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思想的演进方式不同于技术的进步方式，两者沿不同方向、遵从不同逻辑。技术的创新要求研究者始终向前看，不断突破旧技术的限制甚至是抛弃旧的技术手段；然而，思想的演进往往需要在对旧思想的回顾和反思中获得新的思想、新的认识，亦即“温故而知新”。回顾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重温经典，对于我们把握新的时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大方向，洞察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难题，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价值。
文化自觉论是费孝通在从实求知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积淀基础上，通过学术反省与文化反思，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尤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事实中，高度总结和概括出的一种具有人类终极关怀意义的文化理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关系以及多元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方面，文化自觉论给出了和平共处、协作共荣的理念与方案。关于文化自觉的本质问题，费孝通非常精练地用“心态”关系概念进行了概括。至于如何推进文化自觉，费孝通生动形象地将之阐述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也就是倡导每一个文化主体，都既要看到自己文化的优点，也要发现其他文化的长处，不同的文化要保持和平共处，而非“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排斥与己不同的文化。
文化自觉论虽主要探讨文化心态关系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与发展问题，但这一宏观社会文化理论对微观社会实践也有重要的启示。将文化自觉论与乡村振兴实践联系起来，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乡村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其学术生涯的重点领域。“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表明费孝通希望看到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希望看到城乡协调发展，多民族共同繁荣，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地共存共荣。因此，文化自觉论给乡村振兴的理论启示是：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实现乡村的真正繁荣发展，使乡村文化特色在现代化、全球化大势中能够真正地与现代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共同发展，而不致出现“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
的局面。
另一方面，从社会需要递进论的观点
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推动乡村文化的自觉，探索“文化富民”之路，推进乡土文化的重建和乡村文化振兴。因为在新时代，文化需要将在社会需要中占据主要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美好生活的创造、美好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文化机制的建构和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富民”之路也就是乡村文化自觉之路。面对现代化、城镇化的大趋势，乡村社会主体必须实现文化觉醒，认识并发现乡村文化的价值，并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对话中探寻有效的功能调整与整合机制，以便将特色文化转换为发展资源，并发展起新的业态，如休闲观光农业、农家乐、田园民宿度假村、民俗文化旅游等，实现乡村从单一农业或亦工亦农到产业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