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金虎

人物简介

鲍金虎，2000—200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硕士学位。广电总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广电总局二级巡视员，挂职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助理。2019年6月积极响应广电总局号召，主动请缨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之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负责广电总局在德格县的定点扶贫工作，配合当地党委和政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1年，鲍金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 困知勉行，积厚成器

我是农民的孩子，一个来自贫困县贫困镇贫困村贫困家庭的贫困孩子。

岁月从来不曾模糊我对于贫困的记忆。我家在福建省永泰县同安镇联坪村。提起福建，很多人印象里都觉得整体比较富裕。但实际上，在我年幼的时候，福建的发展极不平衡，不仅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东部自身发展也不平衡。身处贫困之中，我对于贫穷和困难有着真真切切的感知和经历。

家里以务农为生，母亲没上过学，父亲也只是初中毕业。我插过秧，上山砍过柴，喂过猪，放过牛，该干的活都干过。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我是吃“地瓜米”长大的。“地瓜米”是红薯切成丝晒干而成的一种食物。那时候大米很少，家里做饭都是省着放：放一点大米，大米上面放一点“地瓜米”。

求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很坎坷。村里面的小学只办到二年级，而且因为只有一个老师，所以混班上课。到了三年级，我只能去隔壁村的学校。路上要走三四个小时，都是荆棘小路。背着书包，还要带着自己一天的口粮——当然依旧是“地瓜米”。

艰难困苦，是一种磨炼，也是一种激励。目之所及的是环境的艰苦：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才通电，上高中的时候村里才开始有大路。切身感受到的更有学业坚持的不易。我那个时候，小学毕业能上初中的学生本来就少，从初中考上高中、从高中考上大学的更是少之又少。我记得高三那年，我们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大专。后来我自己放弃了大专，又复读了一年，才考上了本科。当时选择了福州大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分数还可以，另一方面也是考虑经济原因——离家近。

年少时形成的懵懂价值观，往往会影响此后人生轨迹的延展。我上大学是在1993年。我父母对于填报志愿都没什么概念，那时候只想我能考上大学、能从农村出来。我自己倒是有了一些目标和方向。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劲，外向型经济在福建很活跃，企业管理又是当时火热的领域，因此我打定主意，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

现在回想大学时光，我觉得当时的本科教育主要还是通识教育。我们那时候的企业管理专业，从学科建设来讲还不是特别完善，不像现在有一些特别系统化的应用教程，但从课程内容来讲涵盖面广、实操性强，既有高数，也有质量管理、生产管理，还有会计税务、成本控制等。

除了有的放矢地学习之外，我也收获了一些有意无意的启发。我印象很深的是本科期间选修了“资本论”。当时大学进行改革，课程已经有了必修课、选修课的区分。全校那么多学生，选修“资本论”的不到十个人。其实那个时候，学了也不一定真正懂得，但培植下了一点意识，总归有所裨益。

“农村出来的孩子”，说起来这个身份有利也有弊。一开始我的见识少，大学生活很单调。特别是在大一、大二，我不会娱乐，唱歌跳舞之类的都不会，只能天天泡教室。可与生俱来的“野性”，使我找到了体育这个释放的出口。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组织了一支队伍，从福州骑自行车到北京，骑行路程大约有两千公里。日常我们还会进行长跑、徒步以及一些球类运动。说白了，农村出来的孩子，天生就“野性十足”。

我经常说，我上初中没去过县城，上高中没去过省城，上大学才来到京城。以脚步丈量大地的过程，也是我用心感知时代、用行动体会成长的过程。2000年，我和人大结缘，成为人大法学院的一名法律硕士研究生。而这份缘，始于一个意外。

我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三年。刚好当时一个学法律专业的同学在准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我陪他去报名。他开玩笑说你也报名吧，我就报了。之后按部就班准备考试，没想到结果出来，我居然通过了。就这样，我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正遇上人大法学院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由于是全国联考非法学类的，我也考上了。于是我决定辞职，来到人大。

