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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重要内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性。如何理解“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
谢春涛：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现在世界上政党很多，但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有着99年党龄的党已经不多了。世界上的执政党也很多，但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执政70多年还继续执政的党却很少。还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取得这样成就的党，可以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要解释好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应该主要从党的历史的角度说清楚，看看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作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有如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始终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牢记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句话：“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确实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讲初心和使命，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百年历史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反映了我们这个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认识。
主题教育活动主要是学习，学习的内容很多，首先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历史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我们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对初心、使命的认识更深一步，会更有自觉性、坚定性。
记者： 您写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曾催生了一系列以“为什么能”为风格的主题出版著作。您觉得这本书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本书从写作方法来讲，突出了两点，其中一点就是用故事讲思想。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这一点。
我后来的书也都力求突出这一点。为什么？第一，讲故事就是讲事实。党史是历史科学，只能通过，或者说必须通过事实来说话，论从史出。一本党史著作如果没有充足的事实材料，内容肯定立不住。对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事实本身谁也否认不了。第二，讲故事对读者包括听众而言有生动性。生动，对任何一个层面的读者或者听众而言都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用故事讲思想，一定需要。
再有一点就是引用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更客观更可信的评价。比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斯诺这样对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的西方人，他们的说法当然有说服力。比如，司徒雷登也好，当年美军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也好，都向美国人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现在这些报告很多都翻译出版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希望、前途就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新中国有一些了解的外国政要、“中国通”也很多，如基辛格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述就有很独特的说服力。
记者：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使命和任务。您认为，如何才能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谢春涛： 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当了30多年教师，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写书写文章写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仅跟党员领导干部讲，也经常给外国人讲。从我讲课和写作的经验看，要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有五方面的因素，我们要力求讲出来。如果讲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一是讲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人民立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做得比世界上其他的执政党都好，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
二是讲出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做了很多和国外的执政党不一样的事？一定有我们自己的理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有的讲话都强调问题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历史性变革毫无疑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我们讲理论也好，讲实践也好，一定得讲出问题意识、问题导向。
三是要讲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我这些年经常有机会出国，尤其是有机会去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在这些国家（地区）的形象非常好，“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受欢迎。我们碰到的政要、老百姓对中国人都有认可的心理。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是要讲出历史传承。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华文明5 000年，今天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毫无疑问都与这些历史维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清楚了这些历史，然后来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今天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厚重感就出来了，必然性、规律性就能够掌握了。
五是要讲出文化底蕴。记得有一次我对西方人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对于强调个人主义的他们来说肯定难以做到。中华文化从来是把“国”放在“家”前面的，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家尽忠而影响到尽孝不光不会受谴责，而且一定会受褒扬。中国共产党人就继承了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极致，发展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外国人了解了我们这样的文化之后，不仅会对我们理解、尊重，甚至还会多几分敬佩。
记者： 您能否举两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谢春涛： 党的十八大以来，可以说对一些讲故事的经历印象很深刻。比如，2014年9月我到阿根廷访问，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做一场演讲，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决策及如何实施决策”。我就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及会后各方面实施这个决定作为案例来讲。我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就是中共中央。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大的领导、政协的领导、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群团组织的领导、国有企业的领导、解放军的领导等都在中央委员会，大家一同做决策，决策过程是民主的，还要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征求一些基层代表的意见。决策之后，大家分头实施。人家听懂了，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决策来得那样快，为什么执行力那么强。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包括外国政党领袖这样的对象，感染力、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比如精准扶贫的故事。西海固曾被称为“苦甲天下”，联合国专家曾经宣布这里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去年我去西海固，跟印象当中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生态环境很好。“两不愁”“三保障”基本没问题，95 %以上的老百姓都喝上了自来水。这个事在别的国家很难发生。我在跟外国政党人士讲我们的精准扶贫的时候，每一次不管面对什么人，听者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中国共产党敢讲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现行标准下的贫困。别的国家的执政党，包括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谁敢这么提呢？提了能兑现吗？兑现不了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说到一定能做到。
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是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富矿，也是繁荣当代中国学术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您认为，讲故事与党史党建的理论研究如何相互促进？
谢春涛： 讲故事讲得好，跟理论研究是有关系的。讲党史，方法也很重要。比如，我注意到有的人写的关于党史的书、新中国史的书，就不太招人喜欢；有的人讲的党史课、新中国史课听众也不那么欢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讲出党史、新中国史的特点，至少是讲得不够。很多故事很能打动人，但是有的人不会用、不会讲。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可讲的很多，我们现在讲的远远不够。就算是讲了，有时候讲得也不够精彩、不够好。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话语去表达，将中国道路、制度和实践讲清道明。事实上，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会更好地推动做好中国的事情。
（本文刊于2020年1月18日《文汇报》，由《文汇报》首席记者杨逸琪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