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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日，美国极右翼抗议者暴力涌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自由派和左翼评论者立即谴责了这一行动。涌入国会大厦的人们试图阻止国会认证202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即唐纳德·特朗普被民主党人乔·拜登（Joe Biden）击败。英国左翼作家保罗·梅森（Paul Mason）将此次事件类比于1934年2月6日发生在巴黎的事件。在巴黎的那次事件中，极右翼联盟组织了一次主要由退役军人参与的示威活动，企图袭击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和总统府爱丽舍宫。他们抗议由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领导的左翼联盟政府的组建。次日，达拉第宣布辞职，被前总统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取代。杜梅格组建了中右翼政府，使1932年大选获胜的左翼联盟无奈出局。因而，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预测：“杜梅格政府代表着从议会制转向波拿巴主义的第一步。”
1934年2月6日，法国极右翼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相比之下，2021年1月6日，美国极右翼虽然进入了国会大厦，但至少短期内，他们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拜登正式成为美国总统。然而，事件的严重性不容忽视。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于1789年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以来，其总统换届时的权力交接一直是和平的，但拜登的就职典礼是在25 000名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士兵的保护下举行的。这是自1861年3月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
此外，随着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发展，美国政治中出现的两极分化不仅是一种地方现象，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且不只局限于帝国主义的核心势力范围。与今天许多左翼有关右翼势力崛起的解释不同，我旨在将其理解为全球现象。
现代极右翼在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灾难时代”的1914—1945年取得了其最大的胜利。左翼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亚诺·梅耶尔（Arno Mayer）将其称为“20世纪的大危机与30年战争”。这一时期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兴起。大国之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达到极限，导致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破坏性的世界大战。战争破坏了原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并动摇了其合法性，导致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既出现了极左翼，也出现了极右翼。
二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1930年代的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中爆发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无力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金融动荡，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最严重的系统性危机。这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直到1930年代末才出现好转。
三是革命和反革命并存。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为1917年俄历10月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背景，并为受十月革命启发而掀起的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础。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引发了右翼的强烈反应，包括俄国内战和德国的反革命暴力。
因此，在欧洲大陆，统治阶级的政治为反革命所主导，特别是在大萧条的爆发进一步破坏了既有体制的稳定之后。倾向于威权的右翼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英、法等西欧主要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议会形式，转而依赖军队和警察的镇压。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写道：
193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自由主义看起来疲惫不堪，有组织的左翼已经被瓦解。关于意识形态与治理的唯一斗争发生在右翼内部——威权主义者、传统保守派、技术官僚与激进的右翼极端分子之间。在整个1930年代，只有法国还存在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战，直到维希政权结束。在意大利、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右翼占据着主导地位。 [2]
托洛茨基将波拿巴主义描述为“军警专制政权”：一旦两个社会阶层——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官僚与军警的统治条件就建立起来了。政府变得“独立”于社会……这正是波拿巴主义的模式。马佐尔认为，新旧右翼政权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旧的右翼希望将时钟拨回到前民主精英时代，而新的右翼则通过大众政治工具来夺取并巩固政权。 [3]
正如梅耶尔所说，独裁右翼政权的盛行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1914年，整个欧洲拥有土地和军功的贵族继续在统治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尽管英国和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大陆的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独裁贵族统治在中欧又继续存在了长达25年。因此，反革命是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延续。
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代表了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它很少以其纯粹的形式出现［例如，在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运动从属于佛朗哥（Francoy Bahamonde）的军事独裁统治］。除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两个经济体，这并非偶然。当然，这两个社会都是在不均衡发展与联合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们展示了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193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非同时代的共时性”（contemporaneity of the non-contemporaneous），即代表着不同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的共存：鲁尔的钢铁厂或都灵的汽车厂与东普鲁士的贵族地主庄园或意大利南部的大庄园共存。在普兰查斯（Poulant-zas）看来，它们是“继俄国之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法西斯主义的动态表现，特别是在最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中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1）代表一种承诺与当下发生革命性决裂的政治风格；（2）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社区和破坏性的外来者，尤其是“世界性的犹太金融资本”，并以恶毒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特征；（3）组织一场群众运动，特别是从小资产阶级中招募成员组建准军事组织；（4）作为一种激进化的动力，它充分地体现在纳粹试图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
