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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写道：“魔鬼最高明的诡计就是说服你相信它并不存在！”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其鬼把戏就是装作他们根本不存在。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工程，但是当权者鲜少谈论新自由主义。《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甚至在2005年刊登了《新自由主义？它不存在》（“Neoliberalism？It Doesn't Exist”）一文，将新自由主义的“不存在”公之于众。
这一诡计背后隐藏的是令人不安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新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综合工程，它与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相关，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将国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国家的传统职能——用资产阶级的话来说——是维护社会再生产，但如今这一职能只剩下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是打造绝对资本主义体系，当代人类生存和生态将因此而被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
“新自由主义”概念已存在近百年之久，但其政治影响近期才大幅显现。当1920年代自由主义在欧洲各地分崩离析之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首次出现，呼应了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的崛起。新自由主义凭借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三部作品——《民族、国家与经济》（ Nation ， State ， and Econo-my ）、《社会主义》（ Socialism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首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很快发现，米塞斯的思想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随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于1921年创造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1923年，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者海伦妮·鲍威尔（Helene Bauer）对米塞斯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24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穆塞尔（Alfred Meusel）针对米塞斯写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长篇批判，该文经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编辑后刊登在德国社会主义理论期刊《社会》（ Die Gesellschaft ）上。
穆塞尔和鲍威尔认为，米塞斯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是“流动资本时代”或“金融资本时代”的新学说，其目的是公然为资本集中、国家从属于市场、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管控体系辩护，米塞斯是“资本的忠实奴仆”。穆塞尔写到，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无情的激进主义，试图从单一的竞争原则中提炼出全面的社会宣言”。米塞斯认为，竞争原则具有绝对优势，凡有悖于此的事物皆属于“解构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米塞斯指出，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或许都没意识到他们在为社会主义招贤纳士，为解构主义铺平道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过就是解构主义者。
在《自由主义》一书中，米塞斯对比了“旧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他认为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注重平等，而后者除了接受机会平等之外，拒绝其他任何形式的平等。米塞斯通过支持“消费者民主”来解决民主问题。他认为，“自由竞争发挥作用就已足够，生产的上帝是消费者”。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是一位年轻的米塞斯拥护者，曾深受其影响。起初，哈耶克被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吸引，参加了米塞斯在维也纳举办的非公开研讨会，他们都厌恶1920年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红色维也纳思潮。1930年代早期，哈耶克应早期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邀请，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在纳粹接管奥地利之前，米塞斯担任过奥地利法西斯总理兼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经济顾问。在《自由主义》一书中，米塞斯声称：“不可否认，法西斯主义及其他试图建立独裁统治的（右翼）运动，其出发点都极好，它们的干预拯救了当时的欧洲文明，法西斯由此赢得的赞扬将永垂史册。”后来，米塞斯移民瑞士，随后前往美国，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纽约大学任教。
二战以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作品应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其矛头直指市场自我调节之谜。该书出版于1944年，当时同盟国胜局已定，西方战后秩序也逐渐明朗。波兰尼的批判缘起于他对红色维也纳的支持。他与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政见相投，都极力反对米塞斯、哈耶克及其他右派分子的观点。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说，新自由主义是将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中，这与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中正相反。在波兰尼出版该书时，大众的普遍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注定失败，而“大转型”意味着国家调控经济的胜利。凯恩斯成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权威，凯恩斯时代到来了。
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波兰尼对重振市场自由主义的深切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1938年，正值二战爆发前夕，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研讨会于法国举办，米塞斯和哈耶克皆有出席。部分与会人士明确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表述，但这一表述后来被弃用。毫无疑问，人们仍未忘却1920年代新自由主义遭受的猛烈批判。但新自由主义计划在二战后卷土重来。1947年，朝圣山学社成立，它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构成新自由主义思想复兴的制度基础。除了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之外，首届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的主要参与者还有卡尔·波兰尼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他是化学家、科学家和冷战专家。
