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笔写之前,总要给自己提出三个问题:我想写什么,如何写,以及为什么写。
——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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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为“故事”沉思,是在2009年的西安。时值严冬,我在城郊踩着积雪寻找张国。所有媒体都在找他,这个出身陕西农村的外派工程师,干了件很轰动的事——在巴基斯坦遭塔利班绑架,49天后成功越狱。
是的,塔利班,就是你从电视上看到的恐怖分子。我敢打赌,不管你曾将他们想象得多么青面獠牙,都未必料到全球恐袭故事里会有中国人的身影,而且是手无寸铁地逃出生天。
然而,当张国真的站在我面前时,我只看到了一个失魂落魄的男人。他哆嗦着,频繁往炉子里加煤。但很显然,火焰驱赶不了恐惧。最后,他什么也不干,把头埋进双掌。我也停止发问,将寂静留给烈火、沸水和眼前这个满是故事却无从说起的同龄人。
张国的故事是这样的:2008年,他以工程师身份被外派至巴基斯坦,一次执行任务时和同事龙晓伟一同遭塔利班绑架。49天后,二人越狱,最后只有张国一人成功。
我曾在《南方周末:后台》一书中记录过这次寻访。文章开头有我和张国见面的细节:
张国开始在我面前掩面抽泣起来,此时我们的访谈才开始了不足20分钟。无论我多么小心翼翼地提问,“塔利班”三个字都如芒刺般插进他那因恐惧而收缩的大脑皮层。
“不说了行吗?”这个29岁的陕西男人用近乎恳求的目光看着我,我似乎要听见他伤口裂开的声音。在一阵难以自持的颤抖过后,张国开始抽烟,咳嗽。
这是2009年2月26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星期四上午,我第一次见到张国——一个被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了49天后成功“越狱”的传奇人物。
这个极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曾让我在接到选题后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兴奋。在飞往西安的飞机上,我开始勾勒对张国的幻想——他会凶猛如史泰龙,冷峻如《越狱》里的迈克尔,还是精明如《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银行家?事实最终还是嘲笑了我的一厢情愿——当我走进这座位于西安西郊的冰冷廉租房时,它的主人只是一个在重度抑郁症困扰下惶恐不安的农村青年。
张国的讲述自然从他的病情说起。他说他害怕睡觉,梦里塔利班士兵会用刀子割他的脖子;他说怕到人多的地方,噪声让他如临大敌;他甚至拒绝了所有朋友的探望,他为过去发生的事感到莫名羞愧。
这种混乱的逻辑和畸形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给采访造成了困难。我完全明白对一个抑郁症病人的过去刨根问底是件多么不敬的事情,但职业规范却敦促我去完成一个尽量完美的叙述,在后来的数天时间里,这无论对张国还是我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我不打算马上和盘托出这个故事,因为后面的部分还需要它。接下来,我想向你展示的是,在非虚构作者眼中,写故事就是做工程,既要遵循工序,也要激发创造力。
就像建筑艺术家,奔涌的想象力背后,并非随性任意,而是一以贯之的理性和严谨。 看似恣意挥洒背后,是早已精心设计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