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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fascist）、准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早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或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t）运动，作为边缘现象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这些运动当然是右翼的、反工人的、反穷人的，但我们在本质上必须将其同一般的右翼政党运动和不同色彩的运动区分开。毫无疑问，后者容易逐渐发展为前者，但我们仍然必须强调前者的独特性。
法西斯主义运动至少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它们总是极其仇视一些不幸的少数群体，把这些群体视为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所描述的那种“内部敌人”，并将“国家”现有的所有社会弊病都归咎于这些群体的存在；第二，它们不仅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完全非理性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让它们摆脱这种偏见；第三，它们把自己设定为运动，试图获得社会霸权，并区别于单纯的秘密社团或谋杀团伙（尽管后者也可能受到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启发，并可能在这些运动中找到活动空间）；第四，它们并不反对利用街头暴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即使在有机会获得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将街头暴力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对付所标定出的少数群体，当然也反对一切与它们对立的自由、民主和进步意见。
这些特征构成了它们与一般右翼政党的特殊差异，所表现出的这些特征与法西斯主义运动有关，而与掌权的法西斯分子无关（他们必须为获得权力而发展其他特征，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一点）。虽然这些运动在大多数时候可能是边缘现象，但它们在历史的某些危急关头会走向中心舞台。这些危急关头的特征在过去已被广泛讨论过。但是考虑到目前这种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我们有必要重新展开这一讨论。
本章的目的就是如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边缘运动是在什么条件下占据中心舞台的？它们掌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些运动在当代的兴起？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如何设想在这些运动实际掌权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这些讨论可能无法捕捉到某些特定国家的特定运动所涉及的某些重要的具体细节。当然，这是一般性讨论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必须从区分法西斯主义运动与法西斯国家开始。目前，我们关心的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如前所述，一方面，我们必须将这种运动与右翼资产阶级政党运动区分开；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将其与世界各地历史上对付左翼的谋杀团伙区分开，拉丁美洲近年来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一旦我们将法西斯主义运动与纯粹的谋杀团伙区分开，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体制丧失合法性的情况下，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仅仅看作统治阶级对付新兴左翼的武器，其理由就变得不够充分了。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被企业-金融寡头们视为对抗左翼的武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但这些运动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它们毕竟是运动，而不仅仅是暴徒和杀人犯的秘密社团。它们的民众基础在某些时候会扩张，这种扩张虽然得到了企业-金融寡头的资助，却不会仅仅听命于企业-金融寡头。至于为什么它会扩张，这个问题必须单独回答。
在我看来，这种扩张是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一，处于特定经济状况——如在经济危机期间——下的人民感到需要摆脱这种局面，即迫切要改变现状；第二，传统的资产阶级——非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发现自己无法为解决这种特定经济状况提供任何出路，只能推行一套可能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政策；第三，出于某些原因，左翼处于无法掌握主动权的地位。简言之，当人民迫切希望打破现状，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又没有能力打破这种现状，而左翼有能力做出改变但不在其位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会兴盛。
因此，我接受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与法西斯主义高涨之间存在联系的传统观点。但我认为，这种联系必须被视为是通过扩大运动的民众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而不仅仅是执政寡头的政治阴谋，后者试图借此阻止危机可能导致的工人阶级斗争性的增长。
法西斯主义在此种危急关头抓住了机会，不是因为它提出了某种可以替代传统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主张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带来了话语的转变。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或其他相关政策都极其模糊，它没有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共有的话语领域内提出新政策，而是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领域。
当前面提到的三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无组织的“中间阶级”（在某些情况下，“被抛弃的”工人感到被他们的传统领导人背叛了）感到走投无路，需要一个能够把其从这个绝望和痛苦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的“弥赛亚”。法西斯主义运动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弥赛亚”而兴盛起来的。它们承诺要打破政治僵局，但却是通过非理性的夸张术语，而不是通过建立可信的经济方案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方案必然需要进行一种冷静的理性分析，至少需要指出超越当前使人们深陷危机之中的经济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西斯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力图通过用经济计划打破政治停滞来解决危机，这个经济计划有望超越应为危机负首要责任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法西斯主义不是通过一个具体的计划，而是通过不切实际的非理性主张来打破这种停滞。
