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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
，此后，在一系列关于文化的对话、反省和反思中，形成了系统的“文化自觉论”。文化自觉论的提出，不仅很快在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转化成了公共政策话语。诸如“理论自觉”
、“实践自觉”
、“道路自觉”、“制度自觉”等学术概念和政策话语的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社会影响。2020年，对中国乡村发展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乡村实现全面脱贫，并全面步入小康社会，面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任。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实践始终秉持“志在富民”的宗旨，重温并读懂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对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实践也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