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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出现的突出现象和形成的典型特征就是社会流动。这里所说的“社会流动”是广义的，既包括农村人口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移动或流动，即农村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同时也包含农村居民在社会位置尤其是所从事职业方面的流动，即职业流动。这两种流动虽有区别，但又是相互统一的，共同构成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对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需要与农村社会的流动密切地关联起来。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需要，中国农村社会学开始聚焦于对农村社会流动现象和农民工群体的考察和研究。
尽管社会学研究提倡价值中立，然而，在关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出现的大量人口流动现象方面，较多社会学研究则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亦即把农村人口流动视为一大社会问题，而且将这一现象界定为“民工潮”。例如，宋林飞提出，“民工潮”的形成主要受比较利益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因素的驱动，他预测“民工潮”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风险均呈上升趋势，且将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跨世纪难题”，因为中国城市无力承受“民工潮”的冲击，因此，为了维护城市秩序与社会稳定，需要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构筑第一级“蓄水池”，以便对“民工潮”进行分流、“泄洪”
。雷洪则把农村人口流动看作“盲流”。所谓“盲流”，是指超量的、失控的人口流动，是一种“自然性的盲目社会流动”。“盲流”现象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弊端和潜在的矛盾，不过也呈现出积极的意义和历史的进步。
对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群体形成这一社会事实的认识和理解，类似“民工潮”和“盲流”的观念及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比较流行和普遍。在一些相近学科对此现象的认识中，亦有类似的观点，如有经济学、人口学研究认为，虽然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村工业之后的第三次创举，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以及农民第一次积极主动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农民向旧体制下的观念提出的挑战，但是，农民过量和盲目流动却带来了个人和社会成本的提高
。
由此看来，农村社会学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现象做“问题化”的价值判断，并非孤立、偶然的，而可能是一个时代观念的反映，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表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及其现实存在，影响着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和观念。
当然，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现象的持续，农村社会学对此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此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注重对其形成机制和微观形态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吴鹏森的研究跳出了农村劳动力剩余说和推-拉理论的框架，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解释了农村人口流动的社会机理。他认为城乡隔离、计划经济、封闭发展抑制了农民流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城乡隔离向城乡一体化、从封闭发展向对外开放的转变，而正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的转变带来了大规模农民流动现象。
农村社会学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现象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还体现为从注重宏观理论探讨转向对微观经验研究的重视。例如，王春光对北京市“浙江村”的研究，将视角转向对流动主体的关注，而且注重运用微观社会学的方法，对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加以经验考察，旨在了解流动群体在流动过程中及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
。同样，项飚也通过对北京“浙江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经验调查，从“社区”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城市里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并不等同于“移民聚居区”，而是具有聚合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流动的“社区”实际是农民在“大社会”背景下进行实践的舞台
。对农村流动群体及其聚居区的研究，也逐渐从国内向国际拓展。如王春光等对移居巴黎的温州人及其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从身份合法化、非法生存与合法发展、教育、代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经验考察，发现温州农村人口在国外呈群体聚集状态，保存和利用乡土性社会资源，使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与社会文化多样性并存，形成了“非精英移民”的社会适应和融入模式
。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现象研究焦点的转移，不仅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范围得以拓展，而且蕴含着农村社会学在此问题研究上范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开始超越传统的定性推论研究范式，尝试运用各种实证经验研究范式，不再泛泛论证“民工潮”或“盲流”现象的利弊和应对策略，而是注重揭示和解释流动的农民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行为和问题。
在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变方面，也开始出现运用定量实证方法的研究。如李强利用大型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初次职业流动中实现了职业地位的提升，而在再次职业流动中却维持水平流动，职业地位没有获得上升。对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原因的理论解释则是，农民工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
农民工虽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来自农村，因此，对农民工的研究，也是认识农村社会的一个窗口，更是理解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维度。对农民工群体的定量社会学研究，为农村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运用定量实证方法来开展农村社会学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和深化，农村人口流动在继续甚至扩展，每年有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在乡城之间流动，因而农村社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大流动”的时代。人口流动现象不仅为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也促进了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丰富。农村社会学对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逐渐拓展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如有研究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问题，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由于有着不明确和不稳定的社会认同，因而进一步催化和强化着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因为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游离于农村和城市社会体系之外的流动人口将会增多。一旦社会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这些流动人口就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也就是处于在农村待不住，而在城市又难以待下去的状况。
也有研究关注到，农村社会已经形成流动的价值观，“务农没有出息，已经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自然而然在流动动机、流动方式以及社会认同等诸多方面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
其实，农村人口流动现象依然是近些年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诸多理论观点产生的经验依据。例如，目前农村社会学中流行的乡村“空心化”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农村人口流动现象而提出的。由于较多的村庄面临着大量的人口外流，因此村庄在平常时间也就呈现出空落状态。然而，乡村人口外流是否就等同于乡村空心化呢？当前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较多观点趋于悲观，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论调，亦即把农村人口流动视为一种带来消极社会效应的社会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人口流动现象，需要辩证地看待。农村人口流动虽给农村发展和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也给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创造了新的机会。农村并不会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导致空心化乃至走向终结，相反，农村以人口流动的方式适应现代社会，也通过人口流动的途径获得新的生机。因而，农村人口流动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既然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已是一种社会事实，且已成为新时代农村社会的新常态。那么，农村社会学研究仍需正视这样的客观事实，关注和探究农村社会在“大流动”背景下的运行与发展状态及诸方面问题，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寻求对流动的农村社会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的科学合理认识，并在概括和总结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多种提供有效解释的农村社会学理论，推动农村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