当然，统治阶级不会轻易地考虑让这种政党上台，只是准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支持它们，即用其来对抗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的力量因革命运动的失败（1918—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和1920年9月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的失败）而受到了削弱，但仍然保留了极强的组织和斗争精神，令军政独裁者感到棘手。
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了粉碎和分裂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需的动力。然而，不论统治阶级多么不情愿，正是由于其支持，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才得以上台执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上台都未事先赢得自由选举，在上台后，他们开始镇压左翼，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托洛茨基关于德国的著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及其给工人运动带来的致命威胁。他对法西斯主义发展动态的洞察止步于权力的夺取。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他对法西斯主义政党与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深刻认识。他设想这些问题将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得到解决。最终，法西斯国家以军事失败而告终。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简洁明了地指出的那样：“好大喜功的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政权将自己赶下了悬崖。” [4]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不仅引发了俄国革命以及其他效仿俄国革命的尝试，还引发了资本为使其自身得以生存而重建体制的探索。葛兰西使用“被动革命”（passive revolution）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些反应。被动革命在于分子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力量构成，从而成为新变化的母体。这涉及试图捍卫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融入一些使生产力社会化的压力来避免其被推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革命和全球萧条时代，被动革命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法西斯主义，它将经济干涉主义与对工人运动的系统镇压相结合。第二种即葛兰西所说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它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而达到高潮。
葛兰西在1933年所做的分析存在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即此时大萧条和这些政治反应都处于早期阶段，因此他不知道法西斯主义和新政都无法克服经济危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出现。在二战中，美国式的自由帝国主义击败了法西斯帝国主义，美苏之间的竞争导致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军事经济持续存在。法西斯主义可能是对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但它并非解决方案。
与上述“灾难时代”相同的一点是，当今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它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美帝国主义的衰落。自1945年以来，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并因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而遭受严重的地缘政治失败。二是金融驱动下的增长乏力（长期萧条）因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而加剧。1980年代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涉及全球生产结构调整和放松金融监管，但未能克服1960年代—1970年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盈利危机。这些危机趋势与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所说的资本的新限度——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融合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这是气候变化将造成更严重的灾难的预兆。三是新自由主义引发的一系列运动和反抗与反动运动的发展并驾齐驱。自199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引发了约瑟夫·库拉纳（Joseph Choonara）所描述的左翼反抗的三个周期：墨西哥的萨帕蒂斯塔起义和全球南方尤其是玻利维亚的反新自由主义起义，以及又一次全球性的国际运动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际运动（1994—2005年）；阿拉伯街头抗议，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自2019年春季开始的“新一轮反抗运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起义，以及智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黎巴嫩、海地、几内亚等国的大规模抗议。2020年夏季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运动得到世界各地的声援。然而，这些运动与极右翼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形成了反差，后者不仅以选举取得突破（莫迪、特朗普和博索纳罗）为标志，还以埃及（2013年）、泰国（2014年）、玻利维亚（2019年）和缅甸（2021年）的一系列政变为标志。
总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在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多维危机中崩溃。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出任拜登政府财政部部长后，在写给下属的信中说：拜登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四大历史性危机”，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气候危机、系统性种族主义危机以及持续了50年的经济危机。
其结果就是一场霸权危机，但左翼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甚至连稍微可以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成就也没有。在北半球，最进步的斗争可能就是希腊在2010—2012年反对欧盟实施的紧缩政策。这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党于2015年1月在选举中获胜，但该党领导人、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却在六个月后屈服于布鲁塞尔和柏林。由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改革派左翼的崛起遭遇了选举失败。然而，爱尔兰是一个重要的例外，激进左翼政治组织“人民先于利润”（People before Profit）取得了重要的发展。
由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苦难和错位加剧了极右翼思潮在过去几年里大幅扩散。这些思潮已经成功地将由此产生的愤怒转移到了“国际化精英”以及移民和难民身上。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极右翼相比，当今的极右翼有四个显著特征。