从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这最后一点可能会引起争议。也许有人会说，纳粹毕竟通过备战让德国摆脱了大萧条引发的失业，因此其确实有一个克服危机的计划。
但这是一种不准确的理解。德国法西斯主义尽管在事实上通过重整军备促进了就业——这构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早期版本，但它不能仅仅被看作一种有意识地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努力。它执意发动战争，显然利用了因《凡尔赛和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而受害的德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但是，它发动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些不满；它的战争计划是相当独立的，并且是建立在极端不理智的基础上的，例如“优等民族”概念、千年帝国愿景以及其他类似的荒谬行径。纳粹的经济计划只是这种非理性行为的后果，而不是一项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议程。
同样，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动战争，而不是提供就业。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以暗杀了财务大臣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就是因为在他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计划使日本接近充分就业后，他想停止增加一切战争开支。
因此，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提出一项经济议程，从而结束使人民深陷危机之中的紧急局面。从根本上看，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对非理性的诉求，尽管就像1930年代那样，法西斯掌权的后果有可能是对危机的克服，但这种紧急局面是有利于非理性诉求的。然而，这种后果并非必然的，正如本章稍后将论证的那样，在当前的紧急状态下，在法西斯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发生。
1930年代，德国出现紧急情况的标志是“政治终结”，当时“正常”的政治活动看起来根本没有能力带领社会摆脱危机，而这正是紧急情况的特征。“政治终结”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金融资本尽管始终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并要求国家进行干预，但总是反对国家为增加总需求而采取的任何刺激就业和产出的直接干预。因此，在金融资本霸权主导的体制下，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通过民族国家的干预而寻求走出萧条的方案都不可能出现。德国的一些工会和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J．M．Keynes）曾提出，由几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采取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措施可以抵御特定金融资本的反抗，但这种可能性也因金融界的反对而遭到破坏［即使在美国，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启动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也很快就被叫停，进而导致了1937年的新一轮经济衰退 [2] ］。
第二，德国还面临一个额外的限制条件。它不得不背负《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它的战争赔偿金重担，这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实施复兴计划的空间。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停止了对德国的贷款；当德国货币因杨格计划（Young Plan）而不允许贬值时，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使德国的出口失去了竞争力。这两个因素共同加剧了德国的困境。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的通货紧缩与财政紧缩政策旨在安抚债权国，让它们放宽德国赔款的支付条件。尽管这一政策极大地加剧了危机和失业，但由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替代方案并没有对该政策形成多大竞争。
至于德国左翼，由于不团结，故而不可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德国共产主义者（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偏狭的“第三时期”路线，给社会民主主义者打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样认为，台尔曼（Thlmann）和希特勒（Hitler）之间以及共产主义者与纳粹之间没有区别］之间的敌意阻止了出现任何一个联合左翼计划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提出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社会民主党人过于懦弱，以至于不敢否定《凡尔赛和约》的遗留物，甚至不敢反击布吕宁的“紧缩政策”；而德国共产党人一心想要发动革命起义，没有兴趣提出一个可以动员民众支持从资产阶级秩序内部开始变革的临时性过渡方案。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再试图发动革命起义的努力不仅失败了，还出现了后继乏力的局面。诚然，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年轻失业工人的加入使共产党的力量和得票率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不足以使共产党本身获得战略性优势来打破业已形成的僵局。因此，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法西斯主义起源于失败革命的洞察是对这种形势的恰当描述。
因此，德国的困境及在危机中的政治停滞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资产阶级阵营的补救措施加剧了危机，但左翼太过分裂，以至于无法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纳粹的得票率从1928年的2．8%增加到了1932年7月的37．4%。
