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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体现。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的一种重要理论，其形成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从实求知阶段，二是反思阶段，三是自觉阶段。这三个阶段既相互衔接、紧密联系，又不断递进，所以，文化自觉论反映的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级阶段，也是理论升华的阶段。
费孝通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总结了自己一生始终注重并一直坚持从实求知。1998年出版的文集《从实求知录》所收录的文章，从许许多多方面记录了费孝通从实求知的所思所想。
从实求知既是对费孝通学术历程的概括，也是其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就方法论而言，从实求知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术为社会服务”
。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费孝通倡导并践行“中国化的路子”，反对“唯书、唯上、脱离实际、贩卖洋货”的风气
。在英国留学期间，费孝通师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选择博士研究方向时，如果按照当时英国人类学的主流范式，那就要以未开化的“野蛮人社会”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要对偏僻岛屿的土著文化和异文化开展研究。而费孝通并没有选择所谓的“野蛮人社会”为研究对象，而是选择自己的家乡农村进行人类学研究。这一选择不仅充分体现出费孝通的从实求知精神，而且展现出费孝通的学术开创性。后来，马林诺夫斯基不仅认可了《江村经济》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还给予了这一研究以高度评价。在费孝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看到了人类学与文化研究新路径的可行性和希望，认为人类学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并不是非要从那些极少数的未开化社会入手不可，对文明社会的文化研究其实更加重要。
从实求知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就是注重实地调查。费孝通主张的从实求知，既是对自己学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和需要，尤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需要而提出的宝贵方法。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来说，必须有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才能创建出“接地气”、有生命力、服务于社会需要的理论。所以直到晚年，虽然已过70岁，但费孝通依然坚持开展实地调查，切切实实地践行从实求知。费孝通曾回忆道：“自从80年代初恢复学术工作以来，争取一切机会下乡做实地观察，这几年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社会调查上。”
正是因为秉持从实求知的学术原则，费孝通晚年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如他所概括的那样“行行重行行”，他从农村到区域发展，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区，开展了大量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他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考察和思考，为文化自觉论的形成积淀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基础。
费孝通晚年完成对文化自觉论的论述，离不开他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迈入80岁高龄后对社会与文化所进行的一系列反思。按费孝通的回忆，他的学术反思阶段始于1993年，是“在苏州召开的两岸三地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开始的，当时我在会上宣读了《个人·群体·社会》一文，是我重读《生育制度》一书时的新体会”
。学术反思源自费孝通对“敬惜字纸”文化意义的理解。童年时费孝通的祖母会将写了字的纸收集到炉中焚烧并教育他要“敬惜字纸”，由此让他逐渐领会到个人的学术发表不仅是个人的事，还会影响到社会大众，所以，回过头来重读自己以往发表的文章，写下新的体会，也是对“字纸”的一种尊重。在这一阶段，费孝通写下了一系列重读旧作、纪念老师的反思性文章，收录在《学术自述与反思》文集之中，其中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包括《个人·群体·社会》《人不知而不愠》《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等
。费孝通通过写下这些反思性文章，不仅重温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而且在民族、小城镇与城乡发展和文化等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学术反思实际上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种转向，即从关注客观对象转向关注自身、从理论抽象转向实践反思。如布迪厄等的反思社会学就注重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观注”（gaze），主张“科学折返科学本身”，倡导反思性认识“旨在扩大社会科学认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
。作为一种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费孝通的学术反思更多受英国反思人类学方法论的影响，反思人类学强调跨文化的“席明纳”（seminar），也就是对话与反思。不同理论、不同认识可以通过平等对话、讨论，实现自我对话、自我讨论，并在重新思考和认识中达到自我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费孝通的系列反思性文章也为反思社会学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重读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后，费孝通特别强调了序言中这样的评论：“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在费孝通看来，这句话不仅是导师对他研究的一种评价，其实也蕴含着马林诺夫斯基对自身研究和文化论的一种反省和反思。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人“库拉”（kula）现象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人类学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费孝通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研究上迈过了“从书斋到田野”的这道“关”，但在面临“文野之分”那道关时，却只能叩关而未能夺关。也就是说，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反思中也意识到了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本土化的重要性，亦即“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的价值和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突破了人类学研究“文野之分”那道关，从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费孝通用“关”这个概念来总结和概括自己学术反思的一些新认识，其用意是把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亦即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性问题。“关”在地理上是两个地理空间之间的唯一通道，在军事上是战略要塞，学术上的“关”主要指两种不同认识、不同领域之间的障碍和通道，“夺关”“过关”就是在一些关键问题、困难问题上取得突破。
那么，经过反思性认识，费孝通究竟把哪些问题看作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之“关”呢？根据费孝通自己的概括，主要有“三关”：一是从“微观到宏观”之关，二是从“传说到历史”之关，三是从“生态到心态”之关。尽管费孝通谦虚地认为自己在第一道关上“观望”、在第二道关前“犹豫”、在第三道关口“缩手缩脚”
，但事实上，面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这三道“关”，费孝通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关于城乡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显示了他迈过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那道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他通过了从“传说到历史”的那道关，文化自觉论的系统阐述意味着他在从“生态到心态”之关口有了巨大突破。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论实际是费孝通对从“生态到心态”这一关键问题或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反思性认识的结果。
关于“生态与心态”问题，费孝通1992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以“孔林片思”为题谈到社会学学科面临的这一道关。所谓生态问题，费孝通用来指人与地、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如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即为“生态的层次”。而“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这也就是“人的心态关系”。“生态与心态”的区别实质是共存共荣问题，“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并不一定共荣”
。对心态的研究需要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弗洛伊德从反面、“病态”角度来研究人的心态，孔子则从正面、人伦关系角度来探索人们怎样共荣的问题，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因为在新的时代，冲突倍增，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心态关系。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就需要思考和解决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这个关键性问题，或者说重大战略问题，探索人类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方略。关于费孝通的心态秩序观，麻国庆曾评述道：“对于生态和心态秩序的关注，也正是费先生的人类整体观的反映，是对文化的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整体把握。”
在人的心态关系反思性认识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构想，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非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也就是说，要解决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怎样共处共荣的问题，根本的途径是人类共同实现文化自觉。关于文化自觉的意义，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来说，文化自觉论提出要致力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通过实证主义的系统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当然，文化自觉论的内涵并非局限在某个学科、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而是具有全球性、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意义，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