首先，当今极右翼的出现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在北半球，极右翼不再像1920年代—1930年代那样直接地反对革命以及针对左翼的发展。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全球工人斗争蓬勃发展的刺激下，新自由主义努力使阶级力量的平衡重新转向了有利于资本的方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但工人们自下而上的斗争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动力，无法提供一种能够激发大众想象力的进步选择。这使极右翼得以利用失调的现状所引发的不满和愤怒。
其次，当今极右翼的第二个显著特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方面。如今，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关键元素是“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由于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发起的“反恐战争”未能巩固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然而，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以往也存在一定的连续性：（1）对左翼的敌意仍是一个重要元素。在拉丁美洲，根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更传统的反共主义与针对当地穷人的阶级种族主义融合在一起，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反对左翼政府的运动中更是这样；（2）反犹主义仍然是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法西斯主义者而言。
再次，当今极右翼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选举型政党（electoral parties）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中也存在着危险和法西斯主义元素。在欧洲，当今的时代背景与1920年代—1930年代截然不同，当时威权政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农业精英统治的延续。1945年之后，在美国的指导下，西欧重建为自由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由于主流政党的软弱无力，当今极右翼倾向于成为能够跻身于大联盟的局外人，比如意大利的联盟党（Lega）、德国的选择党（AfD）等。然而，当今极右翼也呈现出多样性。有些政党努力取得选举胜利。它们也关注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主题，但却寻求激进的威权主义解决方案，如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最后，当今极右翼的第四个显著特征是，虽然受益于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但却缺乏有特色的经济计划。事实上，一部分政党——特别是德国选择党和英国独立党/英国脱欧党——融合了欧洲怀疑论和经济极端自由主义。导致极右翼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然而，当今极右翼在提出可以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媲美的方案方面并没有实现任何突破。
正如上文所示，主流保守派、极右翼与彻底的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这种流动性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情形下，例如当博索纳罗和特朗普等人突然变得位高权重时。这甚至像历史学家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正在面对的是“后法西斯主义”。
此外，选举政治在当今极右翼中的主导地位也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它给领导人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径划清界限。然而，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精英政治与草根运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可能有利于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美国或许是体现这种相互作用的最佳例证。
将美国描述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似乎非同寻常。毕竟，美国仍然是霸权国家，其军事和财政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然而，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金融危机累积的经济影响。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言论将美国描绘成全球化的受害者，但美国的大型银行和企业不会认同这一观点。它们从生产全球化和彼得·高恩（Peter Gowan）所谓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中获益匪浅。此外，五大信息技术巨头（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代表了美国主宰资本主义未来的雄心。然而，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2020年3月美国政府的救市表明：
在美国经济表现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两党的政治团体及其主要的政策制定者有意或无意地得出了一个鲜明的结论。确保非金融和金融公司再生产的唯一方法是在政治上干预资产市场和整个经济，以便通过直接的政治手段为财富的向上再分配提供财力保障……长期以来，随着政治掠夺的加剧，我们面临的是日益恶化的经济衰退。 [5]
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过去的一代人经历的是工资被压缩，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量制造业的就业、储蓄和房产的蒸发，以及家人在中东战争中丧生、变成残疾和遭受创伤。这种经历被特朗普与共和党人利用了。
二是功能失调的政治结构越来越有利于共和党。大大小小的资本都受益于旨在保护财产不受多数公决原则影响的宪法。许多机制确保了这一宗旨：即使在普选时代，总统仍然是由选举人团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权力很大，但极其不具代表性，各州无论人口差异如何，都有相同的代表权；华盛顿的政治僵局强化了有终身任期的最高法院法官作为宪法仲裁者的权力。由于以下原因，资本的特权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这些原因包括：简单多数制选举制度将政治竞争限制在两个根深蒂固的亲资本主义政党之间；法院认可富人向政治家提供资金的权力。近年来，共和党利用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对选民的压制来巩固自身地位，尤其是在州议会和国会中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对资本家非常有利，资本家已经派人打入各级国家机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基本上不受任何民众运动影响的政治体系。
三是种族分裂。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种族主义，但没有哪个国家的种族压迫比美国更严重。奴隶制和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被铭刻在宪法中。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不断地进行领土扩张并开启了工业革命，白人奴隶主与小生产者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林肯（Lincoln）通过采取越来越革命的手段赢得了南北战争——最重要的是，他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并将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武装起来。然而，在1865年联邦取得胜利后，黑人及其白人盟友重建南方的尝试失败了，这意味着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正式赋予非裔美国人的法律与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被剥夺了。尤其是在南方，他们受制于种族隔离制度。1950年代—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提升了部分黑人中产阶级的地位，但非裔美国人仍处于社会经济阶层（the socio-economic ladder）的底部。此外，他们是系统性国家暴力的对象。受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制度的引导，很多白人至上主义者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在黑人、拉丁裔和穆斯林身上。