法西斯主义运动几乎没有借助深思熟虑的经济计划，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在掌权后可以随意推行任何政策。无论他们在掌权前如何言辞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在掌权后，他们都是服务于企业-金融寡头的利益。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者在掌权前的言论与他们在掌权后同企业资本达成的和解之间的矛盾，通常是通过法西斯主义的自我清洗来解决的。其中，德国的“长剑之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场行动中，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和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被残酷镇压。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者的上台虽然以民众的支持为基础，但只有通过企业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首先，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支持，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议程；恰恰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偏离左翼通常关注的经济议题的话语；恰恰是因为他们本身在经济问题上的易变，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力。简言之，法西斯主义虽然没有自己的经济计划，但却将人们的注意力完全从经济领域转移开来，因此它首先吸引了企业-金融寡头，这也是企业-金融寡头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因。当然，当法西斯主义者掌权时，不管他们最初的言辞如何，由于这种支持，他们都会直接促进企业-金融寡头的利益。
掌权的法西斯主义具有亲企业的本质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没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讨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格奥尔基·迪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将法西斯国家描述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公开进行恐怖主义的独裁政权。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后来进一步写到，掌权的法西斯主义是企业资本与“法西斯新贵”之间的联盟。甚至连墨索里尼（Mussolini）也认为应该把法西斯主义（据推测，他指的是掌权的法西斯主义）称为“国家和企业权力的一种结合”（尽管他的说法并不成立）。企业资本与法西斯之间的这种联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前者不受大屠杀和迫害少数群体的法西斯主义议程的干扰，而掌权的法西斯主义者则非常愿意执行企业的议程。
现在，让我们看看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使前面提到的有利于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条件得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国际金融资本霸权体制的产物，它们体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偏好。在一个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世界里，国家仍然是民族国家，而这些偏好是强加给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否则资本就会流出这个国家，从而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论人民选举谁组建政府，除非政府将国家从金融全球化的漩涡中解救出来，否则都将继续奉行同一套政策。一般来说，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组织——只要足够谨小慎微，至少不会通过实行资本管制来脱离全球化——在掌权时都会追求同样的一套政策。新自由主义体制所产生的政治“终结”正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
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政治“终结”，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遵循同一套政策。也就是说，它不仅使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和懦弱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组织无法推行任何一套“新自由主义”所涵盖的政策之外的其他策略，而且还引发了一场危机。讽刺的是，这场危机必然要求推行一套替代性的政策。 [3]
这一危机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新形势下，宗主国将资本活动定位于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满足全球需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将资本活动定位于本国。这一事实不会导致第三世界劳动力后备军规模的相对缩小，因为转移到第三世界的经济活动并不见得就是就业密集型产业，而且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同时发生了剥夺小生产者的进程（后来更是如此），它意味着各地实际工资的矢量停止了增长。
第三世界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并没有相对缩小，这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工资依然只够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资本的流动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工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之间的竞争。这就意味着，虽然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不会完全降低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但它会停止上涨。因此，将发达国家的工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放在一起后，实际工资的矢量就停止了增长。
尽管实际工资的矢量没有增长，但各地劳动生产率的矢量却在不断增长。因此，各国的收入分配都在从劳方向资方转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导致不平等加剧成为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包括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及其同行（尽管他们给出了非常不同的理由）。此外，劳方的消费倾向高于资方的消费倾向，这导致世界各经济体都呈现出了需求不足（即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
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如果通过外包将经济活动和产出从消费倾向较低的经济体转移到消费倾向较高的经济体，那么原则上就可以抵消每个经济体内部的生产过剩趋势；但外包经济体的特点与接受外包经济体的特点正好相反。例如，1美元收入在美国产生的消费比在中国或印度产生的消费更大。事实上，每个国家内部的生产过剩趋势都会通过生产活动的转移而进一步增强。因此，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特征。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运作本身就具有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即蕴藏着危机。
