵活应对。
没人提过的问题，就是有原创性的问题。具有原创性的问题能孕育出原创性的解答，催生出原创性的研究。
不过，什么是原创性？
原创性就是和既有信息集合之间的距离。“距离”在英语中是distance。换言之，与既有学识的集合保持一定的距离（distance），就是你的立足点（stance）。（图表1-2）
图表1-2 原创性即距离
要提出一个没人提过的问题，必须先了解谁提过怎样的问题并给过怎样的解答。掌握既有信息集合的人被称作“有学识”，没有学识的人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问题是否具有原创性。所以学识是原创性的必要条件，但两者往往相互冲突。学识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原创性却靠品位。那学识和原创性孰轻孰重呢？我给出的回答永远是——都重要，硬要选的话，“有原创性但缺乏学识”比“有学识但缺乏原创性”更好。因为有原创性的人可以事后补充学识，但有学识的人很难通过后天努力补足原创性。
资料来源有“一手”和“二手”之分。一手资料指的是现实中亲眼或亲手获得的信息。顾名思义，二手资料则是他人加工过的信息，说白了就是二手货。由他人之手加工过的都是如此，通过报刊、博客等媒体获取的信息均是二手资料。
收藏二手资料的仓库是图书馆。常有人误以为研究者就是整天窝在图书馆里看书的人，但那仅仅是研究者的一个侧面。有些研究确实主要靠从图书馆收集资料，我们称之为图书馆调查。近年来，似乎也有不少学生只靠从网络收集资料。然而，收集资料并非只能通过图书馆和网络。在图书馆之外与线下世界，还有广阔无垠的经验领域。从经验领域亲手获取的就是一手资料。
近来学校盛行的“调查学习”基本属于图书馆调查的范畴。今时今日，我们无须前往图书馆，也能通过网络触及不计其数的信息内容，仅靠复制粘贴网络信息拼凑出来的报告在小学到大学的各个阶段屡见不鲜，但这不叫“研究”。东京大学的上野研讨组从不认可只是巧妙整合媒体信息的报告。我总会严厉质问学生：那是属于谁的信息？是一手还是二手？
当然，就某个主题梳理出谁研究到了什么地步，也有一定的价值。这样的报告被称为综述论文，但也就止步于此。能写出详尽准确的综述论文的人，大概在长年受教育过程中接受了大量“阅读下文并以××字概括大意”的训练。梳理某领域提出过哪些问题且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答的综述论文，仅仅是研究的准备阶段，充其量是体现出“你做了不少功课”的阅读报告。研究论文将这一环节称为“回顾既有研究”（文献综述）。以“你这个水平都能提出的问题肯定早有别人提过”为起点，才能真正开始研究。
虽说提问讲究原创性，但完全没人提过的问题着实罕见。不过，“批判性地回顾既有研究”有助于了解自己提出的问题被解答到了什么地步，哪些地方还有待解答。如此一来，才能明确自己的原创性究竟是什么。
消费或收集信息的过程叫“输入”。将输入的信息加工成产物的过程被称为“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process既是“加工”，也是“过程”。信息生产的终点是输出信息产物。无论你输入多少资料（这叫博学），处理多少信息（这叫智慧），没有输出就算不上研究。
要成为信息生产者，就得想方设法将输出传达给对方。因为信息生产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没有传达到位，信息生产者该负全责。若是生出误会，信息生产者同样责无旁贷。可见，“研究”这种信息生产行为的特征就在于，不容许诗歌和文学作品那样的模棱两可。运用不留误解余地的清晰表达，以不可撼动的逻辑结构为基础，摆出论据说服他人，就是输出论文所必需的技术。
那么如何获取一手资料呢？资料分为语言资料和非语言资料，而研究是语言性产物。一手资料可以通过观察、经验、沟通、对话、访谈、问卷调查、统计等途径获得，但所有资料必须先转化为语言资料，才能最终输出为语言性产物。
资料收集的机会无处不在。毫不夸张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收集资料。媒体言论、信件、日记、证词和法庭记录等二手资料，也能作为一手资料，成为综合分析
的对象。
研究基本上就是输入语言信息，再输出语言信息的信息处理过程。学术界以语言信息为尊，重精神多过身体，重理智多过情感。但输入非语言信息，再以非语言信息的形式输出，说不定也是可行的。先输入影像，再输出影像，或者以视觉表达或表演艺术的形式输出，也并非不可想象。在这些年的学术教学中，我意识到自己的输入和输出都偏重语言。我只知晓如何处理语言信息，能传授的也仅限于此，但世上肯定有人掌握更丰富多样的非语言信息的输入/输出诀窍，也能传授给他人，只不过这不叫“学问”罢了。以语言为信息处理媒介的人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只能处理语言的局限性。
最后再聊聊何谓学问吧。
我将学问定义为“可传播的公共知识财产”。学问是可以传播的，所以也可以学习。学问没有艺术或宗教那样的秘技与奥妙。日语里的动词“学习”本就由“模仿”一词演变而来。学问应当简单明了，能照葫芦画瓢地习得，最终生产出公共的知识财产，而非私有财产。
因此，我认为研究者更像是工匠（artisan），而非艺术家（artist）。对艺术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作品像“歌德的作品”“罗丹的雕塑”那样与专有名词挂钩，无法被他人模仿，但工匠的终极目标是作品不再与专有名词绑定，成为谁都能用的公共财产。所以，像“福柯的话语分析”那样逐渐褪去专有名词的外衣，以“话语分析”广为人知并成为社会科学界共享的工具，发明者本身被人遗忘，才是社会科学家的至上荣誉。
“身份认同”“参照群体”等形形色色的概念就是如此转化成了全体研究者的公共财产。成为研究者，就是加入这个专家群体。如果你想生产百分百原创、谁都无法模仿的独家表达或作品，那最好朝艺术家或创作者的方向努力，而非成为研究者。
做学问、成为信息生产者就是这么一回事。从下节开始，我将依次讲解成为信息生产者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