二战后的20多年被称作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凯恩斯主义主导了整个黄金时代。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中期出现，经济开始停滞，其初期表现为滞胀。凯恩斯主义从正统的经济理论中消失，被新自由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先是以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经济学为幌子，而后演变为重组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打造被市场左右的国家和社会。
在新自由主义跻身主流之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敏锐地捕捉到其精髓。1979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名为《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的讲座，详尽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福柯精彩地阐释说，国家不再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的财产保护者，甚至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利益的维护者。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国家的职责是全面积极地推动市场原则，抑或叫作资本主义竞争逻辑，使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国家也将被吞噬。
福柯写道：
自由主义的最初构想是由国家定义并监管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者颠覆了这个构想，主张自由市场应成为国家组织和调控的基础……换言之，国家接受市场监管，而不是市场接受国家监管……
我认为，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正在于此。常有人说，今日的新自由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老式自由主义经济的重现与再兴，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内部的问题和危机、无法实现各国特定的政治目标而被重新启用。但我们不应该对这种说法抱有幻想。事实上，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些问题更攸关生死……市场经济存有瑕疵，所以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人人都有各种理由不信任它。因此，问题的焦点是市场经济是否有能力成为国家运行的原则、形式和模型。 [2]
总而言之，福柯写道：“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全面行使政治权力。”新自由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社会政策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不应通过干预来抵御市场体系的影响，而应通过干预来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扩展至社会的各层面。社会和国家都无法脱离市场的影响，国家应成为市场自我调控和扩张的担保人。人们不再认为垄断市场与寡头市场违反了竞争原则，而是认为它们只是竞争的表现形式。福柯认为，要区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前者更注重虚构的平等交换或交换条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主导原则是自由竞争，而非交换条件——但这种自由竞争已被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从而为垄断势力和诸多不平等现象辩护。
福柯认为，显而易见，随着社会保障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福利的消亡，国家的社会再生产管理职能会凌驾于一切之上，以推动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个人全靠自己的积蓄（抵御风险）”，没了国家的保护，个人成了大企业的猎物。这种转变致使由少数垄断巨头掌控的私人金融资产进一步扩张。
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次系统性的试水行动，旨在通过国家推行“市场全面调控社会”的政策（国家也从属于市场）来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解除对资本的束缚。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新奇事物”，作为一项全方位的原则，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使是经济危机，也只是判断是否应将市场逻辑扩大到其他领域的指标。
克雷格·艾伦·梅德伦（Craig Allan Medlen）进一步发展了保罗·斯威齐的观点。梅德伦认为，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涉及国家经济活动与私营部门之间“界线”的系统性转变，对国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国家通过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不断为市场和资本提供补贴，导致界线明显向国家一侧收缩，国家除了在军事领域进行投资和消费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空间。
19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如经济衰败时期的机会主义病毒一样重现。凯恩斯主义危机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资本吸收或过度积累问题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重组首先以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形式出现，之后，随着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而演变成如今的形态，其本身就是经济停滞的产物。由于产能过剩和投资停滞愈发严重，货币资本更多地流入金融部门，新型金融工具应运而生，以吸收过剩产能。金融泡沫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然而经济停滞的趋势仍未改变。与二战后的几十年不同，在大萧条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从未超过80%，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位不足以刺激净投资。
这些现象都说明，20世纪垄断资本正在向21世纪垄断金融资本过渡。信贷的迅猛增长即为例证。尽管金融危机频发，但信贷扩张在经济体系中得以制度化，导致了财富积累的新型金融架构的形成。随着1989年之后世界市场的开放，在掌握了控制金融和技术的数字化体系后，新帝国主义通过劳动力套利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在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地带的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的带领下，这一切在金融化和价值掠夺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到极致。