现在我们来看导致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如果存在某种抵消生产过剩的趋势，那么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就不会转变为现实的危机。如果国家有意识地进行干预以刺激需求，从而遏制任何过剩危机，那么国家就可以提供这种抵消生产过剩的趋势。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不是一种纯粹的预期趋势，而是会突然爆发成一场危机，因为本可以抵消这种趋势的国家对此无能为力。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遵循全球化金融的偏好，否则就会有资金从这个经济体外逃，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而且，由于金融资本不欢迎任何直接刺激总需求的国家干预（事实上，资本希望国家干预也只是为了给资本自身的利益服务），所以，国家必须避免此类刺激总需求的直接行动。换句话说，每个民族国家都在刺激需求以遏制本国的生产过剩趋势的问题上举步维艰。
有理由认为，就上述判断而言，美国政府应该是一个例外。它能够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刺激经济的内部总需求，同时资金也不太可能逃离美国，因为美国货币被认为“与黄金一样好”。但是，美国政府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现有的全球化框架涉及货物和服务相对自由地跨国界流动，所以采取任何此类行动都只会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机会，而美国的需求将外泄到这些国家。 [4]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债也会极大增加。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倾向于回避这种直接的刺激需求举措。
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需要探讨，即不是某一个国家在其境内刺激总需求，而是几个主要国家联合起来提供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从而增加整个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这样的举措相当于几个主要国家走到一起，像一个替代性的世界国家一样行事，从而刺激整个世界经济。
但是，几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可以忽视国际金融资本压力的替代性的世界国家——进行这种协调一致的干预的前景，在今天就像在1930年代首次提出这一建议的大萧条时期一样，依旧遥不可及。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生产过剩的预期趋势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生产过剩的事后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只有偶然才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可以刺激实际需求。这种情况即便出现了，也只是短暂地缓解危机，随后世界经济必然会重新陷入危机。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被时不时称颂的“经济复苏”都是这种类型：美国的一个小泡沫在其破灭前可以刺激经济实现短暂的复苏，然后再次导致衰退。如果把今天的世界经济比作一个在地板上弹跳的球，球向上移动意味着经济的复苏，球向下移动意味着将重新陷入崩溃，这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因此，当今的世界经济面临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使世界经济陷入危机，任何立场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甚至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组织都无法摆脱各自国民经济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有与全球化脱钩，即超越以全球化金融霸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当前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的阶级取向使其在本质上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超越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很难指望资产阶级政治集团能够动员工人阶级的支持来对抗国际金融资本的需求。由于害怕脱离全球化导致的过渡性困难，即使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也不愿尝试超越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
因此，前文提到的法西斯主义出现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条件（存在人们迫切希望克服的停滞、死胡同和危机，以及传统上强大而公认的政治集团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这一危机）在当前的局面下得以实现。但第三个条件，即左翼应对能力不足又如何呢？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条件是否也存在呢？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有一种自发倾向，它可以在危机发生前通过“正常的”运作来削弱针对它的阶级抵抗。这是因为：不管是阶级斗争还是工会斗争，基本上都发生在民族国家境内，资本的全球流动有助于削弱这种斗争。资本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因为各国之间的斗争是不协调的），将使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内苦苦挣扎的工人的情况变得更糟。对这一点的担忧困扰着这些工人。同样，对工人斗争可能导致金融资本出现外逃的预期，将引致激烈地反工人阶级的通货紧缩措施，这一点也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工人的头上。除此之外，工会力量的削弱至少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众所周知，公共部门的工会比私营部门的工会更强大，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美国的公共部门中近1/3的雇员加入了工会，私营部门的相应数字只有7%左右。因此，公共部门私有化通过解散工会和降低工会化程度而削弱了工会运动。
第二个原因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各国劳动力后备军的相对规模都在扩大，尽管这种扩大在各国之间的表现方式各有不同；而后备军相对规模的扩大会削弱工会运动，新自由主义也会因此而削弱工会运动。