两年的人大时光，虽不算长，但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是专业。法律专业对我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有系统的影响。第二是老师。人大法学院在全国排名靠前，在各项全国竞赛中经常斩获第一，老师们也都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杨立新老师，那时候他刚从最高检到人大法学院当老师。杨老师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务经验，他对我影响很大。第三是同学。人大法学院的学术氛围很浓，同学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人大学习的过程，就是“厚积”的过程——开展密集式的学习，在优越的环境中受到熏陶。机缘巧合，我还当了法学院学生委员会的主席，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举办学术论坛、讲座。我们学生还有一本自己的学术刊物——《法苑》。在人大期间，我发表了不少文章，还荣获过奖学金。

2002年，我从人大法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北京。我换过工作，但一直都是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直到2019年，事业和生活都掀开了新的一页：我作为广电总局定点扶贫县德格县挂职干部，奔赴雪域高原。

人生路途的铺展方向，可能是兴趣所致，也可能是机缘使然。但最关键的几个选择，一定源自心之所向。我是从贫困地区走出来的孩子，“扶贫”就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无法割舍的情结。

◎ 初心如炬，薪火相承

曾经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会去扶贫，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扶贫二代，我要去扶贫的原因就是不想有扶贫三代。”

这当然是戏谑的表达，却也饱含着我的真情实感。“扶贫”二字，以及它背后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我从儿时便有所领会。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鲍财苗总是在为我们那个小村子忙碌。他的文化水平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已属难得。他当了很多年村支书，实实在在为大家做成了几件“大事”。联坪村地处偏远，村内多是泥土路，为此他四处筹措资金，通过政府补助、村民集资筹得100万元，修建了一条连接镇区和洋中片区的公路。他还四处联系给村里拉电，多方沟通给村里盖学校，争取扶贫资金并带着大家种果树、养家禽……那时候想做成一件事真的太难，几乎是举一人之力去硬扛。所幸，脚踏实地的付出终究收获信任和认可：1990年，父亲被评为永泰县扶贫先进工作者。

“传承”听起来也许是个很大的概念，但其实就在一点一滴的行动里。可能只是平平常常几句话，却有千钧之力。我还记得去挂职前，我给70多岁的父亲打电话。他很支持，说：“孩子，你去吧！”说起来，父亲只是一介布衣，但我从他身上看得到“天地之心”。他为自己考虑很少，虽然能力有限，但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大家的事。我从父亲身上学到很多，我想，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有那么一些真正的民族脊梁，不一定干出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但关键是：能站得出来，能豁得出去，能挑起担子。

“伟大的事业，最困难的路往往在最后一程。”我就是在“最后一程”中加入脱贫攻坚队伍的。2019年6月，我来到德格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主要进行对口帮扶的工作。

德格县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海拔高、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饮水、住房、产业发展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当地的老百姓。

与艰难繁重的工作同时袭来的，是身体上的强烈不适。由于高反非常严重，我经常处于缺氧状态，晚上睡不着觉，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周两周，天天如此。再加上正处于脱贫攻坚的扫尾阶段，我天天在路上跑。就这样每天奔波，确实对身体有极大的消耗。

直到如今，有些综合征、后遗症仍然困扰着我。比如我的记忆力本来还挺好，但是到了高原之后衰退非常厉害，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此外，我讲话也不如以前利索，有时候语速会变慢，有些词已经到了嘴边就是蹦不出来。

但总归我还是幸运的。现在回想，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有福分的一个人。我到德格县一年半的时候，身边就倒下了6个人，都是我身边活生生的人。倒下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工作太累，又受到当地温差太大的影响，晚上还好好的，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人就没了；有的是高原气候导致血压出现问题，血液比较稠、供血不足；还有的是交通原因，德格县是全国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县，横断山脉经常有落石塌方，交通事故频发。总而言之，我觉得能平安归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到藏区挂职的干部都值得尊敬，他们真的是以热血奉献、用生命奋斗。

事不经不知难，人不磨不知坚。我刚去的时候，工作非常难做，没有一项工作是顺利的。一个最突出的难题就是语言不通。而当语言不通的时候，用心交往成了最佳的选项。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去的时候有个亲戚帮扶活动，就是和当地的群众结对子、认亲戚，帮助亲戚解决实际困难，为亲戚办好事、办实事。我的一个亲戚总是得病，为了能看好他的病，我专门找了一个懂藏语的医生去他家里给他看病，他也很感动。后来挂职期满我快要走的时候去看他，他居然叫我“鲍县长”。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真的是令我内心激荡、感动不已。很多人说，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叫“鲍县长”，他也就跟着叫。而触动到我的是，这可能是他一辈子说的第一句普通话，甚至可能是他一辈子当中说过的唯一一句普通话。真心换真心，虽然朴实无华，却感人肺腑。

