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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是一个时事热点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从历史视野来看，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问题是在社会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并不断凸显出来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乡村振兴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问题的构成之一，亦即伴随社会现代化转型而显现的问题。
乡村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发展困境，犹如费孝通所概括的城镇化的两面性命题，亦即回溯自近代以来的城镇化历程，城镇繁荣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凋敝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乡村难以摆脱城镇化带来的宿命，或多或少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发展困境问题。从人类社会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伴随着机器化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乡村特别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农村和传统小农普遍走向了孟德拉斯式的“终结”
。
作为一种现代性问题，乡村问题实质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与发展不均衡问题。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呈现为，一边是城市的繁荣和快速发展，另一边则是乡村的日益凋敝和日渐消失。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和发展差距成为乡村衰落和终结的真正推手，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社会流动规律，在城乡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就会发生乡村发展困境的恶性循环。
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城镇化之所以带来的是城乡不均衡发展的格局，而不是城乡共同发展、平等共处的格局，是因为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机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四种机制导致了乡村的渐趋衰落，亦即乡村发展滞后问题。
第一种机制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剥削机制。在早期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剥削而实现的，这其中也包括了工业和城市资本对乡村和农民的剥削。如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就有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一历史反映出工业资本如何残酷地剥夺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又沦为被剥削的产业工人。
剥削机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乡村问题的内在联系，即工业化过程中的乡村衰落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剥削造成了乡村的贫困落后。工业和城市资本对乡村和农民的剥削，首先从土地开始。失去土地的乡村人口不得不离开农业和乡村，向城市和工厂流动，这样资本又开始剥削他们的劳动。在沉重的资本剥削下，乡村居民难以获得“翻身”的机会，乡村由此也不再具有发展动力，乡村的凋敝在所难免。
第二种机制是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的“脱嵌”机制。在波兰尼看来，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发生“大转型”，归根到底是因为“脱嵌”问题，“脱嵌”主要是由土地和人的商品化导致的。在传统社会里，人类经济活动是嵌入社会之中的。而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经济已逐渐脱嵌于社会。
按照“脱嵌”的逻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就是工业和人口不断地脱离乡村社会、城市不断地消灭农村的过程。
“脱嵌”问题看似社会变迁和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结果，然而换个角度看则是“市场失灵”的集中反映。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城乡不平等和乡村衰落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而得到制度的默许甚至是庇护。由此看来，在自由市场制度中，乡村社会发展滞后以及乡村灭失问题并不被当作问题，因为发展不平等并不是此类制度所关注的。此外，自由市场制度的逻辑本身就不会规避乡村社会凋敝问题，更不会有意去干预和解决这一问题。
工业化、城镇化的“脱嵌”机制不仅改变了城乡关系，将乡村社会推向边缘化和不断衰落的境地，而且打破了乡村社会已有的均衡。在工业脱离乡村社会之后，乡村原有的手工业、家庭副业都受到了机器工业的影响和冲击，逐渐走向瘫痪和倒闭，由此乡村内部的经济系统也就失去了均衡，乡村随着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而走向问题重重的危机。
第三种机制类似于刘易斯的“二元分割”机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经济系统出现了二元分割的结构，也就是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小农为代表的传统部门
。二元经济论认为，经济中的传统与现代部门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现代工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明显高于传统部门，因而一旦现代部门有劳动力需求，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流向现代部门。对于传统农业和乡村社会发展的滞后问题，二元经济论的解释趋向于结构决定论，亦即把城乡二元格局视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发展的滞后性是由其经济效率相对低下决定的。
诚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工-农、城-乡的二元格局，而且经济系统中也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格局。二元结构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转型中的二元分割机制，而不是由结构本身决定的。二元分割机制的作用机理就在于偏重和排斥。偏重就是在发展中突出并偏重某个方面，如现代工业或现代部门。这样，在落实发展的实践中就会不断强化这些部门，使得有些部门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多的优待政策。排斥就是对非偏重对象发展的轻视与排斥，使得不被偏重的部门在发展中面临资源短缺和缺乏有效支持，从而导致弱势部门陷入发展困境的恶性循环之中。如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的发展受到政府和政策的重视，从而得到了更充分、更快的发展。相应地，农业和农村社会却遭到冷遇，甚至受到产业政策的挤压，进一步失去发展机会，由此也就造成了乡村发展滞后问题。
二元分割机制实际还包含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功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二元格局，在较大程度上是通过经济体制中产品价格“剪刀差”机制实现的。在自由市场制度中，价格“剪刀差”的作用往往为所谓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与市场调节机制所遮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剪刀差”的功能更容易显现。无论何种经济制度，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的形成都或多或少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关。农产品在定价上的劣势，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效应和效率相应降低，从而形成对农业特别是小农的挤压，影响和制约农业、农村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农业部门的效益偏低、效率偏低问题，实际上与现代社会的价格形成机制或价格“剪刀差”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因而，农业与乡村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消解既有的不合理价格“剪刀差”。
第四种机制就是费孝通所概括的“乡土损蚀”机制
。“乡土损蚀”机制反映的是现代化、城镇化转型对乡村年轻人的影响，也就是对乡村社会的继替主体的“损蚀”。任何社会的发展与繁荣，都需要后继有人。乡村社会的充分发展寄希望于乡村年轻人，他们才是乡村社会的未来，是乡村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在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受现代教育体系、现代文化价值观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乡土损蚀”现象。所谓“乡土损蚀”，是指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对乡村年轻人的“损蚀”，使得教育不是帮助培养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接班人，而是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临“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现代教育体系脱离乡村社会发展需要，加上城市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的熏陶，让越来越多的乡村年轻人离开乡村、脱离乡村、远离农业；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乡村年轻人在进城之后，并无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且城市也无足够的社会经济空间容纳乡村年轻人，从而导致许多乡村年轻人陷入既不愿回乡又不能融入城市的困境，造成对乡村社会的严重“损蚀”。