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劳动力后备军相对规模的扩大是资本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的直接结果。这自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第三世界国家尽管是这种资本转移活动的接受方，但其劳动力后备军的相对规模并没有相应缩小。这是因为，除了这种转移，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有另一个重要后果，即通过国内外企业资本以及代表它们利益的国家对小生产者进行蚕食。
这种对小生产者的蚕食是资本的内在趋势，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去殖民化后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统制型政权的限制。这些国家从1930年代开始进行反殖民斗争，由于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大批农民加入了斗争的队伍，国家承诺独立后不再让农民遭受这种苦难。这一承诺必须兑现，统制型政权力图通过一整套措施来保护、促进和捍卫小生产者的利益，其中的重要措施是避免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国家干预向农民提供有利的价格。当然，并非所有农民都平等地从这些措施中受益，富农和地主获得了最大份额的利益，但这些措施意味着国内外企业基本上被排除在农业部门之外。
不过，这种保护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而消失了，它导致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开启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这种原始积累发生在“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即企业资本彻底剥夺了小生产者的财产（或者“一口气”买断了他们对资产的权利），同时挤压他们的收入，甚至达到“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进行的程度。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印度发生的农民大规模自杀事件——在15年的时间里夺去了30万农民的生命，这在印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暗示了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这种原始积累过程意味着大量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被迫迁徙到城市寻找工作，但即使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是极少的。这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曾经由统制型政权施加的对结构和技术变革的所有限制都被取消了，这就释放了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应较低的就业增长率。例如，在印度，2004—2005年度至2009—201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8%，常规就业增长率（即经常状态下被雇佣人数的增加率）却仅为0．8%。 [5] 后一比率远低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更不用说包括大量流离失所的小生产者在内的人寻找工作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增长。
在某种意义上，对印度的统制型政权时期与新自由主义时期进行比较是具有启发性的。在统制型政权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3．5%左右；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则增长了一倍。历届政府和布雷顿森林机构都对此大加赞赏。在统制型政权时期，印度的就业增长率为2%左右；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其就业增长率降至不到1% ！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后备军相对规模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扩大不仅直接削弱了工会运动，还因另一个因素而削弱了工会，即就业配给形式本身发生了变化。不是说100名劳动力中有90人就业、10人失业，而是我们转向了几乎每个人有90%的时间处于就业状态。也就是说，从业劳动力与劳动力后备军不再是两个明显可区分和可识别的实体，而是出现了大量临时就业、兼职就业、间歇性就业、隐蔽性失业、“小企业家”（往往是隐蔽性失业的一种形式）等现象。就连由此产生的就业机会也像服装业那样，常常以“家庭生产”的形式出现。
简言之，就业不再采取类似于从前那样可以成立工会、有着大规模人数的形式。由于工作的临时化，组织工会在新形势下变得更加困难，这影响了左翼的斗争能力。此外，在这种形式下激增的劳动力后备军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氓无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手中的强大武器。
农民也是如此。面对跨国农业企业的掠夺，在与跨国农业企业的对抗中，由于得不到国家的任何支持，农民的斗争能力相比于以前大大下降了。前文提到的自杀事件就是一个标志。
除了所有这些因素外，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左翼自身的倾向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危机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带来了高增长率，左翼被其表面上“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蒙蔽。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对劳动人民施加了压力，但左翼并不认为它在历史上已经过时，即不认为超越它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二，即使在国际金融资本的霸权下，全球化也代表了某种国际主义的变形，而对新自由主义的任何抵制必然会退回到某种被认为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左翼对超出一定限度的抵制持矛盾态度。
这些观点不完全适用于整个左翼或所有地区的左翼。它们只适用于部分左翼，而且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加适用。由这些原因导致的左翼实践的弱化并不是一种绝对现象，但它却使法西斯主义的滋生成为可能。从美国到欧洲再到印度，自二战以来，法西斯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但目前还没有真的出现一个法西斯国家。在左翼试图重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地方，比如在英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击退了法西斯主义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必须从其复杂性来理解，这也是本章接下来想要讨论的。