我是“鲍县长”，也是“背包县长”，这些称呼是当地老百姓对我的认可。我几乎每个乡每个镇都走过，就是背着背包走访调研。包里主要放着水和药，因为我爱喝茶，也经常吃救心丸。除了这些实际的物品，我想，包里也有满盈盈的责任和热腾腾的希望。

◎ 知重负重，善作善成

脱贫攻坚，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可以大干一场的广阔天地。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既要有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决心和韧劲，也要有苦干实干、善作善成的担当与作为。

因为是定点帮扶，在工作中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发挥自己行业的优势，也就是广播电视和网络实体的优势。此外，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德格虽然是山区里的深度贫困县，但从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来看一点都不贫困；另一方面，以当地的生态和自然条件为基础，开发其他产业不一定特别合适。所以，我当时在文旅宣传和开发方面着力最多。

如何让山区里的德格被更多人看见？如何讲好这里的故事并发挥其影响力？我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尝试。我联系了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组，在海拔4 000多米的山巅拍摄制作《天路——脱贫攻坚的德格实践》节目。看起来这是一档政论类节目，但其实包含着丰富的细节和元素。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要鲜活，也要立体。我们找了很多一线的脱贫攻坚优秀代表，有医生、有老师，还有村里面一线的扶贫干部，为的是把整个扶贫的故事展现出来。节目里也展现了德格的不同侧面：壮丽的自然风光、美丽的村寨、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传奇、独特的藏族民族风情。

当然，成如容易却艰辛。为了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除了克服天气和高原的影响，还要解决用电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在海拔4 200米架起了演播室，安排了13组摄像机和2组非常大的灯光。没想到刚一通电，灯就烧了，因为农电负荷不够，特高压上不去。后来通过各种关系，从国家电网调了一部发电车过来，我们才把这档节目录制完成。好在功到自然成。这档节目最终点播量很高，意味着节目除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之外，实际上也很好地展示了德格县脱贫攻坚的形象。而且，这档节目也调动了大家的工作激情，因为大家看完这档节目之后都很自豪，觉得脱贫攻坚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教育可以反映脱贫攻坚成果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说：当初河南卫视《脱贫大决战》栏目组前来拍摄，本来想从产业扶贫的角度找素材，但是我深刻了解当地企业的实际情况与其他地区相比实在不突出，于是坚决建议从教育入手，最终编导也同意了我的想法。

制作节目需要精雕细琢，最终呈现的效果要以小见大。其中有一个镜头，我设计的是反映一个实际情况——“小手拉大手”。大手就是大人，小手就是小学生。大人没上过学，小学生上过学，小学生可以教会大人怎么存钱、怎么取钱——以前钱可能就放在毛驴背上。看似平常的存钱取钱，背后折射的却是金融服务的落地。金融服务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拍摄“小手拉大手”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一个镜头，是姑姑带着两个侄儿一起上学。藏区相对来讲超生现象比较多，由于姑姑还在上学的年龄，根据控辍保学工作要求，我们必须把她拉回来继续完成学业。他们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周日就住在搬迁的地方。这个镜头，不仅反映了牧民生活的变化，即从山上到山下，大家共享水、电、教育、医疗，也反映了脱贫攻坚的政策，比如生活区和生产区要分开。

教育扶贫有情怀，更要以实招见实效。我们借助直播卫星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搭建“空中课堂”，让德格的小学生和北京的小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等的孩子同上一堂课。因为教材都是人教版，同上一堂课就有了可行性。刚开始推进时，我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很多人说这怎么可能，山区高原的孩子怎么能跟北京的孩子比呢？我说没关系，一定要相信孩子，可能起初确实有差距跟不上，但孩子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事实正如我所料。我们选择了当地教学质量比较高的小学做试验，选择的课程都是一些当地没有开设但是按规定必须上的，比如音乐课，结果发现效果很好，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就几乎没什么差别了。