“乡土损蚀”机制集中反映出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文化教育体系与乡村发展的背离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乡村社会人的发展与现代化问题。乡村发展的动力不足与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人力资源的日渐匮乏，这与“乡土损蚀”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且，乡村发展滞后与人才流失之间又会产生相互促动的作用，乡村社会发展越来越滞后，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才向外流动；人力资源的流失，又在不断加重乡村发展的滞后性。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的乡村发展问题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乡村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村或乡村是社会的主体构成，乡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城与乡属于两个不同性质、不同等级的社会空间，城大多是管理机关的驻地，以及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居住生活的地方，广大百姓大多居住生活在农村或乡野之地。这样，城乡之别主要为社会空间的等级分层，乡村问题也主要是自在的结构问题，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乡村维持着缓慢而稳定的发展状态，问题并未特别地突显出来。
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发展问题，从根源上看，主要原因还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工业化的冲击。随着西方列强用大炮和工业化商品打开中国大门，对以农立国的中国而言，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连年不断的战乱不仅仅给广大农户增加了徭役赋税的负担，更为致命的是战乱从根本上破坏了乡村民众安心生产生活的环境。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入侵，而且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入侵。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乡村社会也就被卷入西方工业化的浪潮之中，遭受工业化的冲击和剥夺。正是在这种外来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之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经济原有的均衡被彻底打破。例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描述的苏南农村问题，就是原本富庶的鱼米之乡，却出现了农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危机问题，其根源在于外国工业化力量打破了乡土社会的经济系统的平衡。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商品倾销至中国后，乡村手工业遭受严重冲击甚至瘫痪，致使农户家庭收入失去一项重要来源，并进一步波及农业生产经营，最终导致大量小农家庭入不敷出，出现破产和温饱问题。因此，近现代中国乡村发展所出现的问题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乡村问题，却又与西方工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近现代中国的乡村发展问题是伴随西方工业化的转移效应或溢出效应，亦即伴随帝国主义及其殖民过程而产生的中心与边缘、掠夺与被掠夺、发达与危机的二元对立问题。所以，解决旧中国的乡村问题，只能通过革命途径彻底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秩序格局，这样才可为乡村发展创造基本条件。
新中国的乡村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在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与城乡二元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问题。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大趋势下，新中国成立后同样要面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
。后发是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较西方工业化国家迟，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之后发生的，而且现代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后发不仅是指历史时间上的滞后、现代化水平方面的落后，而且反映了中西方之间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西方国家的种种影响，包括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入侵带来的冲击，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外生型现代化是指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产生现代化的动力，并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特定背景下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关联，在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只能在国内完成工业化的基本积累过程，农业农村的集体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从体制上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保障，并降低交易成本。当农民向国家交公粮成为一种义务之后，国家不必再与一个个农户进行交易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
由于农业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式工业化的需要，因而这一时期虽然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农民和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福利保障方面，还是在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日益凸显。城乡、工农两大显著社会差别，反映出该时期农村建设与发展实际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不仅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而且有大量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难以得到保障。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全面推行。虽然改革在形式上体现为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转变，即从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生产经营转向个体农户的承包经营，然而从实质上看，农村改革是一场思想的解放、农民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就是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提倡在实践中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的解放则是农村从集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如果从国家与农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角度看，那么农村改革之后，国家从农村、农民那里的汲取没有明显增长，而投入则有所增长。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对农村、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大大减少，农村的自治权、农民的自主权明显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正是凭借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农村通过乡村工业化的路径实现了先富裕起来的目标，较多的农户也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实现了增收，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依然延续，国家投入乡村建设仍显不足，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甚至有拉大趋势。所以，在农村改革之后的20年中，乡村建设及乡村面貌的改变，主要体现为农民经营改善和收入增多后带来的变化，亦即主要依靠乡村内生动能而推动的社会变迁。
自2006年起，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费，这是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农业税费的全面取消标志着国家“反哺”农村、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的到来。在此之前，城市建设、工业化发展都是从农村、农民身上汲取资源，积累资本。尽管汲取的方式并非仅为征收农业税费，但取消农业税费征收则意味着汲取关系在制度上的终止。随着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国家加大了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并不断增加支农惠农资金的财政支持力度，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面貌确实出现了根本性改变。然而，在物质条件、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却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在大量人口外出流动之后，越来越多的村落显得格外冷清和凋敝。对诸多乡村来说，乡村面貌越来越美、条件越来越好，而乡村人气却并没有出现越来越旺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