1930年代与现在的主要区别在于：当时的金融资本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国家金融资本意在获得或捍卫自身的“经济领土”，即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保持或扩大其份额；但是今天的金融资本却是国际性的，这种资本反对以任何形式分割世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差异的一个影响，即当代法西斯主义，即使作为军国主义运动的副产品，也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危机。这是因为，国家财政支出的资金要么来自对资本家的征税，要么来自借贷——国家能够实现总需求净增长的唯一融资方式，但这两者都会引起国际金融资本的不满，即使法西斯国家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命令。
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的武力对峙，甚至形成的法西斯国家，都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触发大规模的战争，即超出局部地区的战争。因此，当代法西斯主义既不可能得到法西斯主义最初曾获得过的那种支持（因为它能缓解危机），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大规模战争中毁灭自我。基于此种原因，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更为持久的现象。
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在当代不太可能发生，这无疑是一种慰藉。但是，即使局部战争也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另外，基于此，即使这种挥之不去的低强度法西斯主义（可能成功地建立，也可能无法成功地建立一个成熟的法西斯国家）也同样危险。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强大，但法西斯政权本身在许多地方无法掌权，或在其掌权的地方无法建立法西斯国家，因此无法使它们的统治永久化。米哈尔·卡莱斯基的著名论断“在法西斯主义之下没有下一届政府”可能不会成真，但这确实意味着当代法西斯主义将会存在一段时间。
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只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由其导致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所产生的危机就不会改变；只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我们就会陷入法西斯主义长期存在的困境。如果法西斯主义继续向法西斯国家推进，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它即使在“选举游戏”中被淘汰而失去权力，也仍将作为替代方案继续存在，并定期重新掌权。它必然以渐进的方式导致政治和社会的“法西斯化”，扼杀人道主义观点、民主意识，以及自由的更不用说进步的观点。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内部，似乎没有办法消灭或边缘化法西斯主义的存在。法西斯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其成熟期给人类的“礼物”，它使世界经济陷入危机，走进了一条没有明显出路的死胡同。
超越法西斯主义存在的唯一途径就是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左翼可以做到这一点，并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替代方案，但需要赢得自由选民的支持才行。为此，左翼必须与反对法西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达成协议，甚至要坚持同一个经济计划，以带领人们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方案。
但是，任何这样的经济计划，如果它是一个重大的计划，都将立即遭到金融资本的反对。资助这样的计划——按照欧洲的模式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建立全民公费医疗服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需要更多的国家支出。此类开支将不得不通过对资本家征税或政府借款来筹集资金，因为通过对工人征税来资助这种计划不会使他们的福利得到净改善。正如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如果通过这两种方式为更大规模的国家开支提供资金，那么这将遭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反对。
因此，任何此类经济计划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的全球化脱钩。首先是对资本流动的控制，随着金融资本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妥协的国家实施制裁，这种控制必然会扩大。因此，如果坚持这些改革举措，即使在现有体制内采取缓和的“改革主义”步骤，也将开启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辩证进程。
目前，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中，只有左翼具有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愿景。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它能够在打击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带头作用，这种斗争必然需要战胜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招致的，也只有通过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才能克服危机。
无论如何，为了发挥其潜在作用，左翼必须动员起来并与社会上所有其他反法西斯的力量合作，克服自己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持的矛盾心理。
[1] 本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5期。原文来源：Prabhat Patnaik，“Neoliberalism and Fascism，” Agrarian Sou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no．1（2020）：33-49。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刘明明、邹雷靖：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关于大萧条时期的讨论，参见C．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 1929 - 1939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3] 关于这场危机的更全面的讨论，参见P．Patnaik，“Capitalism and Its Current Crisis，” Monthly Review 67，no．8（2016）：1-13。
[4] 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试图通过他的保护主义来改变的东西。
[5] 参见 C．P．Chandrasekhar and J．Ghosh，“Latest Employment Trends from the NSSO，” Business Line ，July 12，2011，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 line．com/opinion/columns/c-p-chandrasekhar/Latest-employment-trendsfrom-the-NSSO/article20304971．ece。