在此背景下，自2015—2016年总统竞选开始，特朗普就利用人们对美国政府的腐败和政治僵局的愤怒以及美国公民的种族主义，最终在2016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然后，他利用同样的因素在其混乱的任期内站稳脚跟，并在2020年11月获得了7 400多万张选票。
从长远来看，特朗普对美国右翼政治的变革更值得关注。这场变革始于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描述的“他在2017—2018年对共和党的迅速接管和无情清洗……特朗普的核心优势是他在美国民众中令人震惊的人气及其大量推文引发的狂潮” [6] 。此外，特朗普还将国家领导力、媒体关注和政治合法性赋予了众多极右翼团体，并与其存在互动。
本章开头提到的国会大厦暴力袭击事件导致特朗普与美国统治阶级真正决裂。但毋庸置疑，特朗普已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场情势危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可能应运而生。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做出了颇具洞见的区分：
目前，共和党是两类人的联盟：那些想操纵体制的人（大多数政客、部分选民）和那些梦想打破体制的人（一些政客、许多选民）。2021年1月，这一点在保卫现有体制的共和党人与试图颠覆现有体制的共和党人之间表现得显而易见。 [7]
这里的重要问题不是这两个派别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坚守在一起。“真正的特朗普主义者”的竞选实力是其保持不分裂的强大诱因。在1月7日舆观（YouGov）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45%的共和党人支持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在1月23日至25日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1%的共和党选民表示，他们仍然对特朗普持积极态度。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只占13%，相比之下，92%的民主党人和52%的无党派人士支持弹劾特朗普。特朗普在国会中的拥护者无疑主要是受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的驱使，尤其是为特朗普的支持者的规模和忠诚所吸引。然而，为了满足这些支持者，他们必须模仿特朗普的极化言论。
由此产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可能会为真正的法西斯势力提供机会。企业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遇袭事件的强烈反感表明，如今的情况已与1920年代初的意大利或1930年代的德国大不相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垄断资本都不会不顾一切地寄希望于威权主义解决方案，更不用说法西斯主义了。
然而，我们不能对当前垄断资本不愿意支持极右翼威权主义的状况过于乐观。首先，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的拉纳·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给出了一个有趣的预测，将比特币泡沫、1月6日的帝国衰落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联系在一起：
比特币等高度波动的加密货币的流行有可能被解读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早期信号。在这一秩序中，美国和美元的角色将不再重要。比特币的崛起反映出，部分投资者相信，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旨在稳定市场的货币政策让位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不断加剧的美国债务货币化，美国最终将在某些方面效仿魏玛时期的德国。 [8]
当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多重危机的严重性可能会鼓励部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发动更加残酷的攻击，并试图利用足够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来使这种攻击长期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了乌戈·帕列塔（Ugo Palheta）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威权强化”。马克龙（Macron）领导下的法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采取了大量的镇压措施。反法西斯主义者在过去50年里的金玉良言是：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在法西斯主义者一出现时就立即动员起来，在他们变得太强大而难以被击败之前将他们粉碎。
其次，存在着促成上文预言实现的危险。极右翼有可能充分破坏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以致部分统治阶级欢迎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其有能力恢复秩序。自201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政坛遭遇的准内爆（quasi-implosion）表明了一个复杂体系中表面上看起来很小的变化如何能够引发突然且令人困惑的转变。
梅森认为：“我们必须面对它。美国法西斯主义有平民化的民众基础，特朗普选择了领导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际社会，激进和革命的左翼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如何对抗这一日益危险和紧迫的威胁。梅森的策略是增加国家的镇压能力，并与自由中间派结盟：
在20世纪，面对法西斯主义，所有发现自己是被攻击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发现：反法西斯的暴力是不够的——它不能与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攻击性与变幻莫测相匹敌；你必须呼吁国家捍卫民主和法治……你是在对抗资产阶级。我们要么采取策略推翻他们……要么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利用民主留给左翼和工人运动的空间展开充分动员，捍卫我们所拥有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精英和暴民的临时联盟”。这正是2021年1月6日发生的事情……1930年代欧洲的教训是，唯一能击败精英和暴民联盟的是中左翼临时联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像1934—1936年的法国和西班牙一样，你不仅能够赢得选举，还能够创造一种大众流行的反法西斯文化。 [9]
就梅森的文章所给予的一切启示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策略。首先，他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实际上，只有结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然而，此时此地，我们应该“利用民主所允许的空间”。在批判斯大林的“第三时期”政策（将改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时，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见解，强调了工人运动对捍卫这一空间的重要性：
在数十年中，工人们通过利用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资产阶级内部建立起了自己的堡垒和根据地，包括工会、政党、教育和体育俱乐部、合作社等。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所允许的范围内获得权力，而必须走革命的道路。这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证明。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些工人民主堡垒对于走革命道路是绝对必要的。 [10]
尽管自19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出于托洛茨基所给出的原因，捍卫资产阶级民主仍然至关重要。他认为，这需要通过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的方式来实现。1935年，在之前的阶级斗争策略在德国失败后，共产国际采取了“人民阵线”战略，这相当于是工人运动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便是梅森所倡导的方法的本质，但它同样会导致灾难，就像在193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