国家的职能是确保主权在民和社会保障，但这些职能被不断削弱，引发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危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加之大部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受损，导致大众的不满加剧，但这种不满无法得到明确表达。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资本试图动员中下阶级（大多为反对变革者）同中上阶级和工人阶级对抗（特别是对移民进行种族攻击）。这样一来，游离于市场之外的国家就成了人民公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发展型“联盟”。
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之间的距离就像它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正如哈耶克在《自由宪章》（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一书中所主张的，由于新自由主义国家代表的是由市场控制的、由规则主导的经济秩序，并致力于把这种经济秩序固化并延伸至整个社会，所以它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而是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就算不干预经济领域，也会把商品交换原则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教育、保险、通信、医疗服务和环境领域，因此还是干预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所构想的新秩序中，国家是市场的化身，它只有在代表价值规律的时候才是至高无上的。在哈耶克看来，价值规律几乎等同于“法治”。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财产关系蕴藏于法律体系中，国家变成了体现在法律体系中的正式的经济规则。福柯认为，哈耶克所谓的“法治”就是国家强制进行“正式经济立法”，这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其目的是建立“游戏规则”，防止国家偏离商品交换的逻辑或资本主义竞争的轨道，并在社会中进一步推行这些规则，将国家置于“市场至上”的最后担保人的地位。福柯认为，迈克尔·波兰尼在《自由的逻辑》（ The Logic of Liberty ）中对上述规则阐释得最为精准，他在书中写道：“自发形成的法律秩序的主要职能是管控自发形成的经济生活秩序……通过法律体系制定并执行这些规则，生产和分配的竞争机制在这些规则下运作。”
因此，主要的社会生产关系或主要的阶级-财产关系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体现在商品化的法律体系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中。新的利维坦摒弃了前资本主义的所有陷阱，它不再是凌驾于商品交易之上或之外的势力（即上层建筑），而是从属于市场逻辑，为推行市场逻辑服务。福柯认为，这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法律秩序理性化，简单地说就是限制国家权力，强行实施正式经济规则。与此同时，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武力使用者，被赋予推行私有化新秩序的职能。由此可以联想到亚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为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 Levia-than ）创作的著名的卷首插图，图中众人纷纷将主权移交给巨人君主。换作今日，应由一位身着西装的法理巨人代替众人，西服内包裹着大企业。如今，不戴王冠的法理巨人不会一手持权杖，另一手持剑，而应一手持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该法案原意为保护昔日奴隶的权利，后为企业的法律主体资格提供依据），另一手持巡航导弹。新自由主义的利维坦是遵循单一市场逻辑、职能愈发单一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绝对的，代表着绝对资本主义。
绝对资本主义自然也包含矛盾，其中有五个矛盾最为突出：经济矛盾、帝国主义矛盾、政治矛盾、社会再生产矛盾和环境矛盾。这些矛盾皆指向体系的整体性失败。借鉴马克思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广义批判，我们能更好地预判经济危机的走向。位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带的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主导了国际资本流动，并通过商品链控制了垄断金融流动资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性和结构性产物。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新兴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绝对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矛盾仍是过度积累和停滞，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企业开始兼并，金融化（采取投机手段集中金融资产）启动，这使21世纪资本主义业已存在的头重脚轻问题进一步恶化，长期存在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大。
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表现为全球劳动力套利和全球商品链体系以及全球垄断的加剧。南北工资的差异大于南北生产力的差异，是新帝国主义整个剥削体系的支点，南方新兴经济体低廉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成了全球供应链和新价值攫取体系的基础。这些现象标志着新帝国主义的诞生，全球不平等、不稳定和斗争因此而加剧。美国霸权的衰落使情况愈发糟糕，可能因此而爆发大范围的、无休止的战争。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政权代表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携手合作，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越来越从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政府无法有效控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构等政府部门，而金融资本却对其具有十足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将国家视为外来机构，由此引发了除了超级富豪阶级和富人阶级之外的三个主要社会阶级——中上阶级、中下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图中，中上阶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其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经济阶级（economic class），还依赖于整个政治权利体系，所以他们密切关注所有针对政府的攻击。由此一来，中上阶级与自由民主国家就结为一体。相比之下，中下阶级主要由小企业主、中层管理人员、企业白领和销售人员（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的白人宗教激进主义者）组成，通常是反国家、亲资本的民族主义者。中下阶级认为，国家福利多半流向其两个头号敌人：中上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直接受益于国家，后者愈发被贴上种族标签。中下阶级还包括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卫”。当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利益需要捍卫时，中下阶级将接受有钱人的派遣，但其本身也是极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工人阶级主要是指美国人口中收入最低的、占人口总数60%的群体。工人阶级最受压迫，构成也最为复杂（因此最为分裂），但仍是资本的敌人。
