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自觉与文化富民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以及国家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在本章中，笔者则试图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与其“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联系起来，由此联想到当下社会学人类学在农村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乡村振兴战略。

虽然文化自觉论主要从宏观层面阐述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终极关怀问题，亦即“世界文化统一体”与“天下大同”格局的形成，但就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志向而言，其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则更趋向于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的中层理论。在《江村经济》的研究中，费孝通关注到中国农村的“饥饿问题”，并将农村基本问题的成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二是人口增长 。这一经验研究让费孝通产生了致力于促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为其一生“志在富民”扎下了根子 。由此看来，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根基在中国农村，目标在中国农村，文化自觉论也会对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有重要启示，因为“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针与任务。

在“富民”的实践方面，费孝通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优势，为城乡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 。在广泛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费孝通总结出了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为迟发展的农村地区探索富民之路提供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做法。

费孝通的“志在富民”学术理想与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社会学致力于让广大农村和农民富裕起来，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完全走向应用研究，而是强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要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即理论联系实际。在大量调查经验基础上，费孝通总结出的“富民”思想主要包括：一是对“小城镇，大问题”的阐述。“小城镇，大问题”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小城镇的建设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解决人口出路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小城镇为乡村工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空间。二是提出“全国一盘棋”的设想。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存在着区域之间的差距和不平衡问题。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费孝通提出要坚持“国家支持，自己走路”的原则 ，解决经济发展的启动问题，形成发展中心，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三是论述了“边区发展”战略。针对中国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状况，费孝通指出了边区发展中存在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心态”两种失调问题，指出了实现少数民族现代化及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 。

费孝通的“富民”思想根植于中国发展的实际经验，同时又具有超越现实的理论性和前瞻性。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通过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中国已实现全面脱贫的发展战略目标，进入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将全面推进。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巨变，但农村发展的主题是永恒的，“富民”仍是中心任务，因而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之于乡村振兴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中国农村发展是一个历史连续统，犹如派克曾论述的那样：“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是一适合而一致的整体的印象。” 在农村发展和富民道路问题上，费孝通论述较多的可能是乡村工业化、致富模式、区域协调等，虽然在论及民族地区或边区发展时，也阐明了要发挥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和自然条件等优势，实现相互协作、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但没有就“文化富民”问题做专门论述。

不过，如果将文化自觉论与“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联系起来，再结合当下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就会发现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实际为乡村振兴指明了一条“文化富民”的新路径。文化自觉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乡村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其价值在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可以被再发现、再利用。 随着技术更新与社会变迁的加速，乡村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虽面临更多挑战，但同时也迎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乡村文化的特质在现代社会也可以转化为发展资源，如乡村文化旅游服务业的发展，既可为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共存创造条件，也可为富民开辟一条新路径。

此外，文化自觉论不仅重视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实现人文心态的和谐秩序，而且倡导文化主体的自知、自觉和自信，相对贫困文化论、建设论、改造论而言，文化自觉论更加尊重社会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创造性。中国的乡村能否在现代化、城镇化大潮中重振、复兴，关键在于乡村主体，文化自觉则是根本。

中国乡村巨变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2020年随着全面决胜脱贫攻坚，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2020年的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既为乡村带来重要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费孝通概括的诸多重大“关口”，也就是从小康到富裕、从单一农业向多业融合的关口。在城镇化大势的冲击下，乡村振兴逆势前行，也将面临重重困难和阻力。然而，如果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视角来前瞻中国的乡村振兴，那么可以把握两个方面的战略定律：一是乡村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二是乡村文化重建与文化富民道路自信。

乡村文化自觉是指在现代化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有对乡村文化的全面认识，并在现代文化中确立乡村文化自信，为乡村文化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以及多元文化探索出存续和共荣之路。乡村文化传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系统，与当今以工业化、信息化为基础的现代城市文化有着较大差别。按照“美美与共”的文化包容原则，不同于现代城市文化的乡村文化也可以“和而不同”地存在和发展，这样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就不致消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可维护人类文化生态的平衡，这也是乡村振兴及乡村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价值所在。

当然，乡村振兴需要推动乡村产业兴旺、人民富裕，也就是要“志在富民”。乡村振兴的“富民”之路需要在文化上大做文章，重建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特色文化和优秀传统，发挥乡村文化的特质和特色的优势，重构乡村文化的功能，不仅让具有特质的文化传统得以共存，而且为乡村“富民”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径。 NDG40qCXrfUCcQ5E2nWIBwgwvKfMtpM6TJ6T5UgJnZpRKeFv8NSXn4AaV0PcZG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