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回到1934年2月6日的巴黎。当时，法国极右翼临时联盟迫使总理达拉第辞职，这一胜利引发左翼做出了更强烈的反击。布赖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和克里斯·米灵顿（Chris Millington）在其关于1934年2月6日事件的研究中写道：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立即谴责极右翼临时联盟的行动是企图发动法西斯政变。2月9日，共产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作为反击，在此期间，四名男子在与警察发生的冲突中丧生……2月12日……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CGT）发起了总罢工。共产党没有打算加入这一行动。相反，它继续谴责社会党是2月9日杀害工人事件的同谋。然而，共产党无法阻止其成员在巴黎街头自发地与社会党成员一起采取行动。两党普通成员团结一致的表现为两党联盟带来了希望。……到了1934年7月，社会党和共产党结成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正式联盟，即人民联盟（the Rassemblement Populaire）。翌年，激进党的加入使联盟进一步扩大。1936年6月，当安德烈·莱昂·勃鲁姆（André Léon Blum）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时，这个“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 [11]
因此，上述1934年2月6日的事件导致了左翼与右翼的进一步两极分化。詹金斯和米灵顿强调，1934年2月12日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示威活动比2月6日的示威活动更为声势浩大，团结一致的浪潮席卷全国，346个地方发起了示威游行和罢工。两党领导人走向团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下层的压力。
然而，正如梅森暗示的那样，人民联盟扩大（包括激进党的加入）和人民阵线的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属于工人阶级，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然而，激进党是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党。与激进党结盟实际上意味着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法国资本家的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2月6日被迫下台的达拉第在1938年4月以中右翼联盟取代了勃鲁姆短暂的第二届政府，最终埋葬了人民阵线。他于1938年9月与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协定》（ Munich Agreement ），镇压了当年11月的总罢工，并于1939年8月取缔了共产党。正如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赋予国家更大的行政权力就会锻造出用来对付左翼的新式武器。
因此，1930年代法国的经历几乎不能表明“中左翼临时联盟”是击败法西斯主义的途径。中间派不仅没有坚持斗争，反而背叛了革命。当我们考虑当代“极端中间派”的性质时，这种历史判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其主要的政治代表包括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托尼·布莱尔等。这些新自由主义秩序管理者的失败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与其同类结成联盟会让极右翼更容易成为现状的真正挑战者。
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大规模动员以阻止法西斯分子的组织和游行，这是从1930年代反对英国法西斯联盟、1970年代反对纳粹联盟以及最近反对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保卫英国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的斗争中获得的经验。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开展大规模反法西斯运动需要的不是人民阵线，而是统一战线。换言之，就是将不同政治倾向的左翼、改革派和革命派以及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组织联合在一起，动员起来反对法西斯。这绝非易事，更为重要的是，与社会民主派的结盟开启了通往“极端中间派”的道路。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派力量的参与，反法西斯主义者深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组织的能力就将受到致命的限制。
因此，击败法西斯的方法就是在左翼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动员起来反对法西斯。然而，本章的分析突出了危机、革命与反革命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当今极右势力的崛起。如我们所见，灾难时代也是一个反抗的时代。第一个天灾之年取得了重要胜利——希腊法西斯“金色黎明党”领导人入狱，玻利维亚政变发生逆转。“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抗议活动表明，反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动员力量，它远远超出了黑人社区甚至美国的范围。这类运动可以通过召唤一种进步和民主的方式来取代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从而削弱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1] 本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5期。原文来源：Alex Callinicos，“Neoliberal Cap-italism Implodes：Global Catastrophe and the Far Right Toda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70，Apr．2021。翻译有删减。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佟艳光：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曹立华：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
[2] Mark Mazower， Dark Continent ：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Allen Lane，1998），p．28。
[3] 参见上书，第28-29页。
[4] Robert Paxton， The Anatomy of Fascism （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p．171。
[5] Robert Brenner，“Escalating Plunder，” New Left Review 123，2（2020）：22。
[6] Mike Davis，“Trench Warfare：Notes on the 2020 Election，” New Left Review 126，2（2020）：17。
[7] Timothy Snyder，“The American Abys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2021。
[8] Rana Foroohar，“Bitcoin's Rise Reflects America's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5，2021。
[9] Paul Mason，“The Trump Insurrection：A Marxist Analysis，” Medium ，January 12，2021，https：//medium．com/mosquito-ridge/the-trump-insurrection-a-marxist-analysis-dc229c34cdc1。
[10] Leon Trotsky，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1），pp．158-159。
[11] Brian Jenkins and Chris Millington， France and Fascism ： February 1934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pp．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