而且有的时候，孩子们的悟性真是难以想象。我曾经去一所小学拍了一个小视频，内容就是当地孩子们唱歌，唱得特别纯粹特别干净。我在视频号上发布出来，那时候还没有关注如何提高点击量，就是靠大家的转发，没想到这个小视频的播放量竟然很高。

课堂里的教育，毕竟需要时间才见成效。如何提高劳动者素质、利用劳动者素质，需要另下功夫。举一个例子，当地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画噶玛嘎孜画派唐卡。哪怕没上过学，只要在这方面有特长，就可以学习。这就相当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了脱贫攻坚的一种资源。除了唐卡，当地还有锻造、雕刻、陶瓷等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发展为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既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种手段，也是让当地人利用自己的劳动技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脱贫攻坚必须围绕人做文章，回归本性，回归人的能力，不要只局限于一项具体工作带来的眼前的社会效益或是经济效益。有时候只要“点”突破了，“线”就突破了；“线”突破了，“面”也就突破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以小带大、以点带面。

◎ 履践致远，惟实励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在高原上奔波了两年，付出了大量心血。我想我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脚下有泥土，心中有光。

扶贫要心系民生。在民生问题中，相对重要的除了教育，还有医疗。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各种医疗需求大量增加。没有口罩、没有呼吸机，我都努力对接解决。最早的时候，整个甘孜州只有两台呼吸机：一台在甘孜医院，是政府配置的；另一台在德格县医院，是我通过北京的一个机构对接过来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再寻常不过的电视，却是牧民们的稀罕物。小小一方屏幕，其实是通向外界的一扇窗。我仍然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农村里，要想认识外面的世界、城市的生活，最主要的就是靠电视。所以，解决雪域高原看电视的问题也成为我的一个工作重点。我多方对接资金和设备，给牧民们发放“户户通”等电视接收设备，同时协调德格县建成应急广播平台系统、大喇叭系统及覆盖网络。除了让牧民们能看上电视，还得为他们提供好节目。我在努力提升电视节目质量上下了很多功夫，抓实民族地区节目供给，协调相关机构捐赠优质电视节目和电视剧资源。

扶贫要扶治。治理的“治”非常重要，要因地制宜。举个例子：以前当地群众有个习惯，一到挖虫草的时候，放学后就不让孩子们学习了，让他们去挖虫草。我和群众讲，最好的虫草在学校，最好的出路在课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脱贫必须从娃娃抓起。孩子上学必须去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接受共产党的教育。

扶贫也要扶志。要在思想上调动大家脱贫的积极性，营造团结向上的氛围，还要培养他们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唱响民族团结之歌。

扶贫工作千头万绪，我所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比如，推进当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协助举办非遗传承带头人培训班，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宣介德格印经院，联系10多家单位与德格签订扶贫合作框架协议，引进各类帮扶资金……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有了到基层锻炼的实际经历，我对于脱贫攻坚这项伟大事业有了新的认识。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立体的、全方位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也特别注重党建引领。在实际的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招招处处都必须落实落地。只有做实事、讲实话、出实效，老百姓才会认可，才会觉得这是党的好干部。另外，要懂得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要学会为群众着想，还要学会如何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发动群众。

我能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天时地利人和，背后其实有无数砥砺前行的身影。作为扶贫干部，我在茫茫雪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但对口帮扶这项工作是举广播影视、网络视听的系统之力完成的，源于德格县脱贫的28个村和我们广电总局的28个单位一一对应。有了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有了德格县2020年2月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脱贫摘帽的成果，然后才有了我的个人荣誉。

我挂职期满离开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要走了都很不舍得。我收到了两千多条哈达，走到半路上还有人送。这些洁白的哈达，既是真挚的情谊，又是美好的祝福。所有的哈达我都带回来了，我要为每一条哈达找一份善缘，善始善终。给每一位朋友送哈达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必须做一份贡献。这也是一种爱与责任的传递吧。

如今回望，我也有一些想对人大说的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大的教诲，令我受益良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大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转折点。人大不仅教授我知识，也教会我许多人生的道理，给予我精神成长的力量。

我还有一些期盼和祝福送给人大。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我们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一方面，要继续发挥自身本来的优势，建构起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培养体系；另一方面，要面向世界，多培养一些国际新兴产业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要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建设，才有可能影响世界、引领世界，这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应有之义。

鲍金虎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22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负责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

文/李宣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