与过去一样，资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仍是工人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欠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兼有受剥削的农民阶级的身份，情况更是如此。工人阶级只有与其他底层阶级联合，形成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统治阶级联盟，才能变得最强大（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 ”的真正含义）。剩余的1%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缺乏政治基础，而政治基础仍是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必要条件。从唐纳德·特朗普到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微妙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意在调动资本主义体系的“后卫”，让居住在农村的、信教的白人中下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军队。但是，这其中蕴藏着右翼民粹主义危险，最后将威胁到自由民主国家的存亡。
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性别矛盾、种族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所折射出的危机已经不局限于工厂的剥削，危机已蔓延至关乎劳动人民生活的更广泛的领域，包括社会再生产的主要阵地，如家庭、社区、教育、健康、通信、交通和环境。社会再生产场所遭到破坏，工作条件不断恶化，使恩格斯所谓的“社会谋杀”（social murder）现象重现。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即是例证。贫穷女性化、种族资本主义、无家可归、城市社区衰败、中产阶级化、金融剥夺和生态衰退等问题在更多社会领域中显现，这为阶级斗争、种族斗争、社会再生产斗争和环境危机提供了更广阔的温床。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绝对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绝对资本主义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绝对资本主义体系在现阶段（以及任何阶段）所特有的最严重的矛盾，由此引发了21世纪地球与人类关系的“死亡螺旋”问题。在1970年代，生态改革时代很快被环境超载时代取代。在绝对资本主义中，绝对的、抽象的价值占主导地位。在一个金融财富至上的体系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不再有直接联系。这不可避免地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地球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如前文所述，米塞斯用“毁灭主义”（destructionism）为社会主义定性。他十分看重这个观点，所以在《社会主义》一书中用长达50页的笔墨来论述。米塞斯写道：“社会主义不建设，只破坏，因为毁灭才是它的本质。”社会主义只“消耗资本”，而不替代或增加资本。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只顾极度挥霍当下的资源，不关心人类的未来，这是毁灭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他所预见的未来蕴藏于资本积累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正是米塞斯曾强烈痛斥过的那种绝对毁灭主义的典型。虽然技术变革继续发展，但作为体系核心的资本积累（投资）依旧停滞不前，只有在企业减税、国家活动私有化等的短期刺激下才有起色。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不均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世界各地工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条件在恶化，人类栖居的地球也陷入了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侵占、浪费和掠夺导致的。科学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当今的这些趋势，资本主义巨头将动摇工业文明的基础，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而最坏的后果将由现在的年轻一代承担。
如果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地球目前面临的危机，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50年代至1870年代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分析是一个有益的参考。其关键词是“灭绝”（extermination）。马克思在1859年写到，1846年［该年的标志性事件是爱尔兰大饥荒和《谷物法》（ The Corn Laws ）的废止］之后，英国（以及英裔爱尔兰）资本家发起了一场针对贫农的残酷战争，或者说“消灭”了靠种植马铃薯来维持生计的爱尔兰自耕农。爱尔兰通过粮食出口供养了英国工业，其土地地力因此而被消耗殆尽。恩格斯将大饥荒之后的数十年称为“灭绝期”（Period of Extermination）。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人都使用了“灭绝”一词，这在当时有两个含义：驱逐和消灭。因此，“灭绝”一词准确地概括了爱尔兰人民当时的悲惨遭遇。
19世纪中期，爱尔兰问题的根源在于殖民体系中“十分严重的代谢断裂”。1846年之后，一直负责为土壤施肥的贫农逐渐被驱逐和消灭，爱尔兰的农作物生产与地力维护之间脆弱的生态平衡被完全打破。这引发了又一轮驱逐农民、农场整合以及退耕还牧（以满足英国的肉类消费）的运动。正如1867年马克思所言，爱尔兰农民需要在“灭亡还是革命”（ruin or revolution）之间做出选择。
如今，类似事件正在世界范围内上演，各地的自耕农发现，在全球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自己的境遇愈发艰难。此外，生态破坏不再局限于土壤破坏，而是蔓延至包括气候在内的整个地球系统，危及地球上的全部人口，让本已生活在生态恶化地区的人们更加绝望。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写下了著名的《灭绝主义的注释——文明的最后阶段》（“Notes on Exterminism，the Last Stage of Civilisation”）一文，研究了地球面临的核威胁和环境威胁。无须讳言，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面临着被毁灭的威胁——生态毁灭、经济毁灭、军事毁灭和帝国主义毁灭，无数物种濒临灭绝。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摄氏度，工业文明面临崩溃，甚至连世界银行都认为，如果按此状况发展下去，崩盘将于不日到来。因此，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提出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口号已不足以形容现状，必须替换为“社会主义还是‘灭绝主义’”，或马克思的“灭亡还是革命”。
新自由主义对绝对资本主义的推动加快了世界走向全球灭绝主义或毁灭主义的步伐。在此进程中，资本和国家在二战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然而，人类还有一个选择：实施自下而上的长期生态革命，以建设一个真正平等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可满足大众需求的世界，即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
[1] 本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8期。原文来源：John Bellamy Foster，“Absolute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71，no．1（2019）：1-1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王爽：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车艳秋：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2]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